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司馬懿》解說與賞析

在《三國演義》中，唯一能與諸葛亮抗衡并阻止諸葛亮北伐的人物是司馬懿。

在與諸葛亮對壘之前，司馬懿已多次顯露出敏銳的政治眼光和驚人的戰(zhàn)略膽識。當曹操平定漢中之后，當時任主簿的司馬懿曾勸曹操乘勝奪取益州。盡管這一建議沒被曹操采納，但在“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尚未歸心”的情況下，乘勝取西川無疑是最好的時機。事實證明，等到劉備政權(quán)鞏固、蜀民安定下來之后，曹操再想攻取益州，已經(jīng)是“難于上青天”了。在與蜀、吳的關(guān)系中，司馬懿是極力主張聯(lián)吳抗蜀的代表人物，他曾幾次勸說曹操利用吳、蜀矛盾打擊蜀漢，深得曹操贊許。在關(guān)羽力拔襄陽、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之后，曹操因許昌地近襄樊而打算遷都，司馬懿極力勸阻，并建議曹操“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令孫權(quán)暗暗起兵躡云長之后，許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quán)”，結(jié)果不僅關(guān)羽被東吳所殺，樊城之危頓解，而且使曹魏政權(quán)得以鞏固，基本國力得到加強。

當然，真正全面表現(xiàn)司馬懿的軍事謀略和指揮才能，還是在與諸葛亮的斗智中。盡管《三國演義》描寫司馬懿與諸葛亮對峙常常處于劣勢，如渭濱斗陣受辱，上方谷父子被困，受巾幗素衣而不敢出戰(zhàn)，見諸葛亮偶像嚇得奔走五十余里而問部將“我有頭否”，等等。連曹營大將郭淮、孫禮等人也公開議論“孔明勝仲達多矣”，可見司馬懿確實不如諸葛亮。然而，我們并不感到司馬懿庸碌無能，卻仍然佩服他的智慧謀略。這是因為，《三國演義》將諸葛亮充分理想化了，在智勝天下無敵手的諸葛亮面前，司馬懿畢竟是可以與之抗衡的唯一對手，這自然提高了司馬懿的地位和威望，即使敗在諸葛亮之手，也并不損害他的基本形象。

作為與諸葛亮對壘的曹營統(tǒng)帥，前有夏侯楙不堪一擊而被擒，后有曹真屢受挫敗而氣病，司馬懿卻獨能有效地抵御諸葛亮的進攻，這就不能不使人對他刮目相看，承認他具有不同凡響的杰出才干。更何況司馬懿在與諸葛亮的較量中并不全是失敗的紀錄：取街亭切斷蜀兵糧道，迫使諸葛亮退兵，守箕谷阻止蜀兵偷襲，幾乎全殲陳式一軍;施反間之計讓后主召回諸葛亮，瓦解蜀軍的凌厲攻勢;識破諸葛亮虛攻北原暗取渭南的陰謀而伏擊蜀兵，使蜀兵損失慘重，令諸葛亮“心中憂悶”;如此等等，均可證明司馬懿之才實可與諸葛亮相頡頏。至于司馬懿常常以守為攻，被人譏為“畏蜀如虎”，這并不能說明司馬懿怯懦膽小，反而證明司馬懿確有超越常人的戰(zhàn)略眼光和因事制宜的戰(zhàn)術(shù)方針。正如毛宗崗指出的那樣：“孔明利在戰(zhàn)，司馬懿利在不戰(zhàn)。夏侯楙、曹真皆以戰(zhàn)而敗，司馬懿則欲以不戰(zhàn)而勝。其守郿城、箕谷者，所以遏孔明之后，而使不得不退也。使不得不退，而懿于是乎可以不戰(zhàn)矣。”司馬懿正是靠對敵我形勢的科學分析，以不戰(zhàn)而勝諸葛亮。

