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諾·黃裳》全文與讀后感賞析

沈從文是個寫文章的人。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寫文章的人不就是作家么？不，這并不一定就是一回事，我在中學里就開始讀沈從文的文章了。讀過《邊城》、《湘行散記》，覺得很喜歡。他的小說我讀得不多，可是我知道他寫得很多。他的小說我也并不是篇篇都喜歡。他是個勤奮的人，細致的人。他很重視技巧，他是很早嘗試運用各種技巧于作品中的人。但技巧并不能決定作品的成敗，也不能決定作品的“偉大”與“渺小”。記得他很喜歡講“讀生活這本大書”這樣意思的話。這是真的，也是不錯的。他讀過了種種“生活”以后，就用他那支細巧的筆加以記錄，勤懇地，想方設法記錄下來。他走過了一條漫長崎嶇的道路，看見過各種各樣的“生活”。我說他的有些小說我并不喜歡，想想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他筆下的有些生活本身不惹人喜歡。不知道說得可對。

在通信中我曾說起非常喜愛他寫的一本《湘西》。這不是小說，也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純正的“散文”。從回信中知道他并沒有不高興，我于是感到心安。稱贊一位小說家并非小說的作品，是有點唐突的。這事開始時我并沒有意識到。近來我又覺得他研究中國古代服飾的那本書寫得好，這就更和“小說”不沾邊了。他的文字是有一種特別的風格的，這恐怕不完全是由于講究技巧。這是一種的的確確與旁人不同的風格。有自己的風格是可貴的。我們實在也聽膩了某種似乎已成為定局的調子。文字是表達思想的。即使是很好的思想，用那種過于濫熟調子唱出來也不能吸引人。這也許就是我們不能過分輕視風格的原因之一。

上面這些意思就是想說明沈從文為什么是個寫文章的人，可能依舊一點都沒有說清楚。

聽說最近沈從文在海外受到了非比尋常的重視，有不少人在研究他的作品，研究者還有因此而獲得高級學位的。聽到這類消息我是高興的，不過也不想設法去找什么研究論文來看，連報道也沒有見到過一篇。我感到高興的是因為一個作者在寂寞了多年之后又被人記起。這事在一個寫文章的人說來是頭等重要的。文章的生命不就寄托在讀者身上么。至于引起重視的原因倒是容易理解的。秦始皇墓側兵馬俑坑的被發現與引起轟動也就是同樣的道理。不是站在坑邊的一切洋人都一律驚嘆并慷慨地稱之為世界第九奇跡么？我想這是不必大驚小怪的。說奇跡也確不愧為奇跡，但在嚴格的美術評論家看來，也不免平平常常、千篇一律。何況這一大批兵馬俑的被制造出來，不也只是為了夸耀秦始皇的無上封建權威，有什么意思呢？這樣推論下去是很有陷入莊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危險的。好在沈從文的文集已經陸續編印出版了，好像已經出版了幾大本。還是捺著性子聽聽讀者的意見吧。

也還是一九四七年開始起勁收集時賢書法時的事。曾托靳以寄了一張箋紙到北平去請沈從文寫字，不久寄來了。在一張小小的箋紙上臨寫了三家書法。包世臣、梁同書和翁方綱。在箋尾有兩行小字，是他自己的話，字也是他自己的面目。他說，

包梁二書均不喜。蘇齋雖瘦而腴。上官碧。

上官碧是他常用的筆名。他說得對，包安吳、梁山舟雖然都是有重名的書家，但到底看不出那好處來。梁書雖有姿媚，但總脫不出館閣體的牢籠。安吳是理論家，但理論家往往不能在實踐中實現他的理論，正好像我們不能要求文學評論家寫出一篇好小說來一樣。只是翁蘇齋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腴”的，“瘦”的作品則很少看到。

這張字他大概不大滿意，不久又寄來了一張長長的條幅。這是他一直寫的章草了。屬名仍作上官碧，后面有長跋：

黃裳先生遠道郵佳紙索書，為用李福壽筆涂抹，竟成墨凍蠅。復檢舊紙，經意一書，拙陋益增。始知婢學夫人，大不容易。仍只宜用起碼價錢小綠穎筆在公文紙上胡畫，轉有斌媚處也。因檢習字一紙相寄。從文

這些話說得很有意思。過去文學藝術家有許多人發表過相似的見解。可見好文章、好詩……都不是經意作出來的。當然這也不能說死了。世上無論什么事，一說死總非弄壞不可。文學藝術上的事尤其是如此。寫小說又何嘗不是這樣，講技巧講過了頭，往往只能產生“墨凍蠅”，這是并不少見的事。

