清代文言小說

從宋代開國到明代結束，文言短篇小說大都追蹤魏晉和唐代，但是，都沒有能夠有所逾越，清代是文言短篇小說經歷了宋、元、明代近七百年的沉寂后的華麗轉身。

清代初期出現的《聊齋志異》異峰突起，成為文言小說創作的又一頂峰之作，開啟了清代小說空前繁榮的序幕。《聊齋志異》一出，模仿蔚然成風，擬作大量涌現，雖然沒有一部文言短篇小說集能與《聊齋志異》相抗衡，卻也各有自己的特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進一步把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推向高潮。較著者有：王士禎的《池北偶談》、袁枚的《子不語》（《新齊諧》）、沈起鳳的《諧鐸》、和邦額的《夜譚隨錄》、“長白浩歌子”的《螢窗異草》、曾衍東的《小豆棚》、樂鈞的《耳食錄》、宣鼎的《夜雨秋燈錄》和王韜的《遁窟讕言》、《淞隱漫錄》、《淞濱瑣話》等。《聊齋志異》風行百余年之后，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問世，雖然紀昀對《聊齋志異》頗有微詞，認為它是“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指摘其中取法傳奇、善于描寫的作品，但仍可見其受《聊齋志異》的影響。與《閱微草堂筆記》類似的還有屠紳的《六合內外瑣言》、俞樾的《右臺仙館筆記》。它們與《聊齋志異》相呼應，標志著文言短篇小說創作在清代的崛起和興盛。

除此之外，沈復記錄自己與妻子閨房之情的傳奇體傳記《浮生六記》，王晫仿《世說新語》的志人小說集《今世說》，梁維樞、吳肅公專輯明代文人軼事的《玉劍尊聞》、《明語林》，以及許奉恩的志怪小說集《里乘》等，都為清代文言小說的興盛做出了貢獻。

《聊齋志異》出現在康熙年間，蒲松齡創造性地繼承了文言小說的傳統，把文言小說創作推向更高的階段。

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淄川（今山東淄博）人。蒲氏雖非名門大族，但累世書香，其父蒲槃廣讀經史，學識淵博，因年逾二十尚未考上秀才，加之家境貧困，遂棄儒從商。蒲松齡少時體弱多病，由父親啟蒙教讀，于十九歲時以縣、府、道三個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得到當時做山東學道的著名詩人施閏章的賞識，在諸生中頗有文名。后屢試不第，其中康熙二十六年（1687）鄉試，系因“越幅被黜”。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七十二歲高齡，援例補歲貢生。他一生熱衷功名，在漫長的應考歲月中，主要靠做幕賓和坐館為生：康熙九年（1670）入寶應知縣孫蕙幕，次年辭職還鄉；康熙十二年（1673）始，在本邑王敷政家坐館；康熙十四年（1675）至唐夢賚家做西賓；康熙十七年（1678）到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館；次年到本邑大族畢際有家坐館。康熙二十七年（1688）暮春，在畢家與神韻派領袖王士禎相識。約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才離開畢家還鄉，自此過著家居生活，終年七十六歲。他是一個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一生創作十分豐富。除《聊齋志異》外，亦能詩、文、詞、賦、戲曲，善作俚曲。有《聊齋文集》、《聊齋詩集》、《聊齋詞集》。戲曲作品有《闈窘》（附南呂宮[九轉貨郎兒]）、《鐘妹慶壽》、《鬧飯》三種。俚曲有《禳妒咒》、《磨難曲》等十一種，合刊為《聊齋俚曲》。另有《農桑經》、《省身語錄》等有關農業、醫藥等的通俗讀物多種。一說長篇小說《醒世姻緣傳》亦為他所作。

