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于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別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于小人者少耳！復何議于彼哉？

——《臨川先生文集》

這篇讀書隨感，短至一百又十字，然而卻涉及到一個如何評價柳宗元等革新派人士的大問題。作者在直言不諱地表明對柳宗元等看法的同時，重筆對世俗“欲為君子者”進行了辛辣的譏諷和有力的抨擊。文章明快犀利，言雖簡而殊有新意。

這里涉及到一樁歷史公案，即柳宗元等人參加王叔文革新集團而遭貶謫的史實，《舊唐書》、《新唐書》中的《柳宗元傳》對此皆有敘及。王叔文推行政治、經濟及軍事諸方面的改革，矛頭直指豪族官僚集團和與之相勾結的宦官、藩鎮勢力，當政一百四十六天，懲貪官，罷宮市，免停鹽鐵史和地方官員的進奉，釋放宮廷教坊的女樂……后因遭舊勢力的猛烈反擊而慘敗，并受到了殘酷的政治迫害。王叔文被貶為渝州(今重慶一帶)司戶，次年被殺害，其他被株連者柳宗元、韓泰、韓曄、劉禹錫、陳諫、凌準、程異和韋執誼等八人同被貶為邊遠地區的司馬(郡的佐官)，史稱“八司馬”。八司馬參與革新而遭貶，罪在保守勢力，退一步講，即使所謂“陷于不義”，也不過是“為叔文所誘”，八司馬何當遭此厄運！而“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尤顯見其天理不公！對此，作者針鋒相對，于文章一開頭便明確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王安石對包括柳宗元在內的革新派的由衷評價，是中肯的，其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求實精神是可貴的。這也是作者自己革新思想的間接表露，又是對世俗“君子”的有力還擊。

作者對八司馬的評價還表現在對他們雖“無所用于世”，而“往往能自強以求別于后世”的不屈精神的贊揚上，說他們“其名卒不廢”，永為世人所銘記。事情確系如此。以柳宗元為例，他貶居永州十年，改任柳州四年，盡其力之所及，為民眾做了不少好事，史載“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八)。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819)卒于柳州，年僅四十七歲。“柳人懷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引同上)當地父老眾庶于羅池筑廟立碑，以永為紀念。大文學家韓愈親為撰寫碑文《柳州羅池廟碑銘》，飽含深情地贊揚了柳宗元的才華、政績、節義和文學上的卓越成就，對一位身處封建社會才華橫溢、思想進步然遭迫害而早逝的知識分子，表示了極大的同情，連同柳宗元去世當年所寫的《祭柳宗元文》及次年所寫的《柳子厚墓志銘》，可謂拳拳三致意矣。“士窮乃見節義”(韓愈《柳子厚墓志銘》)，一班小人“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引同上)誠如王安石所說：“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于小人者少耳！”面對“名卒不廢”的柳宗元，“復何議于彼哉？”世俗“君子”們于柳宗元又有何臉面而置喙！？至若“羞道而喜攻”更足令人齒冷，如此一褒一貶，一頌一譏，愛惡之情溢于言表，而且作者留給后人以至今天的啟迪也決不僅僅是對柳宗元的公正評價上，讀古書、議古人，不囿成見，當是讀《讀柳宗元傳》的應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