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雞既鳴矣，

朝既盈矣。

匪雞則鳴，

蒼蠅之聲。

(鳴、盈、聲，耕部。)

東方明矣，

朝既昌矣。

匪東方則明，

月出之光。

(明、昌、光，陽部。)

蟲飛薨薨，

甘與子同夢。

會且歸矣，

無庶予子憎。

(薨、夢、憎，蒸部。)

〔譯文〕

“公雞已經叫三遍了，朝里的人該擠滿啦。”“那不是公雞叫，是蒼蠅在屋子里的嗡嗡聲。”

“你看天已經亮了，上朝的百官該滿堂啦。”“那不是東方發白天已亮，是雪白的月光照進了咱們的紗窗。”

“蚊蟲在飛，蒼蠅在叫，我愿意和你同床共夢。”“百官就要退朝了，不要讓人家罵你是懶漢!”

〔評介〕

《雞鳴》三章，章四句。關于本詩的主旨，眾說不一。《詩序》說是“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唐人孔穎達在《毛詩正義》對此作進一步說明：“作雞鳴詩者，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由內無賢妃以相警戒故也。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于夫以相成益之道焉。”后來學者多從其說。宋人朱熹的《詩集傳》說：“言古之賢妃御于君所，至于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朱子不僅從序之說，并且把它豐富了。不過說“心存警畏”，有之;“不留逸欲”，未必。持詩序說的人，主要根據是史，歷史記載，齊哀公確實是荒淫怠慢、不理朝政的昏君。其他查無實據。

《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云：“《雞鳴》，(憂)讒人也。”清人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謂“讒”上疑奪“憂”字。《齊說》云：“雞鳴失時，君騷相憂。”王先謙《集疏》說：“雞鳴失時者，蓋齊君內嬖工讒，有如晉獻之驪姬，致其君有失時晏起之事，其相憂之而賦此詩。”這是以為國君失時晏起，咎在妃妾工讒。根據這種理解，詩里的問答就應該是國君問，妃妾答了。此說顯然不妥。難道國君的荒淫怠慢、貪戀女色還要由妃妾負責不成?為什么一定要把所有過失都推到妃妾頭上呢?這分明是一種男尊女卑的偏見。

清人姚際恒的《詩經通論》認為“警其夫欲令早起，故終夜關心，乍寐乍覺，誤以蠅聲為雞聲，以月光為東方明，真情實景，寫來活現。”方玉潤的《詩經原始》不同意此說：“賢妃進御于君，有夜漏以警心，有太師以奏誡，豈煩乍寐乍覺，誤以為蠅聲為雞聲，以月光為東方明哉?”方玉潤認為：“此正士大夫之家雞鳴待旦，賢婦關心，常恐早朝遲誤有累慎德，不惟人憎夫子，且及其婦，故尤為關心，時存警畏，不敢留于逸欲也。”此說為多數今人所接受。余冠英先生的《詩經選》說：“這詩全篇是一夫一婦的對話。丈夫留戀床第，妻怕他誤了早朝，催他起身。”我認為詩作是文學作品，并非歷史實錄，還是方玉潤說得對：“全詩純用虛寫。”不能認為有“朝”，有“會”，就一定是國君去朝會，大夫群臣不是也去朝會了嗎?為什么要認定是“國君的妻子在早晨勸促其夫君去上朝”呢?

細味本篇，當是敘述夫婦兩人對話的敘事詩。前兩章是寫婦因“雞既鳴”、“東方明”兩次勸說夫起床，而夫總是故意打岔、支吾搪塞，貪戀床第，不愿早朝。第三章從語氣上看則是婦進一步勸夫之詞。婦用“蟲飛薨薨”證實天確實亮了，不然的話，還不心甘情愿地“與子同夢”嗎?朝會快散了，可別讓人罵“你”是懶漢。詩的內容還是十分清楚的。

關于三章的對話也是眾說紛紜，鄭《箋》以全詩為夫人之詞，王先謙《集疏》的末章為代君謂其夫人之辭。《詩序》則以為前面兩章各一問一答，問的是擬賢妃，答的是擬哀公，最后一章就以為是擬賢妃儆戒哀公的話了。后人多從《詩序》說，只是“賢妃”“哀公”尚無確據。

在詩歌中插進對話，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是不常見的，《詩經》卻較多地運用這一方法。本詩全篇都用對話形式寫成。這三章對話的內容前邊已經說過，本詩直錄對話內容，用的是賦體。但并不是平鋪直敘，它很生動地表現了人物的性格。通過對話也推動了情節的發展，描摹了人物的語態。詩歌把男人戀床不起的慵懶和女人對其夫的關切和嗔怒，都活化了出來，給人以“如聞其聲，如見其形”的感覺。我很贊成黃典誠先生的評價：“問答聯句，妙諦成章，形象之至，明白如畫。增之一字為累贅，減其一字則不可。如此筆墨，自然上乘。”真是“古今絕作也”(方玉潤語)。

“無庶予子憎”一句，人們的理解不盡相同。無庶，庶幾無。幸而，大概。馬瑞辰云：“《爾雅》，庶，幸也。《大雅·抑篇》庶無大悔。無庶即庶無之倒文，猶瑕不作不瑕，尚不作不尚也。”予子憎，即憎予子。另說為“予于憎”之意。陳奐疑“子”乃“于”之誤，以為古本當作“庶無予子憎”，“與此予子毒，置予于懷，胡轉予于恤，皆上一字作予，下一字作于，句法正同。”又，姚際恒云：“‘無庶予子憎’，謂庶幾無使人憎予與子也。是倒字句法，以見君天明方起，尚留戀于色而為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