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初新志》簡介|鑒賞
文言小說與古文記傳選本。張潮(1650—1707以后)輯錄,參見附錄小傳。初刊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前后。因“政治違礙”,曾一度被禁。
虞初本是漢武帝時的一個方士。 《漢書·藝文志》載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張衡《西京賦》又說“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因此,象齊諧、夷堅一樣,虞初往往也就成為文言小說的代稱。明人輯有《虞初志》、《續虞初志》、 《廣虞初志》等書,都是傳奇小說的選本。張潮感到,這些選本都嫌單薄,收錄不廣。因而發愿編輯《虞初新志》,加以擴充。歷經二十余年的時間,已搜集到歷代文言小說數千篇。首先刊行的二十卷,都是編者同時人的作品,即明末清初的作品(以下評述都特指這部分作品)。
《新志》序言寫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總跋寫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有的評語則寫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可見編選時間之長。書中收錄八十多家作品二百二十多篇(其中有的一題多篇)。乾隆年間刊本,后人又增入魏禧《姜貞毅先生傳》、余懷《板橋雜記》篇五篇。這些作品分別采自已刊的小說集、筆記集、詩文集、文選本以及未刊的原稿本、傳鈔本等。文體不拘一格,而以傳奇小說及具有小說意味的記事傳人的記傳文為主。就年代看,多數為清初作品,明末作品只有十篇左右。其中多是名家名作。如戔戔居士的《小青傳》、錢謙益的《徐霞客傳》、吳偉業的《柳敬亭傳》、魏禧的《大鐵椎傳》、王猶定的《湯琵琶》、侯方域的《馬伶傳》、張明弼的《董小宛傳》、杜濬的《陳小憐傳》、王士禎的《劍俠傳》、陸次云的《圓圓傳》、尤侗的《瑤宮花史小傳》、余懷的《王翠翹傳》、黃周星的《補張靈崔瑩合傳》、鈕琇的《海天行記》、徐喈鳳的《會仙記》、林嗣環的《秋聲詩自序》、周亮工的《盛此公傳》、林云銘的《林四娘記》、毛奇齡的《陳老蓮別傳》等等,都是膾炙人口。流傳不衰或在小說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作品。而對堅持民族氣節的作家如徐芳、陳鼎、周亮工等人的作品選錄尤多。值得一提的是,書中還收入了西班牙傳教士南懷仁的《七奇圖說》及其它介紹域外事物的作品。這一切都表明,編者精于鑒賞,眼光又相當開闊,反映了明末清初之際小說觀念的變化和小說地位的提高。《虞初新志》在一定程度上匯萃了一代小說作品的菁華,以創作實績反映了自明初以來文言小說由通俗辭章體向古文記傳體的轉化,也反映了作家隊伍由以下層文人為主向以上層名流為主的轉化。因此,這是一部在文言小說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選本。
本書內容嚴肅,題材多樣,是反映明末清初社會生活面貌和人們精神狀態的形象畫卷。一些題材較為重大的作品,以充滿激情的有力筆觸,生動地描繪了明清易代之際激烈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吳肅公的《五人傳》寫蘇州人民為反對魏忠賢竊權禍國、保衛忠良之士而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市民運動,斗爭的矛頭直指最高統治集團。這反映了廣大市民階層在政治上的進一步成熟。編者在文后評論說: “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讀竟,浮一大白。”于此可見此事此文是何等振奮人心。魏禧《姜貞毅先生傳》,寫禮部給事中姜埰等人與崇禎皇帝等人之間,為救亡圖存,反對奸佞而展開的一場生死斗爭。在這場斗爭中,許多仁人志士表現出以身家性命換取民族大義的千秋正氣。明亡后,姜埰等又表現了凜如松柏的民族氣節。周亮工的《書戚三郎事》寫江陰屠城中清軍殺人放火、掠賣人口等罪行。江陰人民的反剃發斗爭,是一樁極為悲壯的歷史事件。據載,除城內人民外,還有二十萬農民軍參加了斗爭,他們的口號是“頭可斷,發決不可剃”。清方調動了二十四萬兵力,以七萬人的代價,將全城人民全部屠戮。作者雖然不得不只做側面描寫,其激憤之情則充溢于筆墨之間。其它如《大鐵椎傳》、《湯琵琶傳》、 《花隱道人傳》、 《象記》等,或直書其事,或隱喻見義,也都反映了中華民族反對階級壓迫、反對民族壓迫的奮發有為的斗爭精神。這些作品的內容和作者的激情感人至深,足以使山河生色, 日月增輝。