這時他和住在北平的一些朋友好像都喜歡寫字，他又寄來了一張更長的條幅，右下角題記說：

霽清軒中三人同書，上官碧記

卷末題記說，“二行至‘萬余里’從文書；二至四行充和書；至六行，從文，七行金甫書。時三十六年八月，于故都之頤和園中。”

充和是張充和，從文夫人的妹妹；金甫是楊振聲。

這一張字照我外行的看法，應以張充和為第一。至少在流動宛轉這一點上，是突出的。楊金甫也能書，這我過去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字當然更老到，但在這里卻沒有凌厲之氣。三位都是書家，是明明白白的事。

我連忙向靳以打聽關于張充和的事，又要他寫信去請她給我寫字。靳以是極善于講故事的，聽他講張充和，就像讀一篇小說。可惜三十多年過去，一些都記不起了。

一九七五年前后，黃永玉南來，路過上海。從他那里打聽到沈從文的近況，這以后與他又開始了通信。時距錦江樓頭一見，又過了十來年。從信里知道他還在寫字，不久就寄了一張來，用的大約是從一本舊帖上取下來的厚棉紙副頁，經過水濕，漬痕宛然。紙上用鉛筆打了格子，在上面寫了四首詩。這幅字寫得非常好，雖然舊時面目仍在，但平添了如許宛轉的姿媚。小跋說，“試用明拓帖扉頁襯紙，七分錢新制‘學生筆’，寫四小詩。紙筆均佳妙，惟執筆之手不濟事！書奉黃裳兄正謬。沈從文年七十進四”。

在那時候，得到這樣一張字，是使人非常高興的。那是一小撮人張牙舞爪，全國人民痛苦憂憤的日子。不想聽或聽厭了“樣板戲”的人真是走投無路了。整天賴在公園里打太極拳也不是事。弄盆景、養金魚、種花、捉皮蟲……都成了“風”。“當局”好像也并不起勁地加以禁止。在這種時候，寫寫字好像就成為一種高雅而無害的高級消遣。也不能說這就沒有一點實用價值，抄起大字報來，一筆好字至少也能增加一點吸引力，或增強人們拜讀時的忍耐心。不過要寫字也還是以抄錄“革命”詞句為好，像沈從文在這里寫什么“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也還是老大的不妥當，即使這詩是宋朝人作的也罷。

前年夏天，忽然接到卞之琳從北京寄來一封信，說他去年秋天在美國訪問時遇到張充和，提起三十多年前的“舊約”，現在要實踐了。隨信附來的是張充和的一封信，略云：

奉上拙書一幅，想來你已忘記此事。因靳以四九年的信尚在，非了此愿不可。我的字時寫時輟，不成‘體’統。……附上靳以信影本，一嘆！

充和：看了你的信，大家都覺得你們還是回來的好。這個大場面你不來看也是可惜的。當初我就以為你的決定是失策，可是沒有能說，也不好說。看到你的興致那么高。有機會還是回來吧，你答應過給‘黃裳’寫的幾個字也沒有影子，得便寫點寄來吧。我們都好，大家都盼望你回來。靳以。四月廿日(一九四九)

接到這封信和字，真是說不出什么滋味，癡坐了許久。從靳以的這封短信里，似乎又活龍活現地看到了他這個人。他善良熱情，關心朋友，愛護朋友。信很短，可是里面藏著的“話”很多。仿佛可以看見、聽到他那胖胖的雙頰上蠕動的微紅，眼鏡后面瞇縫閃動的雙眼，好像有點口吃似的斷斷續續說出來的話，他那總是抹不掉的微笑和一會都停不下來的動作，這一切都永遠消失了。記得我托他請張充和寫字，也不過說過就算了。也許開玩笑地催過他。可是他卻鄭重其事地記在心里，在寫這封信時還不忘記提一筆。

讀了這信，真不是“一嘆”就能了事的。

同時附來的是一幅皮紙朱絲闌的卷子。寫的是《歸去來辭》。楷書。卷末題記說是應我“三十年前轉托靳以之囑”。在之琳的另一信中說她“今年(一九八一)八月在南德明興(慕尼黑)客居三個月，回到美國新港，發現田園荒蕪，手植菊已被草掩蓋，連根都找不著，寫信給我說，松還可以，菊何能存。”這似乎可以解釋何以要寫陶淵明此文的動機。但寫此辭時在南德，在回美以前，她還沒有看見“三徑就荒”的情景。可見這一推測是不確的了。那么女書家到底為什么在去國三十年后寫下了這么一篇《歸去來辭》呢？