司馬懿采用不戰(zhàn)而勝的策略，除了基于他對蜀兵遠征、運糧不便，因而利于速戰(zhàn)的正確認識外，還表現(xiàn)了他服善膺能，明己知人的良好品質(zhì)。當郭淮、孫禮按照司馬懿安排從小路救武都、陰平而遭諸葛亮圍殲損失慘重回報司馬懿時，司馬懿說：“非汝等之罪，孔明智在吾先。”當諸葛亮因病退軍五日后司馬懿方才得知消息時，司馬懿感嘆說：“孔明真有神出鬼沒之計，吾不能及也!”作者雖然意在突出諸葛亮之智，但也反映出司馬懿之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一個軍事統(tǒng)帥能夠這樣冷靜地認識自己，這樣實事求是地評價對手，便為他制訂正確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奠定了科學的基礎，也就避免了部隊行動的盲目性。這樣的統(tǒng)帥領導的軍隊是不可能被敵軍徹底摧毀的。司馬懿越是堅決貫徹不戰(zhàn)而勝的戰(zhàn)略方針，諸葛亮的戰(zhàn)術(shù)優(yōu)勢就越難以得到發(fā)揮。諸葛亮在司馬懿堅守不出的情況下終于無計可施，只得喟然長嘆： “彼深知我也!”

一個人最困難的不是戰(zhàn)勝別人，而是戰(zhàn)勝自己。一個部隊也是如此。司馬懿要貫徹不戰(zhàn)而勝的原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蜀軍的挑戰(zhàn)自然會激起魏軍的應戰(zhàn)情緒，魏軍將領希望戰(zhàn)斗立功也會給司馬懿增加壓力，他不得不想方設法做好安定內(nèi)部的工作，在群情激憤難以平抑之時他還得借助皇帝的圣諭來壓制將士的請戰(zhàn)要求。最難能可貴的，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忍辱接受諸葛亮送來的巾幗素衣而拒絕出戰(zhàn)，挫敗了諸葛亮急于求戰(zhàn)的計謀。這不是怯懦，而是蘇軾所講的“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大勇，反映出一個主帥的驚人的理智和廣闊的胸襟。司馬懿的堅韌毅力和頑強性格也從這里得到生動的顯現(xiàn)。

司馬懿的智慧謀略和軍事指揮才能不僅表現(xiàn)在與諸葛亮的反復較量中，而且通過克日擒孟達、千里平遼東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現(xiàn)。然而，閱讀《三國演義》，我們總感覺到司馬懿遠不如諸葛亮的形象高大完美。其中原因，除了二人智謀方面確有差距之外，更重要的是司馬懿在道德人格方面不如諸葛亮。

司馬懿有大功于曹魏，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而曹魏統(tǒng)治者對司馬懿恩渥隆裕，也極少有人可與比并。曹操死時，司馬懿與曹洪、陳群、賈詡等同為顧命大臣。曹丕死前，召司馬懿與曹真、陳群三人入寢宮，命他們?nèi)溯o佐曹睿。曹睿病危，令使臣持節(jié)詔司馬懿還朝，拉著司馬懿的手說：“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托孤于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邦尚且如此，何況大國乎?朕幼子曹芳，年才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勛舊臣，竭力相輔，無負朕心!”并要司馬懿攜曹芳近前，曹芳緊抱司馬懿脖頸不放。曹睿托孤之情不謂不真，司馬懿所居職位不謂不高，然而，司馬懿并沒有像諸葛亮輔佐劉禪那樣盡心竭力，毫無私心雜念，而是培植個人勢力，將自己的兩個兒子安插在執(zhí)掌朝廷大權(quán)的重要位置上，以致后來演出了一場與曹氏逼宮相類的丑劇。盡管司馬懿本人沒有親身參加篡奪政權(quán)的行動，但政變的根子卻正是在他身上。司馬懿臨死前，曾說過“人皆疑吾有異志”的話，而他卻并沒有在生前通過真誠而有效的努力來解除人們的懷疑，這便足以證明人們的懷疑是有根據(jù)的，而他的不臣之心則是蓄謀已久，他的兒子們只不過繼承了他的遺志而已。司馬懿與諸葛亮的道德人格的巨大差距也就在這里充分地顯示出來。《三國演義》正是通過與諸葛亮的強烈對比，深入刻劃了司馬懿的典型性格，成功地塑造了這一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