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文學個人化和學術群體化·儒林列傳》鑒賞

原文：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①學官之路，未嘗不廢^②書而嘆也。曰：嗟乎! 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③而禮樂壞，諸侯恣^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⑤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⑥《詩》《書》，修起禮樂。適^⑦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⑧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⑨七十馀君無所遇，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以辭微而指^⑩博，后世學者多錄⁽¹¹⁾焉。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后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并爭于戰國，儒術既絀⁽¹²⁾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¹³⁾遵夫子之業而潤色⁽¹⁴⁾之，以學顯于當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¹⁵⁾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¹⁶⁾陳王。于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¹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 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圣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 故孔子在陳，曰“歸⁽¹⁸⁾與歸與! 吾黨之小子狂⁽¹⁹⁾簡⁽²⁰⁾，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²¹⁾之”。夫齊魯之閑⁽²²⁾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后諸儒始得脩其經蓺⁽²³⁾，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²⁴⁾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²⁵⁾，于是喟然嘆興于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²⁶⁾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²⁷⁾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²⁸⁾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²⁹⁾者。

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³⁰⁾儒學，而上亦鄉⁽³¹⁾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后，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³²⁾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公孫弘為學官，悼⁽³³⁾道之郁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³⁴⁾民以禮，風⁽³⁵⁾之以樂。婚姻者，居屋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³⁶⁾焉。故詳⁽³⁷⁾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³⁸⁾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³⁹⁾也。古者政教未洽⁽⁴⁰⁾，不備其禮，請因⁽⁴¹⁾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⁴²⁾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⁴³⁾上，儀狀端正者，補⁽⁴⁴⁾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⁴⁵⁾，詣⁽⁴⁶⁾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蓺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⁴⁷⁾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蓺，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⁴⁸⁾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⁴⁹⁾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蓺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⁵⁰⁾，文學掌故補郡屬，備⁽⁵¹⁾員。請著⁽⁵²⁾功令。佗⁽⁵³⁾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

〔注釋〕 ①厲：磨礪。②廢：放下。③微：衰落。④恣：放縱。⑤閔：同“憫”。⑥次：編訂。⑦適：到。⑧以：因為。⑨干：求見。⑩指：同“旨”。(11)錄：采用。(12)絀：通“黜”，廢棄。(13)咸：都。(14)潤色：發展。(15)王：稱王。(16)歸：歸附。(17)起：源起。(18)歸：回去。(19)狂：狂放。(20)簡：倨傲。(21)裁：調教。(22)閑：通“嫻”，嫻熟。(23)蓺：同“藝”。(24)為：擔任。(25)首：首位。(26)遑：空閑。(27)頗：略微。(28)任：任用。(29)進：出仕。(30)明：闡明。(31)鄉：贊同。(32)延：延請。(33)悼：悲痛。(34)導：啟發。(35)風：教導。(36)愍：痛心。(37)詳：詳盡。(38)與：給。(39)原：根本。(40)洽：廣博。(41)因：依據。(42)復：免賦稅徭役。(43)已：同“以”。(44)補：補官。(45)偕：一起。(46)詣：造訪。(47)籍：登記。(48)下：頒布。(49)秩：俸祿。(50)屬：下屬。(51)備：齊備。(52)著：寫。(53)佗：別的。

鑒賞：

經學在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發展中居于核心地位，《四庫全書》把“經”放在首位，就充分說明了它的重要性，而這一領域是在漢代由儒生群體奠定的。儒學自孔子以來雖然所走過的道路坎坷不平，但是在其誕生地魯國及其毗鄰的齊國一帶卻相沿不廢，具有堅韌的文化生命力，傳文中提及的漢代經學大師及其有成就的弟子也大多為齊魯間人。這說明漢代儒學的復興乃是其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恢復和弘揚。司馬遷用深邃的眼光，從歷史與現實兩個方面闡明了儒學在漢武帝時期勃然興盛的原因。正是這一因素，直接導致漢代經學的繁榮和發展。

