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簡介|鑒賞

一名《立憲四十年后之中國》。理想小說，十二回。陸士諤著。清宣統二年(1910)改良小說社初版。

小說以作者漫游四十年后之上海所見所聞的種種全新氣象，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君主立憲國度的進步發達的理想前景。話說“宣統二年正月初一”，“我心情悒郁，喝悶酒躺下，待好友李友琴女士喚醒， 已是宣統四十三年了，世事全非。行至街上，但見馬路筑寬了，店員和氣了，價格公道了，外國巡捕不見了，洋人謙和了”，“不似從前，掉頭不顧，一味的橫沖直撞了”。治外法權已經收回，租界各國已經取消。國家財政宏富，苛捐雜稅早已取消;國家強盛，海軍力量超過外國，外國軍艦燃料用煤，中國軍艦動力是電，現有巡洋艦至魚雷艇一千艘。兩人邊說邊談，來到原跑馬廳，此地已建成“新上海舞臺”，有容客十二萬的大廳， 當下買票入內。散場遇雨，又轉入上鋪琉璃瓦，可“晴開雨閉”的“雨街”，一路行走，竟不濕腳。此時，上海已建成地下鐵路，黃浦江上，大鐵橋已建了二十年，“浦東地方已興旺的與上海差不多了”。吳淞口前，炮臺林立，外國輪艦不容輕易出入黃浦江。兩人進“裁判所”旁聽審理訴訟，見中國人控告外國人，被告的外國人所請的，乃是中國律師，從前外國律師一統天下的局面，已改變二十年了。又到徐家匯參觀“南洋公學”，但見學校規模大至設有二十六個專科，每科招生千人，學生人數已達二萬六千，且有各國派來學習中國科學技術文化諸學的外國留學生;“我”方知現在不要說兵力，即科學，中國也比世界各國強上好幾倍，漢語又成為世界上最有勢力的文字。出得學校門，又參觀一所工廠，但見職員均為女子，原來女子參加社會工作已蔚然成風。工廠產品，亦行銷世界。與人攀談，得知西藏早已改為一省;賭博已無人知曉，牌九、麻雀等賭具已成歷史文物。兩人逛到一處總會，被女青年胡某邀往一文學社團講演，青年競相發問：前輩小說家所寫的舊社會事，“不知是空中樓閣呢，還是實事”，胡某等從不知也不相信世界上竟會有妓女這一行當，對于女子纏足、吸鴉片和為人作奴諸事，都有不勝詫異之感。治安情況良好，警察已經無事可干，正考慮廢除。“內地各處人家的房屋， 門上閂兒都沒有”。國內銀行正準備到國外去投資，“現在我國之患乃是過富”。

光陰荏苒。一日，恰逢中國立憲四十年大慶，又遇世界二十多國會議設立弭兵會，會長為中國皇帝。此后各國有大事交涉，均往“萬國裁判所”裁決，不再動諸干戈。“我”與李女士正在屋內議論，“世界將來必有統一的一日”“自愿合并成功一個世界國”。說罷，正要邁出門外，“我”被一跤跌醒，時間仍是宣統二年正月初一，“國會依舊沒有開。”

作者一方面以滿腔的熱忱，高度的愛國熱情，為中華民族設計了一幅誘人的前景圖。在這個未來社會中，內憂外患已經蕩然無存，中國人民在國際上已經站起來了，民富國強，一派歌舞升平景象，經濟繁榮，政治開明，國防強固，工業發達，科學先進，教育水平、文明程度大大提高，民風民習煥然一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中外關系的描寫上，突出了外國勢力在強大的“新中國”面前黯然失色;另一方面，皇帝仍然是這個國家所尊崇的君主，年號仍是大清。作者把中國所有一切的社會巨變，都歸結為“立憲”的成果，可見其對立憲所寄予的厚望。作者認為，維新成功的一個關鍵是民智的開發，是國民精神的改良。作品在敘述國家財政富裕時，提到國內出了個“礦學專家金冠歐”，全國有了他，才把埋藏在地下的金、銀、銅、鐵、鉆石等悉數開采出來， 以充國用。作品還告訴人們，外國列強勢力的驅除，國家大事的議決，全靠全國人民同心協力，既承擔責任(如全民集資、還清外債、收回租界)，又行使權力(議院開會、人民集會、議決外交之事)、“假使當時的人個個自私自利，一點子公益都不顧，或者陽稱公義，陰圖私利，象光緒年間一個樣子”，則斷無今日。作者在構想民族精神文明發展進步的途徑時，采取了現實的和荒誕的情節。現實情節是作品所描寫的以“南洋公學”為代表的教育發達情景;荒誕情節是作品提到的醫學專家蘇漢民。這個人發明了兩種藥，一種叫醫心藥，一種叫催醒藥，前者“專治心病的，那心邪的人，能夠治之使歸正;心死的人，能夠治之使復活;心黑的人，能夠治之使變赤;并能使無良心者變成有良心，壞良心者變成好良心，疑心變成決心，怯心變成勇心，刻毒心變成仁厚心，嫉妒心變成好勝心”，后者能使昏沉酣睡的民族清醒起來。總之，中國人過去實患的是心病，經這位醫學專家授以良藥，竟然心病去除。心病一去，則一切皆變。作者采用荒誕的情節，固然符合“理想小說”的體制，同時，也可看出確定改變民族精神的具體方法時，作者缺乏行之有效的設想，只好訴諸于幻想。作者對人民精神狀態的改變，抱以極大的重視，這體現在對“新中國”的“新人”的描寫上，傾注了烏托邦式的美好想象。那時，在中國，“那一個只圖私利、不顧公益，社會就要鄙薄他，不把他當作人類，因此眾人都不屑做呢”。大家羞于偷竊，即使懸賞，亦無人肯干。蘇漢民又發明一種治惡藥，能去除人的惡根，此藥已在獸類身上用過，獅虎之類兇獸惡獸，一用便如兔如羊。作者借作品中人之口戲謔道：此藥只恐在中國銷路不大。言下之意，中國已經少有惡人壞人了。作品結尾，雖然顯示出“未來社會”只是一場夢，但作者并未喪失信心，他說，這未必是做夢，“待到那時，真有這景象也未可知”，顯露出作者的一片虔誠之心。

全書以“我”偕友人漫游“立憲四十年后之中國”的經過結構故事，使得情節以“我”為中心，事事聯絡，避免了晚清小說一般具有的“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短篇小品連綴的結構模式，而形成一個較完整的結構形態;首尾以“入夢”和“驚夢”呼應，又使全書在“理想小說”的外衣下具有現實的社會批判內容。全書巧妙地在四十年時間差的基礎上，將來自舊社會的“我”置于與新社會時時發生誤會和不協調的地位上，造成令人發噱好笑的幽默效果。在舒展想象時，作者揉雜科學與幻想，造出一個人所陌生的未來世界，烘托了“理想”的主題。如寫“我”洗澡時，浴堂中不見浴盆、浴巾，原來是用汽洗，不用水已十多年了。一扭開關，“氣息全無的，一股煖氣，從管里頭出來，經過我的身子， 只覺全身暢快”，汽中又有化學藥物，不僅去污，而且除蟲和去百病。想象中充滿科學思維的機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