《聊齋志異》是蒲松齡的代表作。他在康熙元年（1662）二十二歲時已開始撰寫狐鬼故事；康熙十八年春，初次將手稿集結成書，名為《聊齋志異》，高珩作序。此后又屢有增補，直至康熙三十九年前后和康熙四十六年，還有少量補作。《聊齋志異》的寫作歷時四十余年，傾注了蒲松齡大半生心力。它約包括五百篇小說，版本甚多，主要有：雍正間抄本六卷四百八十五篇，題名《異史·聊齋焚余存稿》（1990年中國書店影印本、1993年安徽文藝出版社盛偉校釋本）、蒲氏手稿本半部四卷二百三十七篇（1955年北京文學古籍刊印社影印本）、乾隆十六年鑄雪齋抄本十二卷四百七十四篇（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排印本）、乾隆三十一年青柯亭刻本十六卷四百三十一篇（是目前所存最早刻本，并成為此后通行本之底本）、張友鶴會校會注會評本十二卷四百九十一篇（1962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是目前最為完備的本子）等。

蒲松齡一生為舉業、衣食所累，其不幸經歷使他對科舉制度的腐朽、封建仕途的黑暗和百姓生活的苦難有著清醒、深刻的認識和體會。蒲松齡自言：“人生大半不如意，放言豈必皆游戲。”（《同畢怡庵綽然堂談狐》）又在《聊齋自志》中說：“集腋成裘，妄續幽明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自序》）這說明《聊齋志異》的創作意圖就是要通過“志異”來抒寫“孤憤”。作者并不希求讀者對他筆下的怪異之事信以為真，而是期望讀者能夠領會他寄寓其中的對于社會人生的憤慨。這部小說集的近五百篇作品，除了一些情節簡單的筆記小品之外，大部分小說具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和鮮明的人物形象，它們表面上寫鬼狐妖魅的故事，實際上影射人間社會，具有深刻豐富的思想內容。

愛情題材的小說在《聊齋志異》中數量最多、成就最高。作者以同情的筆調描述封建時代的青年男女在婚戀問題上的不幸遭遇，贊賞他們沖決封建樊籬的勇敢精神，表現具有普遍意義的愛情理想和人性理想。代表作品有《嬰寧》、《青鳳》、《蓮香》、《連城》、《鴉頭》、《瑞云》等。這些作品中的女主角大多由花妖狐魅幻化而成，她們不虛偽，不矯情，大膽、主動、執著地追求幸福婚姻。《蓮香》中的女鬼李氏愛上桑生，使桑生患了重病。忍痛分手后，她“憤不歸墓”，借尸還魂，和桑生結成美滿姻緣。它與《香玉》、《阿寶》等作品一樣，歌頌了一種可以超越生死的真摯愛情。一些小說突破郎才女貌式的傳統愛情觀，抒寫以“知己之愛”為特征的愛情理想。《連城》中的連城與喬生彼此愛慕，不以金錢、門第和才貌為條件，而以兩心相知為基礎。但其父嫌喬生貧窮，將她許配給鹽商之子，致使連城憂憤成疾，命喪黃泉。喬生聞訊后“一痛而絕”，并在地府里苦尋連城。兩人重獲新生，終結連理。《瑞云》里，賀生與色藝無雙的杭州名妓瑞云相愛，盡管意中人后來滿面墨痕，“丑狀類鬼”，他卻依然變賣田產，贖出瑞云，與之成婚。這些戀愛題材的小說融入了作者的知己情結，在探索愛情真諦的道路上比前代作品又有新的突破，初步具有了現代愛情觀念的色彩。

官紳批判題材的小說在《聊齋志異》中最富現實意義。作者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揭露和批判了人間種種倒行逆施的邪惡勢力，把矛頭指向封建衙門以及最高統治者。代表作品有《促織》、《紅玉》、《夢狼》、《梅女》、《續黃粱》、《竇氏》等。《促織》是一篇力透紙背的作品，它以明代宣德皇帝喜愛斗蟋蟀為背景，反映統治者把個人享樂建立在百姓的痛苦乃至生命之上，誠實善良的人被逼得家破人亡。主人公成名因為要交一只促織，“薄產累盡”，還被打得遍體鱗傷。他千辛萬苦捕捉到一只俊健的促織，又被天真的兒子失手弄死。兒子因過度驚恐而投井身亡，成名“自昏達曙，目不交睫”，痛不欲生。后來其子化作促織，供帝王嬉戲，才換來父母的安寧。這是人命不如小蟲的藝術概括，具有極強的譴責力量。《夢狼》中的官衙，惡狼遍地，“白骨如山”，作者通過一位老翁的夢，深刻地反映現實：“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揭露現實中的貪官蠹役都是吃人血肉的虎狼。《竇氏》寫地主南三復誘騙了農家女竇氏，生下孩子后卻不承認，將竇氏母子拒之門外，最終“女抱兒坐僵矣”，揭示了統治階級人物的卑鄙殘忍的本性。