秦焚書坑儒，典籍凋零。漢代從文景時期展開大規模的古籍整理工作，博士們使用的經書本子是用漢代的隸書所寫，此乃為今文經。漢景帝末年，魯恭王壞孔子宅，從舊宅墻中發現一批經典。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收集了大批古典文獻。這些新出土的文獻，都是用戰國古文字書寫的，故統稱古文經。經過朝廷和儒生有意識的整理和挽救，除《樂》經已亡外，其他五經，即《詩》、《書》、《禮》、《易》、《春秋》得以流傳。漢武帝遂立五經博士，每一經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與弟子傳習經書，分成若干流派。這是一整套關于儒家經學教育和朝廷官吏選拔的方案，其中不僅包括教育方針及選拔條件，而且包括考核方法與修業期滿后的分配等一系列措施。從此，博士成為專門傳授儒家經學的學官。

五經博士設置后，五經成為士子必讀的崇高經典。漢代儒生們便以傳習及解釋五經為主業。經過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和政治家公孫弘的努力及眾多今文經學儒生的闡發與實踐，今文經學在漢代取得獨尊地位。魯人申培公、濟南伏生、魯高堂生、菑川田生以及齊胡毋生和廣川董仲舒，分別是治《詩》、《書》、《禮》、《易》和《春秋》的經學大師。大師們門人弟子彌眾，不僅在學術上登堂入室，而且取得高官厚位，如申培公的弟子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且“弟子為博士者十馀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其他“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尚書》傳人倪寬官至御史大夫，張生亦為博士;《禮》經傳者魯徐生，孝文帝時為禮官大夫，傳至子孫徐延、徐襄，徐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徐襄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易》傳者楊何官至中大夫，弟子即墨成至城陽相，孟但為太子門大夫，周霸、衡胡和主父偃，皆至二千石;《春秋》傳者胡毋生為孝景帝博士，后傳《春秋》于公孫弘，弘官至丞相;董仲舒為武帝江都相，弟子褚大官至梁相，呂步舒官至長史，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這些聞名遐邇的經學大師所具有的傳統儒家人格的時代彰顯，不僅創造出大漢博大恢弘的經學文化，而且提升了那個時代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內涵。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流傳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及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對當時社會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學、政治、社會、歷史問題，給予了較為系統的回答，為武帝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轉折過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孫弘提出并擬定了為“五經博士”設弟子員的措施，以及為在職官員制定了以儒家經學、禮義為標準的升官辦法和補官條件，即“通一蓺(經)以上”、“先用誦多者”為準，其中品級高的可任左右內史、太行卒史，品級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邊郡太守卒史。利祿的誘惑，使士人埋頭于讀經，以至于民間流傳著“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的諺語(《漢書·韋賢傳》)。清代皮錫瑞《經學歷史》第三章稱武帝時期為經學的昌明時期，甚至在武帝、宣帝時，“以《禹貢》治河，以《洪范》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經學與政治相結合，既體現出一種政治智慧，也體現了經學的實用價值，這是漢代經學繁盛的一大標志。這種實踐，把經學思想深深地植入到了人們的生活之中。

綜觀《儒林列傳》，我們應注意三大問題：其一，經學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經學借助政治而騰涌，政治依賴經學而昌盛，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筑出西漢武帝時期繁榮昌盛的經學氣象;其二，經學，尤其是今文經學，一開始便與現實密切聯系，也就是說，學術不是純粹的學術，而是現實的需要，這種政治哲學中蘊含的智慧以及學術為現實服務的目的，恰好是中國傳統經學文化的內涵所在;其三，經學教育，是文化傳播的過程，也是學術思想的傳承過程，同時也是學術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經典本身包含豐富的思想內容，對于它的研究，無疑也促進了史學、哲學、文學以及文字學的發展，因此，經學的傳播及其繁榮，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具有積極的推進作用。漢代經學在武帝以后的發展情況，《漢書》、《后漢書》的《儒林列傳》均有較詳細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