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章句集注》與“四書”學

理學產生伊始，經學本身也發生了變化。宋初80年，經學仍然沿襲漢唐諸儒的治學方法，但在新形勢下，這種方法已明顯不能適應在傳統儒學基礎上建立新思想體系的需要。漢唐經學要求儒生恪守經注，嚴重壓抑了學者理論思維的創新活動，儒生們的要求難以在舊的經學體系中實現。

慶歷前后，一大批儒生開始懷疑漢唐古注，并攻擊訓詁章句的解經方法。南宋陸游描述當時的情景：“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圣人乎？自慶歷后，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注乎？”（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經說》）由于漢唐儒生恪守的傳注乃至某些經書受到懷疑和詆毀，一些儒生開始根據自己的思想觀點取舍儒經，解說經書，發明經旨，側重探究經文義理。這種做法在唐末啖助及弟子趙匡、陸淳已開其端，但只是個別儒生所為。仁宗慶歷之后，自劉敞《七經小傳》、王安石《三經新義》刊行，義理解經蔚然成風，漢唐訓詁之學，遭到很大沖擊。

理學產生時期，義理之學大盛，義理解經影響了一代學術風氣，給理學家利用儒經的范圍、命題和理論框架建立新的思想體系提供了有利條件。理學家們主張以“義理”解經，熱衷于對經書所表達的思想內容進行解說。二程說：“圣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河南程氏遺書》卷二）治經的目的，在于“觀圣人所以作經之意，與圣人所以用心，與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他主張學者要有“獨見”（《河南程氏粹言》卷一），在經書原義的啟示下，不斷創立新的思想觀點。張載也主張“學貴心悟，守舊無功”（《經學理窟·義理》），治經應“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經學理窟·學大原下》），“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經學理窟·義理》）。理學家把自己的思想觀點融進經解中，仿佛理學思想本來就在經中，只不過人們沒有領悟罷了。理學所創義理之學，在儒學復興的潮流中，對理學思想體系的發展和傳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北宋科舉制度的變化，對理學的義理之學也有直接的影響。太宗時，在“明經”科之外，還有“九經”“五經”“三禮”“三傳”等科目，增加了儒家經書在科舉考試中的比重。宋神宗即位，“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并采納王安石的建議，“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后改《論語》《孟子》義各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還規定“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宋史·選舉志一》）。

以義理之學取代章句訓詁之學、會通諸經、創立新說是當時的學術發展趨勢。北宋五子對《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關注，以及對“四書”與“五經”的區別與聯系的把握，都與這種風氣以及唐宋間學術轉型有關。

“四書”在宋以前是不并行的。以《論語》《孟子》為例，《論語》是儒家經書，《孟子》是子部的書。宋代官定《九經》，《孟子》被列為《九經》之一，正式由“子”入“經”。就在《孟子》由“子”入“經”的時候，《大學》和《中庸》也日益受到重視。北宋的皇帝還賜贈《大學》《中庸》供臣下學習，并與其他經書一起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科目，“四書”取得了與“五經”相同的地位。這不只是幾本書地位的偶然變動，也是后世從談經論道轉向談書論道的先兆。

理學奠基人二程首先詳加闡述了“四書”的道德觀念。二程一門不僅重視《易》，還重視《語》《孟》《學》《庸》。他們著有《論語解》《孟子解》，明道改正《大學》，伊川改正《大學》，《中庸解》（《中庸解》不是二程所寫，而是藍田呂大臨所著。但雙方的思想是一致的。見《朱子語類》卷六十二）。這里，要特別提到《中庸解》。該書根據《中庸》所說“君子不動而敬”，提出類似“坐禪入定”的“主敬”術，強調“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子程子語”）的道理。二程第一次從經學的視野，提倡“四書”并行（“四書”名稱的真正確立實際在南宋光宗紹熙年間）。程頤認為為學應“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宋史·程頤傳》）

二程的表敘、大二程十余歲的張載以“四書”為主，闡述儒家“性與天道”等思想，撰成了以《正蒙》《經學理窟》為代表的義理著作。他認為，“耳不可以聞道”，“子貢以為不聞，是耳之聞未可以為聞也。”（《經學理窟·學大原上》）正心誠意才可理解性與天道。他強調說“不以茍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張子語錄·語錄上》），主張通過理性“了悟”（心思）的途徑來探討“性與天道”的學問。張載極力推崇《孟子》的“盡心”學說，認為孟子能不受見聞的局限，“不以見聞梏其心”（《正蒙·大心》），充分發揮思維器官的功能，通過“盡心”而“知性”“知天”，把“盡心”和“性與天道”相聯系，闡明了知性知天道的理論和方法，解決了困惑孔子弟子的疑難，發展了《論語》的思想。對《中庸》《大學》，張載認為這也是闡述“性與天道”的書。他在《正蒙》中專門寫有《誠明篇》《中正篇》，重點闡述《中庸》的“誠明”和“性與天道”的聯系。他認為，“誠明”是包括“誠”和“明”的復合范疇，“誠”是指通過內省體驗所達到的最高修養境界，“明”是指通過學習途徑所達到的最高認識境界，人達到了“誠明”的境界，也就認識了人類和自然的本質，使天人之間、主客之間和諧地統一起來。張載在著作中雖未辟專章論《大學》，但他十分重視《大學》的“格物”。他解釋說，格物，就是見物，“見物多，窮理多”（《橫渠易說·說卦》），認為這是《論語》《孟子》《中庸》三書未曾述及的思想。他解釋“格”為“見”，觀察和接觸大量事物，才能窮理、盡性、“至于命”（《橫渠易說·說卦》）。所謂“命”，就是指客觀必然性，“至于命”，也就是達到對“性與天道”的合乎規律性的認識。這樣，張載就在認識論上明確了《大學》是“性與天道”思想體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張載把《論語》的“性與天道”命題，《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學說，《中庸》以“誠明”達到“性”“道”“教”三者統一的理論，以及《大學》的“格物”思想，作為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會通《易》與佛道思想，建立起自己的思想體系。

朱熹改定《大學》，特別是補充“格物致知”章，王陽明重視《大學》古本，都是為了闡發并形成自己的新的思想學說。此后改定《大學》者并不只是二程、朱、王，還有很多，可參見邱漢生先生著《四書集注簡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