科舉批判題材的小說在《聊齋志異》中最能體現作者的“孤憤”之情。作者一生胸懷大志，才華橫溢，卻久困場屋，落拓失意。他對科場中的種種腐敗現象洞悉其詳，對考生的遭遇和心態更有切身感受，寫來入木三分。代表作品有《葉生》、《于去惡》、《考弊司》、《司文郎》、《賈奉稚》、《王子安》等。《賈奉稚》中的主人公“才名冠一時”，但不肯對呆板枯燥的“八股作法”俯而就之，“試輒不售”。激憤之余，將若干八股文中的空泛之言、冗長之句連綴成文，“竟中經魁”，高度概括了不重真知灼見、只求陳詞濫調的科場現實。《司文郎》寫學識淵博的王平子名落孫山，文墨不通的余杭生卻得以高中，有以鼻代目本領的前朝文章名家變為盲僧，嘲諷黑白顛倒、賢愚不辨的考官：“仆雖盲于目，而不盲于鼻，簾中人并鼻盲矣！”多少讀書人因此抱恨終生，成為科舉制度的犧牲品。作者指出考官的昏庸和貪婪造成了這種不幸，他在《考弊司》中把陰司的學官稱為“虛肚鬼王”，在《于去惡》中痛斥試官是瞎了眼的樂正師曠、嗜錢如命的司庫和嶠。一些作品揭示了熱衷功名的封建士子痛苦而又空虛的精神世界，控訴埋沒人才的社會現實。《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家道寒微，屢試不售，抱著僥幸心理，瘋狂追逐功名，以致神魂顛倒，醉中生幻，在恍惚迷離中體驗瞬間的得志，虛妄而又可笑。《葉生》中的葉生“文章辭賦，冠絕當時”，卻得不到考官賞識，一次次挫敗，使他變得“形銷骨立，癡若木偶”，終于抑郁而死。

展現民眾抗爭精神的小說在《聊齋志異》中最具思想價值。作者熱情地歌頌被壓迫人民的斗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代表作品有《席方平》、《商三官》、《向杲》等。《商三官》中商三官的父親慘死于豪紳手下，年僅十六歲的她伸冤無門，看清了官府本質，經過長期準備和周密計劃，她女扮男裝學做優伶，在仇人誕辰的慶典上，親手將之刺死，然后自縊而亡。《向杲》中向杲的化虎報仇也表現了同樣的精神。他哥哥被一個財主打死，官府受賄，其冤屈不得伸張。他在神人的幫助下變成老虎，咬死了仇人。尤為可貴的是，作者還塑造了不少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如商三官、梅女、俠女等。

