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司文郎》解說與賞析

順治十五年(1658)。十九歲的蒲松齡在淄川縣、濟南府、山東學道的科考中，創連取三個第一的記錄，但以后他幾乎一次不拉地參加過多次鄉試，卻始終未能中舉。科舉失意給蒲松齡的心靈造成巨大的創傷。所謂“天孫老矣，顛倒了、天下幾多杰士!蕊宮放榜，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寄王如水》)悲憤之情托之著述，就凝聚成《聊齋志異》一書中那些托狐托鬼以抒懷才不遇和揭露科場內幕、譏刺考官的篇章。《司文郎》即是歷來為人們所激賞的一篇。

本篇寫的最精彩的部分無疑是盲僧以鼻來辨別文章優劣，其構想確是匪夷所思——雖然所辨別的不過是作為 “學而優則仕”的敲門磚的八股文，但這服從于作者的批判目標，在此可不必深究。其對科場試官之目鼻皆盲、不辨良莠、糊眼冬烘的諷刺可謂尖刻、辛辣以極，歷來為人們所稱引。但是，小說的后半部分并沒有堅持這種批判的立場。作者用梓潼府司文郎空缺，“暫令聾僮署篆”來解釋世間的文運顛倒，又將王生的落第歸之于善惡因果之報。作者甚而讓當了司文郎的宋某這樣勸慰王生：“我輩讀書人，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不尤人則德益弘，能克己則學益進，當前踧落，固是數之不偶，平心而論，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盲之人。”先前那個才華橫溢、做了游魂尚且矢志不渝的宋某竟作了虔誠的布道者。小說的藝術力量受到了較大的損害。

在我們看來，小說前后兩部分思想無疑是矛盾的，后半部分削弱了前半部分的批判力量，并且使小說的主角宋某的思想性格發生分裂，因而在藝術上也是敗筆。但假若知人論世，便可知道這兩部分的思想實際上統一于作者創作時的心態。

文學作品常常是作家思想、人格的顯現，作為寄托孤憤之作的《聊齋》中涉及科場的篇章，因與蒲松齡最重要的生活內容有關，所以往往最為深刻地打上作者思想感情活動的烙印。《聊齋志異》有一篇《葉生》，寫文章詞賦冠絕當時卻久困場屋的葉生，死后仍以幻形留在世上設帳授徒，使知己之子成名中舉。文末有一大段“異史氏曰”，抒發其科舉失意之悲憤。這篇《葉生》在《聊齋》手稿本被編在第1冊，知其為早期作品。清代評點家馮鎮巒認為《葉生》是“聊齋自作小傳”。篇中葉生解釋他的行為是：“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可知作者當時心情雖然沉痛卻不甘認輸于科考，不過僅僅認為命運不濟罷了。至《聊齋》中期的作品，由于更多的失敗，使作者逐漸認識科場之腐敗，于是轉而對考場舞弊、夤緣幸進現象進行揭露以及對試官目中無文加以攻擊嘲諷。《司文郎》屬于中期作品，所以作品雖然對試官積憤為謔，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但在蒲松齡的心目中還對科考存在著些須幻想，所以作品才有“當前踧落，固是數之不偶，平心而論，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盲之人”的話頭。而將科考成功與否，更多地歸之于不可知的命，歸之于因果之報，知其已不復有當年之信心了。《于去惡》中也無可奈何地寄希望于“張恒侯”執平文運，對于科考只能是“明知不可，而注定之艱苦，亦要歷盡耳”。至作期更晚的《賈奉雉》寫主人公屢次應試不售，后于“落卷中集其阘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竟然中式，事后他自己也覺得以此等文章中舉，“真無顏見同人”，便遁跡山林，逃離名場，就有了厭惡科舉，流露出消極灰心的情緒了。

明清的八股取士制度，不僅是鞏固封建統治的工具，更是扭曲人性、破壞民族智能發展因而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障礙。但盡蒲松齡之一生，也未能最終看破科舉，“慘淡經營，冀博一第”，至七十二歲高齡還不惜頂風冒雪到青州去參加歲貢考試。這決不僅僅是富貴利祿對他的吸引。不錯，蒲松齡確實公開承認自己不能免俗，在他的小說中也流露出欣羨士子高中巍科、嬌妻美妾、榮華富貴的思想。但至其洞悉科舉官場之黑幕，乃至心灰氣冷，仍孜孜汲汲地奔赴科場，就不得不使人覺得其中必有更深刻的社會和個人的心理原因。

這原因就在于，科舉不僅是當時讀書人追攀“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唯一途徑，更是整個社會對讀書人個體生命價值認同的唯一形式。今天的人們面對蒲松齡以生花妙筆寫就的《聊齋志異》，無不驚嘆作者的學識和才華，但在當時可并不是這樣。在科舉時代，衡量文人的價值標準只在科舉是否成功。《儒林外史》里的魯編修的話就代表了當時的這種社會氛圍：“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隨你做什么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就是一鞭一條痕，一捆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么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馬純上甚至斷言就是孔夫子生于當時也要作時文、赴科考，也是這個意思。所以，雖然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在當時也得到人們的一些贊賞，但他的摯友張篤慶還是這樣勸他：“此后還期俱努力，聊齋且莫竟談空。”蒲松齡自己也深知這一點：“頻居康了之中，則須發之條條可丑;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癡。”(《葉生》)要想使自己的學識才華等屬于個體生命的價值讓天下皆知、舉世公認，就不能不走科舉之路，這是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此外幾乎別無選擇，即使這一選擇是違心的，無可奈何的，為了取得心理平衡，也只能這樣做。這在個體生命價值必須得到社會或群體認同已經成為傳統的中國，文人往往很難逃脫這樣的人生選擇。

正因為屈服于社會氛圍，才使作為優秀作家的蒲松齡在自己的作品中盡管對科舉制度有著尖銳的批判，卻始終不能從根本上認識這一制度、否定這一制度。縱覽《聊齋》，蒲松齡對科考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兩點，一是考官有眼無珠，二是科場賄賂公行。《于去惡》寫冥府開考，鬼士入闈，卻由貪財的和嶠和盲目的師曠充試簾官，便是表述他的看法的象征性作品。這無疑比吳敬梓站在俯視整個封建文化的歷史高度，對科舉制度造成的“一代文人有厄”，因而導致知識分子心靈異化的思想要膚淺得多。而一個偉大的作家要創作出超越時代的作品，不僅要有個人的孤憤，更需要那種戰勝時代、戰勝自我的思想深度和文化眼光。《聊齋》中像《司文郎》這樣一類抨擊科舉的篇章，正是因為缺乏這種思想深度和文化眼光，所以往往顯得尖刻有余，而力度不夠。《司文郎》的后半部之所以如此不盡如人意，其原因也是因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