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研究· 關于《毛詩序》的幾個問題·《詩大序》的內容和意義

《詩大序》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中第一篇詩歌專論，它比較全面地繼承總結了先秦儒家詩歌理論，其主要的內容和意義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闡述了詩、樂、舞的起源、關系及本質特征。《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關于詩、樂、舞的起源，《荀子·樂論》說：“夫樂者，樂也，人情所不能免也”。《禮記·樂記》說：“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詩大序》繼承了周人的觀念，認為詩、樂、舞起源于 “情動于中”，內心萌生激情，無法抑制，自然而然地要借助精練的語言(詩)、有節奏的音聲(樂)和軀體的扭動(舞)來宣泄，這雖是感性經驗的總結，但在現代心理學的研究中可以找到充分的科學論據，內在的激情總要通過外在的行動宣泄出來。從內心與外物的關系以及人的生理本能的角度解釋詩、樂、舞的起源，是解釋文學起源的一種重要理論。其合理內核在于，不論是說文學藝術起源于勞動還是游戲、原始巫術，歸根結底都是借助詩、樂、舞等藝術形式宣泄內心的激情。

人類初期，詩，樂、舞三者合一，《詩經》時代三者也并未完全分離，樂為詩之聲，詩為樂之詞，古人言“樂”往往包含著“樂語”“樂舞” (《周禮·大司樂》)。《詩大序》繼承了先秦時期的認識，更明確具體地論述了藝術萌起時期詩、樂、舞緊密融合的表現形態及不同藝術形式的藝術功能。

“詩言志”是我國古代詩論中的開山的綱領，也是先秦時期各學派的共識。先秦時期“詩”、“志”同用，“情”、“志”為一，并都帶有濃厚的倫理道德的政教色彩。《詩大序》忠實地繼承了先秦時期的觀念，雖然仍是強調詩歌的政教功能，但畢竟將情、志結合起來，初步認識到文學藝術抒情言志的本質特征。

其二，論述了詩歌與時代、政治、地理等文化因素的關系。《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吳公子季札對“周樂”的長篇評論，便具體地體現了周人“審樂以知政” (《禮記·樂記》) 的觀念。《詩大序》繼承周人之說，指出“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認為不同的時代產生不同的詩歌，詩歌內容是時代政治、道德和風俗的反映。在這種觀念支配下，《詩大序》又提出了“風雅正變”之說，認為“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把詩歌看作是時代的產物，有一定的道理，但依此機械地去推測詩篇的時代或劃分詩歌的正變，則缺乏科學性，也不符合《詩經》的創作實際。

其三，強調了詩歌的政教功用。周朝樂官教詩于瞽矇國子之時，就十分注重“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周禮·太師》)“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周禮·大司樂》)孔子教詩論詩之時更是突出 《詩經》 “思無邪”、興、觀、群、怨、事父事君的政教功用。《荀子·樂論》、《禮記·樂記》也都反復強調詩樂 “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移風易俗”的教化作用。認為“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導之。”(《禮記·樂記》)《詩大序》進一步明確指出詩具有“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的功能，“故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認為詩歌不僅是社會政治活動的反映，而且可以能動地改造社會。故強調將詩歌作為政治工具，進行政治和倫理道德教育。這種觀念影響極大，成為兩千年封建社會儒家詩論的主要特色，《詩三百》所以被奉為政治經典，后世詩人所以高舉“風雅比興”進行詩文革新運動，東西方文學的創作與批評所以會存在巨大差異，都主要源于此。強調詩歌的政教功用，從積極方面說，影響詩人面對社會人生，關心人民饑苦、國家興亡而避免無病呻吟的唯美主義傾向;從消極方面說，泯滅了詩歌自身的藝術屬性，抑制了文學創作藝術的正常發展。

其四，具體闡述了用 《詩》于政教的六種用途。《周禮·春官大師》云：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詩大序》繼承其說云：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產生于用詩時代的《周禮》“六詩”和 《詩大序》“六義”都是講詩之用。從《詩經》的角度說，是詩的作用或用途，從用詩人的角度說，是用詩的方法。大師教瞽矇則偏重用于典禮的風、雅、頌，兼及賦詩之用; 偏重于聲之用，兼及義之用。頌用于宗廟祭祀，雅用于朝會宴饗，風用于日常生活之禮。教國子則偏重用于賦詩的賦、比、興，兼及典禮之用;偏重義之用，兼及聲之用。興為用詩“感發志意”，“引譬連類”;比為用詩“言古以剴今”，比較類推;賦則是敷布其志的具體方法(參見魯洪生《從賦、比、興產生的時代背景看其本義》《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3期)。《詩大序》產生的經學時代，奉《詩》為政治經典，當作諫書，用于政教，用 《詩》來發揮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故《詩大序》之“六義”則是對《詩經》政教之用的概括。《詩大序》以為風，用于教化與諷諫;“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實現政教的兩種方式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諷諫的原則是： “發乎情，止乎禮義”。諷諫的形式要“主文而譎諫”，“文”有多義，或指用歌樂諷諫的文雅的表達形式，或指比喻象征不直言其過的文雅的語言表現形式，或指溫柔敦厚，不疾言厲色的文雅風格，總之是追求一種“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的政教效果。古人所以格外推重尊崇委婉含蓄的藝術風格與此直接相關。雅用于“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賦、比、興原來為“賦詩斷章，余取所求”借詩言志的用詩方法，漢儒沿用其法解說“詩人本意”，比附經義，賦詩之用衍成政教之用，成為 “主文而譎諫”的用詩方法。《詩大序》雖沒有明確解釋賦、比、興，但在毛 《傳》標興及漢儒以興說詩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毛《傳》所標116興皆是描寫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以及時間、事件、行動等具體形象的詩句，然后從中“感發志意”。從修辭上說，即是“引譬連類”。如《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毛《傳》 曰：“興也。蘋，萍也。鹿得萍呦呦然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本是毛《傳》運用賦詩之興法從詩中感發出的政教之意，卻要說成是詩本義，就無異于說詩人是運用了興的手法進行創作才使詩會有了這種喻意。故使賦、比、興的含義從用詩(賦詩之用、政教之用) 的方法向表現方法轉變。從這個意義說，又是毛 《傳》標興開啟了后世對《詩經》表現方法的藝術總結。

《詩大序》既是儒家禮教的宣傳品，又是先秦至兩漢詩歌理論的全面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