商業題材的小說在《聊齋志異》中很引人注目。作者的出身使他對商人和商業經營活動有一定的認識和了解，他尊重和同情商人，真實地表現商人生活，描寫商人的精神面貌、思想品德和經商的酸甜苦辣，塑造各類商人，為我們展現了真實紛繁、精彩生動的經濟生活畫面。《黃英》表現了安貧樂道、以利為恥的傳統價值觀和自強自立、發家致富的商人價值觀的矛盾沖突，贊賞勤勞致富的黃英姐弟，肯定建立在自食其力基礎上的商業活動。《王成》講述一個不重視商業信息，不及時把握商機而導致生意虧本的故事，表明作者意識到市場瞬息萬變的特點，提出了搶占市場貴在迅速的理念。《小二》塑造了一個女商人形象。小二得心應手地經營著擁有數百人的琉璃廠，“經紀過于男人”。她“善居積”，將商業資本用于產業投資，擴大再生產；她擅長管理藝術，親自選拔人才，訓練員工，嚴格督查，獎罰嚴明；她善于營造良好的經營環境，先是離開不可久居的“蛇蝎之鄉”到“益都之西鄙”開設工廠，致富后給村里貧窮不能自養者本錢經營買賣，以免游手好閑，滋惹是非。作品還通過小二夫婦投資開設琉璃廠，反映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相結合的歷史真實。此外，作者贊美了許多具有儒家風范的商人，如《金永年》中誠信待客、得神賜一子的金永年，《羅剎海市》中頗具文才、重情重義的馬驥，《二商》中不計前嫌、幫助侄兒成家立業的“商姓”弟弟，《張不量》中樂善好施、慷慨濟貧的張不量等，作者為這些商人設計了美滿幸福的結局。作品也形象地反映了當時一部分商人對金錢的迷戀和崇拜，勾畫出他們唯利是圖的本性，批判他們在精神道德上的墮落，如《任秀》中見利忘義、侵吞友人財產的申竹亭，《云翠仙》中忘恩負義、欲把妻子賣給娼家的梁有才，《金陵乙》中靠給酒下毒牟取暴利的賣酒人“某乙”，《細侯》中為獲得女色使盡陰險手段、甚至不惜置人死地的“富賈”等，這些商人都落得個悲慘結局。

除上述作品外，《聊齋志異》還有不少意境獨特的篇章，如《嬌娜》展現男女之間真誠的友誼，《畫皮》告訴人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顏氏》表現女子的才智不亞于男人，《宦娘》贊揚成人之美的品德，《口技》描述民間藝人出神入化的技藝，《賈兒》塑造勇于和惡事物斗爭的機智兒童形象，《王者》虛構清平公正的烏托邦社會，《雨錢》、《瞳人語》、《賭符》分別勸人戒貪、戒色、戒賭，等等。

當然，《聊齋志異》也夾雜著一些消極、落后的成分。有的作品或宣揚陳腐的禮教，肯定愚孝、貞節和一夫多妻的封建倫理觀，或宣揚鬼神迷信和因果報應思想，或流露出追求功名利祿的庸俗傾向，或摻雜著一些色情描寫。

《聊齋志異》在藝術上代表著我國古典短篇小說發展的高峰，它兼采眾體之長，吸收歷代文言短篇小說、話本小說、史傳文學以及唐宋散文的藝術精華，用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造奇設幻，描繪鬼狐世界，從而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聊齋志異》藝術表現上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即用唐人傳奇的創作精神和手法來寫志怪小說。一方面搜奇記異，廣泛采用民間傳說；一方面又加以再創作，曲折反映社會現實，抒發內心“孤憤”。因而《聊齋志異》在藝術風格上既有六朝志怪的簡括明潔，又兼有唐人傳奇的細膩豐贍，在內容的深廣度和藝術表現上都超過了以往的志怪和傳奇。如《罵鴨》寫一個偷吃鄰居家鴨子的人，渾身長滿鴨毛，痛癢難忍，只等丟失鴨子的人罵他才能解除痛苦，偏偏丟鴨子的人很大度，丟了東西從不罵人。故事荒誕離奇，卻傳達出雋永的諷世意味。《咬鬼》對女鬼出現的情景、某翁的感覺和心理活動等描摹得細致逼真，栩栩如生，在怪異中透出濃郁的生活氣息。

