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感·黃景仁
仙佛茫茫兩未成，只知獨夜不平鳴。
風蓬飄盡悲歌氣，泥絮沾來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
莫因詩卷愁成讖，春鳥秋蟲自作聲。

近四十年來，文學史家們論及清代詩人黃仲則，都認為他的詩內容窄狹，只是透露了一點“士大夫的苦悶”，寫寫個人的窮愁而已。因此，黃仲則的詩長期來一直受到冷落。這樣的評價是否公正呢？

誠如史書記載，黃仲則的一生確是極其凄苦的，四歲喪父，在成年前，祖父、祖母、兄長相繼去世，家徒四壁。然而這位窮苦孩子卻是個天才，九歲時就能做出“江頭一夜雨，樓上五更寒”的詩句。十六歲，在三千人中取得童子詩第一名。可是就以他這樣的才華，又當乾隆盛世，終其身還只是個秀才。他十九歲那年，初次參加江寧鄉試，名落孫山，于是憤激地寫下了上面這首《雜感》。這是他剛踏上人生征途時寫下的孤憤詩，卻是奠定了他一生詩作的基調，是他后來一系列孤憤詩的前奏。

詩一開始說：自己在這個苦難的人世，想去成仙成佛，以擺脫塵世煩惱，都沒有成功，只好在漫漫長夜，獨自發出憤憤不平的悲鳴。詩中“不平鳴”三字很值得注意。我們知道，所謂“乾隆盛世”，文字獄很可怕，一般士人噤若寒蟬，而黃仲則身上卻有一種抗爭的“野性”。這種抗爭，當然是從個人仕途遭遇引起的，他“六赴鄉試，概報罷。”只好長期游幕，依人為生，心中自有一股對社會的不平之氣。他慨嘆：“長鋏依人游未已，短衣射虎氣難平”，后來越來越激憤，他要像彌衡、嵇康那樣罵人了。他在《錢百泉雜感》中這樣寫道：“臣本高陽舊酒徒，未曾酣醉起烏烏。彌生漫罵奚生傲，此輩于今未可無！”他甚至在看《林沖夜奔》這出戲時，也因憤懣不平，起而作《金縷曲》曰：“不到傷心無淚灑，灑平皋那肯因妻子？惹我發，沖冠起！”這種對社會的“不平”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

當然，長期游幕的生活，使詩人唱出了更多的凄悲的調子，如《雜感》頷聯所寫：“風蓬飄盡悲歌氣，泥絮沾來薄幸名。”這兩句詩概括了詩人一生飄零痛苦的身世和他那與世落落寡合的個性。對于黃仲則，現實是嚴峻的，時代是冷酷的，命運是不公正的。詩人像風中蓬草，到處飄零，慷慨悲歌之氣消磨殆盡。他有一種深深的寂寞感和傷感情緒：“病馬依人同失路，寒蟬似我只吞聲。”“怕聽歌板聽禪板，厭看春燈看佛燈。”詩人的生命簡直是憂愁之網織成的。然而，即使如此，他在這“侏儒太飽臣餓死”的世道里，依然一副錚錚傲骨。據說他居朱竹君幕時，與同事議論偶不合，買舟竟行，翌日追之，已不及矣。其標格清峻如此。“泥絮沾來薄幸名”，正是他感到自己不可一世的詩名，只不過如同墜落在泥淖里的柳絮，難以飛舉，而自己與世的落落寡合，被一些權貴們認為高傲的不識抬舉和不近人情的“薄幸”之人！

實際上他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胸有不平之氣，他打心底里就厭惡當時整個腐敗的官場和儒林。所以《雜感》頸聯這樣寫道：“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他清醒地認識到：他面對的“乾隆盛世”，實際上是一個是非不分、人情險惡、倒行逆施的世道。“窮途日暮皆倒行”，“悲來舉目皆行尸”。他曾在“何事不可為”的詩中，揭露了那批不惜認人作父，攀龍附鳳的官迷。他還寫了一首《圈虎行》，表面上寫雜技，實際上也是諷刺嘲弄那些朝中文武大臣——他們得了“骨頭”，丟了“骨氣”，貌似“老虎”，實系“斑奴”。當今顯官，名儒十之有九都是這類貨色，詩人對他們自然要投之以“白眼”了！

而作為一個有操持的才志之士，在如此結黨營私，爾虞我詐以追逐權勢和財富的風氣面前，只能“雨云翻覆隨流輩，裘馬輕肥讓市兒”了。詩人“奮飛常恨身無翼”，慨嘆這個世界不是屬于我們這類書生的，“識字多真累，為儒例合輕”，在世人眼里，書生只是“百無一用”的大傻瓜！顯然，“百無一用是書生”這句是反語，是牢騷，是憤世疾俗的“不平鳴”！

真的“百無一用”嗎？否，我有筆如刀，黃仲則說：“此身卑賤無一能，矯吭但欲為新聲”。他要用自己的“新聲”去抗爭：“避人偷作文彈鼠，厭俗頻將劍逐蠅，莫話單寒向行路，季裘雖敝尚能勝。”《雜感》尾聯更向世人公開宣稱：“莫因詩卷愁成讖，春鳥秋蟲自作聲。”此句下有“自注”云：“或戒以吟苦非福，謝之而已。”古人有“詩讖”之說，如果寫詩作不吉利之語，往往在作者身上得到應驗。因此有人勸他不要多作“幽苦語”。黃仲則表示不相信這種迷信，他的詩要像春天的鳥鳴，秋天的蟲吟那樣，發出的都是天籟之音。“莫因詩卷愁成讖”的“讖”字，實際上是“文字獄”的一種巧妙暗示。人們勸他謹防文字賈禍，而黃仲則表示不作迎合“盛世”的鶯歌燕語，他，“只知獨夜不平鳴”！

包世臣在《齊民四術》中說黃仲則“生性豪宕”，“慨然有用世之志，而見時流齷齪、猥瑣，輒使酒恣聲色，譏笑訕侮，一發于詩。”包世臣是很有見解的。時人及后來一些評論家往往只注意到黃詩“好作幽苦語”，而視為唐代孟郊之類的“寒蟲”，他們實際上是忽視了黃詩“豪宕”和“譏笑訕侮”的一面。還是詩人張維屏看到了這一點，他說：“黃生抑塞多苦語，要是饑鳳非寒蟲。”正由于他是詩人中的“饑鳳”，才能“聲稱噪一時，乾隆六十年間，說詩者推為第一。”這位“饑鳳”“自作聲”的精神在當時極其難能可貴的。郁達夫早在三十年代就看到了這一點，他在《關于黃仲則》一文中說：“他(黃仲則)的詩格，在社會繁榮的乾隆一代之中，實在是特殊得很的，我們但須看看他的許多同時代人的集子，就能明白。他們的才能非不大，學非不博，然而和平敦厚，個個總免不了十足的頭巾氣味。要想在乾嘉兩代的詩人之中，求一些語語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詩人氣質的詩，自然非黃仲則莫屬了。”這話說得極其深刻中肯，遺憾的是近若干年來，我們的文學史家們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