《新志》中的不少作品還集中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際知識階層的精神面貌。首先是他們的反封建的叛逆傾向,給人留下了鮮明的印象。張明弼的《四氏子傳》寫四氏子其人“癡黠各半”,當其“黠”時, “能做詩文,聲滿四鄰”;當其“癡”時, “天地變,黑白貿,親疏怨德皆相反”。他聲稱:“父子至親,父若撻子,當其舉手之時,親誼已絕,子安得不報撻?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湯武誅之,可以稱圣;父有罪,子撻之,容得不號賢乎?”這是反對“三綱”的“無父無君”的言行。又認為當世大儒皆沽名釣譽之徒,見面則“極力訾詬之”。他好讀《世說》、 《水滸》。前者是個性解放的象征,而后者則是勇于反抗的象征。陸次云的《沈孚中傳》,寫戲劇家沈嵊“不修小節,越禮驚眾”。進了考場,不做八股文章,卻在粉壁上大書《登高詞》。誰知主持考試的縣令也是名士,竟將他取為第一。完全有理由認為,這些人就是稍后的《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 “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等典型人物的先驅。其次,他們大都心懷壯志而報國無門,但在逆境中又能精神不倒,忠貞不渝。除上述有關作品外, 還有《武風子傳》、 《一瓢子傳》、《焚琴子傳》、 《李一足傳》等,寫的也都是這一類人物。由于反面力量的強大,也由于歷史的局限,他們的人格往往扭曲變態,以致言行怪誕,甚至哭笑反常。其中較為消極者,與當道和世俗采取了不合作的態度,略似西方所謂“多余的人”。當時的守舊派對他們是根本不能理解的,就是某些作者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因而在描寫中難免要有所歪曲。這正象杜少卿被稱為“老呆”,賈寶玉被目為“癡狂”一樣。今天,我們應當從某些荒唐的形式中看出十分嚴肅的時代內容。
在一些以愛情為主要內容的作品中,除了揭示愛情本身的社會意義外,還往往含有超出愛情以外的某些深刻的社會內容。除了反映上文提到的各種內容外,還特別反映了廣大婦女的不幸遭遇和年輕一代婦女的新的追求。《小青傳》中的馮小青時代較早,她的情感主要還沉浸在個人的深刻的不幸之中。到了李香君、陳小憐、柳如是、董小宛等一代才女以及傾向較為特別的陳圓圓,她們往往具有一種將自身與家國化而為一的闊大胸懷,她們在愛情中所追求的往往是一種帶有時代色彩的人格,如李香君和陳小憐所追求的就是一種政治抱負和民族氣節。她們一反所謂“才貌雙全” (這里的才是世俗之才,是獵取功名富貴的手段)的世俗眼光,對王孫公子、紈绔子弟不屑一顧。這種愛情比張靈、崔瑩那種單純追求“個性解放”的愛情(見《補張靈崔瑩合傳》)也前進了一步,具有更新的特質。這種愛情發展到乾隆年間,就出現了象《紅樓夢》、 《西清散記》、 《耳食錄》等書中所寫的那種強烈要求心靈契合的愛情。這種愛情是一種理想化的審美情境,是心靈高度解放的表現。
《新志》中還有不少論文談藝之作,記述了一些出身于不同階層的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的藝術生涯和創作心態。如《核舟記》、 《柳敬亭傳》、 《觀角觝戲記》等反映了下層人民的高超的創造能力,《程弱文傳》、 《江石蕓傳》、 《鈿閣女子》則贊美了女性的驚人才華。這些作品大多出自行家里手,深有會心,能夠即事見理、提出了不少深刻而精警的美學的、文藝學的見解。其啟示作用,往往比抽象理論更大一些。這種寫法下開了《西清散記》、 《夜雨秋燈錄》等書以小說談藝理的先河。
《新志》問世后,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不久便傳到了日本。在國內雖一度遭禁,但禁而不斷,流傳不衰。稍后,仿效者相繼編輯出版了《虞初續志》、《廣虞初志》、 《虞初志補》、《敏術軒述記》、《虞初近志》、《虞初支志》等。這樣,就在明清兩代的文言小說選本中,形成了一個“虞初系列”,對文言小說的創作就不能不產生明顯的影響。康乾以來,在《聊齋志異》,《虞初新志》的影響之下,文言小說創作在堅持多樣化的同時,記傳體傳奇(主要有直書的和喻義的兩種形態)就成為主導樣式,并涌現出不少優秀作品。其中《夜譚隨錄》、《西清散記》、《耳食錄》、《夜雨秋燈錄》等,由于其某一方面的特出成就,為說壇增添了奇異的新葩,堪稱為后來居上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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