《聊齋志異》藝術表現上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現實性和幻想性相結合。一方面，作者把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等非現實的事物組織到現實生活中來，極力使花妖狐魅人格化、幽冥世界社會化，通過人鬼相雜、幽明相間的生活畫面反映現實矛盾；另一方面，作者又充分利用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現實力量，突出表現其視為理想的人物和生活，并達到懲惡揚善的目的。這使得該書具有以虛寫實、幻中見真的基本特色。如《羅剎海市》描寫了一個是非混淆的羅剎國，這里評判人只看外貌，而且美丑顛倒，長得英俊的馬俊被視為怪物，變成戴著假面具的騙子，才享受到榮華富貴；而長得丑陋不堪的人則能夠順利地做大官，擁有金錢和權勢。這篇充滿奇思異想的作品，顯然是對當時社會的生動折射，寄寓著作者的揭露和批判之意。

在藝術形象方面，善用多種手法塑造個性鮮明、似幻疑真的人物形象。首先，善于結合人物所處的環境刻畫性格。嬰寧、青鳳和紅玉都是狐貍幻化的，都具有反抗封建禮教的精神，但嬰寧從小遠離人寰，涉世不深，故感情純真、胸無城府、灑脫不羈；青鳳在叔父的嚴格管教下長大，雖向往愛情，卻顯得嬌羞深沉，有時近于膽小懦弱；紅玉則飽經風霜，性格剛強而善良，敢作敢為，行俠好義。其次，善于通過精確生動的細節表現人物的聲容笑貌和內心活動，往往寥寥數筆，就能形神兼備。例如寫嬰寧，作者抓住她愛笑、愛花這兩個特征，從不同的角度反復渲染，表現她天真無邪的性格。一出場，作者就寫她“拈梅花一枝，華容絕代，笑容可掬”。以后她便在各種笑聲中出現：或“含笑拈花”，或“嗤笑不已”，或“笑不可遏”；時而大笑、縱笑、狂笑，時而忍笑、濃笑、憨笑。嬰寧走到哪里，哪里就笑聲連連，充滿生機。嬰寧熱愛生活，痛恨丑惡行為，蔑視世俗禮教，敢于按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行事的性格躍然紙上。在規定婦女“笑不露齒”的社會環境里，她的笑無疑是對扼殺生機的封建禮教的極大漠視，蘊含著特定的社會意義。再次，保持了花妖狐魅原物的自然特征，寫得狐有狐形，鬼有鬼態，生趣盎然。如虎精的粗獷（《苗生》），獐子精的異香（《花姑子》），鼠精的善積粟（《陶纖》），蜂精的細腰（《綠衣女》）等，許多藝術形象既有人的才智和靈性，又不時顯露其原型特征，人物性格特點得以突出，也給讀者以形象鮮明的感受。

在情節安排方面，以離奇曲折、富于變化、引人入勝見長。作者每敘一事，力避平鋪直敘，盡量做到變化無窮，奇幻多姿。如《西湖主》寫陳生救了一條豬婆龍，因大風覆舟，誤入西湖主園亭，先被問罪，后經魚婢傳詞，與西湖主（豬婆龍之女）結為良緣。其間的驚訝、驚喜、驚恐等情感和情節變化，寫得變幻無窮，扣人心弦。

《聊齋志異》的語言也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雖然用的是文言，但精煉自然，清新活潑，詞匯豐富，句法多變，有很強的藝術表現力。在人物對話中，還吸收了口語成分，與典雅的文言熔鑄在一起，逼真地表現出人物的生態語氣，富有生活氣息。但有時作品的生僻字和典故用得較多，影響了語言的鮮明和生動。

《閱微草堂筆記》是在《聊齋志異》風行之后，能自創特色的志怪體小說集。作者紀昀（1724—1805），字曉嵐，河北獻縣人。三十一歲中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任《四庫全書》總纂官十余年，主持寫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學問淵通，長于考證訓詁，能詩文。有《紀文達公遺集》三十二卷、《評〈文心雕龍〉》十卷、《史通削繁》四卷、《鏡煙堂十種》等。

《閱微草堂筆記》是他晚年抒發情懷、寄寓勸諭或諷刺之意的一部志怪小說集，全書二十四卷，包括《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槐西雜志》、《姑妄聽之》、《灤陽續錄》等五種，凡一千一百九十六則。約從乾隆五十四年（1789）起陸續寫成，前后歷時十年。曾次第刊行，嘉慶三年（1800）由其門人盛時彥合刊印行，題《閱微草堂筆記五種》，后通稱《閱微草堂筆記》。