這“辭”可能是背寫的，中間有遺漏。但重要的句子卻一句都不曾缺少。

三十多年前收集的一批師友墨跡在十年前被抄沒了。后來又意外地收回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我開始介紹這一組劫余書件時，題下了一個《珠還記幸》的總題，表示了一種意外僥幸的高興心情。失去的墨跡中就有靳以寫的一張。他不是書家，但字跡卻是秀麗的。平明出版社有許多新書的封面，就都是巴金抓住他寫下的。現在卻只能看到一封短箋的復印件。這封短箋被女主人帶到國外，幸存下來了。躲過了被抄沒的厄運。抄不去的還有靳以三十年前的囑托。現在她踐了“宿諾”。

在這里記下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有的人看來也許還是跡近“無聊”的小事。有一條奇妙的線在牽動著它們，這條線雖然細弱、飄忽，往來無跡，但它牽動的卻可能是非常的重量。這在有些人是不可能理解的，也不應該要求他們理解。

一九八三、二、十八。

為了行文的方便，文中提到的許多人都沒有加上敬稱。作者附記。

收藏書籍字畫古董文物的人大概有兩種：一種是“看好”的，就是關心這些文物的市場價格能不能升值。這是把收藏當生意做。這種人過去有，現在也不少。另一種則是“好看”的，因為這些書籍字畫古董文物有藝術價值，才收藏它的——黃裳先生當然是屬于這一類的人。

這一篇《宿諾》，表面上說的是自己手頭收藏的現代名人墨跡，實在是在述說朋友之間的友情。正如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所說的：“在這里記下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有的人看來也許還是跡近‘無聊’的小事。有一條奇妙的線在牽動著它們，這條線雖然細弱、飄忽，往來無跡，但它牽動的卻可能是非常的重量。這在有些人是不可能理解的，也不應該要求他們理解”。

這里只說說我個人對它的理解。古人重道義，有“一諾千金”之說。答應了你一件事，總得千方百計地完成。至于事隔數年乃至數十年的“宿諾”，居然照樣完成。這種友誼就可貴，這種人更可貴——他說的是沈從文、張充和，還有一個是牽線搭橋而又去世多年的章靳以。對于這幾個人，都可以說兩句。

知道沈從文是個著名小說家的人很多，知道他后來成為一個文物工作者的人也不少，而知道他同時又是一位書法家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從作者的文章和附圖中可以看出，沈從文非但字寫得好，而且在臨摹前輩書法家方面也下過大功夫，更可貴的是他的評論極有眼光。包世臣、梁同書和翁方綱都是清代著名書法家，沈從文非但臨摹了他們的書法，還道出自己的喜惡，尤其對翁方綱“雖瘦而腴”的評價更恰到好處。我尤其喜歡他的兩則跋語，盡管相隔三十年，而且境遇大不相同，但是依然不改從容不迫、自得其樂的個性。須知，沈從文并沒有受過什么正規的教育，他是一個湘西的“鄉下人”，流浪到北京，學寫小說而成名，完全依靠自學，治一門學問成一代大家，書法對他來說是“余事”，居然也如此精美深湛。

沈從文的夫人是合肥張家的“三小姐”張兆和。她的父親張冀牖從安徽來到蘇州定居，創辦了一所女子中學，他家的四個女兒，個個才貌出眾，術有專攻，都為中國的文化事業做出了貢獻。大姐張元和善昆曲，嫁給昆曲名小生顧傳玠，定居在美國；二姐張允和，也善昆曲，嫁給先是銀行家后來成為語言文字學家的周有光；三姐張兆和，是沈從文夫人；小妹妹張充和嫁給美國漢學家傅漢思。我們這里看到的是張充和的工筆小楷，娟秀雅致，見功夫又見其修養。要補充的一點是張充和的文章也寫得極好，她有一篇《三姐夫沈二哥》(寫于1980年)真是把沈從文寫活了。這四位才女，目前都還健在，而且有九十高齡了。

章靳以(1909—1959)則去世較早，但他在文人中的影響不小，因為他長期從事文學編輯工作。有一位評論家說：“他生于北而學于南，在上海開始小說創作而在北平趨于成熟，在南北兩個文化中心以小說快手和編輯大家馳名，天然地充當了京派作家群和上海作家的粘合劑。”(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這“粘合劑”形容得極妙，在黃裳的這篇文章里，靳以(又是黃裳在南開中學讀書的老同學)正是發揮了“粘合劑”的作用。沈從文的字、張充和的字、包括楊振聲的字，都是通過他弄來的。可是他自己的字呢，他的一封信意外地附在張充和在三十多年后寄來的書法之中，也寫得十分流動有致。

沈從文、張充和、楊振聲、章靳以這些人的字當然是寫得好看的。在這些好看的字的背后，我們又看到了中國文人所特有的藝術情趣和友誼，特別是他們待人待己的人格操守，這些使他們在書法中在文章中活著，而且長久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