紀昀的小說觀很獨特，他認為唐代傳奇不是小說，白話小說近于雜史。他針對《聊齋志異》中傳奇式的志怪小說提出批評，所謂“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今燕昵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以聞見之？又所未解也”。他將小說劃歸子部，并說：“虞初以下，干寶以上，古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盛時彥《姑妄聽之·跋》引紀昀語）傳記屬于史部，這就撇清小說了與唐代傳奇的關系，宋代以降的白話小說更不在此列。他以為小說要有忠厚勸世的意義，應當摒除著眼于男女愛情的筆墨，即小說應“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勸懲之旨”，“不顛倒是非”，“不摹寫才子佳人”，“不繪畫橫陳”（《灤陽續錄·跋》）。可見他所認為的小說，是以敘述性為基點，大體保持與史家的一致性；在不違背情理的基礎上，可以有適度的虛構；不以詳盡摹畫男女情事為要，應當寄寓健康的人生哲理，有益于世道人心。按照這樣的宗旨撰著的《閱微草堂筆記》因此更接近于古代筆記雜錄的風格，而喪失了《聊齋志異》那種文學精神和藝術境界。

《閱微草堂筆記》大多取材于《山海經》、《列子》、《搜神記》等小說集里的故事，內容以鬼狐神怪為多。作者從儒家正統觀念出發，以“不乖于風教”、“有益于勸懲”（《姑妄聽之·自序》）為主旨，融入自己的政治思想、學術觀點、做人之理和文學觀念，既自覺地宣揚封建道德，鼓吹因果報應，又以寫實的手法，借狐鬼神妖抨擊社會丑態，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和認識價值。

抨擊宋明理學的流弊、揭露道學家的虛偽是該作最精彩的內容。如卷二十三有一則寫某公以氣節嚴正自許，曾以小奴配小婢，又因兩人偶然相遇笑語，即斥為“淫奔”，“杖則幾殆”，致使這對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日不聊生，漸郁悒成疾，不半載內先后死”，斥責了宋明理學固持一理、食古不化、以理殺人的痼疾。又如卷十六有一則敘述某講學者，平常用嚴苛的禮法約束生徒，生徒苦不堪言。一天晚上，他遇見一個自稱狐女的美人，“因相燕昵”。天亮時，他擔心生徒看到，便催促狐女出去。狐女卻說自己有“隱形”的本領，不用急于離開。等到生徒到齊時，她披衣出來，說自己是生徒們花錢派來的藝妓，當場揭開了講學者的虛偽面紗，暴露出他的骯臟靈魂，筆法非常辛辣。

揭露官場的污濁、反映民間的疾苦是該作富有認識意義的內容。如卷六中的一則記錄了一個鬼魂的話：“吾神宗時為縣令，惡仕宦者貨利相攘，進取相軋，乃棄職歸田。歿而祈于閻羅，勿輪回人世；遂以來生祿秩，改注陰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軋，亦復如此，又棄職歸墓。墓居群鬼之間，往來囂雜，不勝其煩，不得已避居于此。雖凄風苦雨，蕭索難堪，較諸宦海風波，世途機阱，則如生忉利天矣。”揭示了人間、冥界的官場爭權奪利、腐敗成風、不得安寧的弊端，有助于我們認識當時官場的本質。又如卷二有一則記載明代末年，河南、山東發生災荒，達到“以人為糧，官吏弗能禁”的地步。有人公然販賣婦女幼孩，以作充饑之物，稱為“菜人”。一些肉鋪、酒肆的屠戶、老板像屠宰牲畜似的肢解活人出售，“聞長號一聲，則一女已生斷右臂，宛轉地上”，鮮血淋漓，慘不忍睹，向我們展示了一幅慘絕人寰的社會圖景。

諷刺世風澆薄、戳穿鬼蜮伎倆是該作體現作者魄力的內容。作者在法紀最嚴的時代，敢于大膽揭露社會生活中荒謬的習俗、人情的冷暖、丑惡的人事，宣泄內心憤世嫉俗的情緒，是難能可貴的。如卷二十一的一則描寫京師某人在云南做縣令，親友聞之，即刻前來巴結，甚至愿意讓子女聯姻。后來謠傳某令已死，這些親友就變成陌路之人，僮仆也都各奔東西。一時間，某令家冷冷清清，門可羅雀。不久得知某令未死，親友們又相互來往，過從甚密。作者通過鮮明的對比針砭時弊，慨嘆世情的險惡，發人深省，耐人尋味。又如卷八有一則故事，講述景城的姜三莽不但不怕鬼，而且聲言要像宗定伯那樣“唾使變羊”，以供酒肉之資。“于是夜夜荷梃執行繩，潛行墟墓間”，或在“素稱有鬼之處，佯醉寢以誘致之”，一月有余，竟未能遇見鬼。原來“鬼之侮人，恒乘人之畏，三莽……已視鬼蔑如矣，其氣焰足以懾鬼，故鬼反避之”。興妖作祟、擾世害民的鬼在堅信“鬼可縛”的姜三莽面前無計可施，只能避之不及。這類含意深刻、啟人心智的不怕鬼的故事，在作品中為數不少。

《閱微草堂筆記》在藝術上也有特色。紀昀有意追摹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的創作風格和寫作技巧，形成了自己的特點。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價道：“雋思妙語，時足解頤，……敘述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來無人能奪其席。”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篇幅短小，敘事簡要，議論精當。作者記錄見聞往往不敘述事件的來龍去脈，不對人物、情節作精細的描繪或鋪張渲染，大多以簡短的數百字略陳梗概，粗筆勾勒，即事見理，兼擅議論。敘述簡雅，說理精微，既饒有情致，又耐人尋味。整體看來，剪裁得當，章法謹嚴，入情入理，體現了一個知識淵博、閱歷豐富、修養深厚的文學大家的功底。

第二，語言質樸，行文灑脫，風格簡淡典雅。作者敘事寫人、繪景狀物，自然平實，簡潔流暢，表面上看似乎是不假思索，隨興所至，命筆爽快，實際上是字斟句酌，暗藏機鋒，飽涵情韻，別具筆記神采。如卷十七有一則講述劉寅與某女相愛至深，某女死后來探望劉寅：

是夕，（寅）燈下獨坐，悒悒不寧。忽聞窗外啜泣聲，問之不應，而泣不已。固問之，仿佛似答一“我”字。劉生頓悟，曰：“是子也耶？吾知之矣。事已至此，來生相聚可也。”語訖，遂寂。后劉生亦夭死。

敘事簡潔明凈，別無旁支，卻累疊曲折，搖曳多姿；抒情不動聲色，平淡冷靜，卻如聞其聲，悲愴感人。這種簡潔老練、信筆揮灑、充滿靈性的格調，充分體現了作者爐火純青的語言功力和雍容淡雅的創作風格。

應該指出的是，紀昀的小說觀實際上體現了一種文體的復古退化傾向，與《聊齋志異》相比，它更顯示出雜記散文而非小說的優勢。同時，《閱微草堂筆記》側重記事以明理，議論頗多，鋪陳與文飾偏少，導致它的故事情節較為平淡而缺乏波瀾，不易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缺乏《聊齋志異》那樣濃厚的小說意味。所以，《閱微草堂筆記》的多數作品只能算是雜記或小說的素材，其學術價值要高于其文學價值。但是，它問世以后，在文人學者中廣泛流傳，形成了與《聊齋志異》齊名對峙的局面，在中國文言小說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蔡元培為《閱微草堂筆記》作序時所言：“清代小說最流行者有三：《石頭記》、《聊齋志異》及《閱微草堂筆記》是也。”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的評價則非常客觀：《閱微草堂筆記》的“影響所及，則使文人擬作，雖尚有《聊齋》遺風，而摹繪之筆頓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