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恒娘》解說與賞析

一夫多妻制下的妻妾爭寵，是一種丑陋的人生現象，但在封建社會，卻是家庭糾紛的主要來源。這類糾紛是復雜的社會關系和社會斗爭的投影，以至可以說，如果不理解這類家庭糾紛，就無以充分把握整個封建制度中的社會關系。

在封建社會中，就政治的、經濟的關系說，妻子雖然依附于丈夫，缺乏人格上的獨立;然而就倫常關系說，夫妻是五倫之一，至少在理論上不是役屬和被役屬的關系。而妾，則與婢同一等級，相等于家內奴隸; 婢與妾之間的身分也可以互相轉化，關鍵是能否贏得主人的歡心。丈夫既是財產的主人，對婢妾又掌有黜陟予奪之權，因此獻媚固寵就成了作妾者保衛自身利益的生死存亡的斗爭。而人格同樣也依附于男人的名義上的女主人的妻，不單由于性愛上的排他性所燃起的嫉妒，更由于在家庭中的地位受到威脅，也必然要以同樣的激情投入日日夜夜的爭奪戰。于是，妻妾爭寵就成了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家庭斗爭的最普遍、劇烈的現象; 乃至被統治、被奴役的女人必須苦心講求駕馭統治者、奴役者的男人的方法。

《恒娘》沒有描繪這種家庭糾紛的來龍去脈，更沒有對這種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作否定性的評價，在蒲松齡的時代，蓄婢納妾是司空見慣的，被視為正常的現象。蒲松齡的小說中有時還美化這種封建制的落后因素，時代使然，這是無法苛責古人的。

但既然我們理解那個時代的實質，知道妻妾爭寵不論對于勝利者和失敗者都是悲劇，便能從蒲松齡如此精致描繪的這場勾心斗角的爭寵斗爭中，看到生活優裕的家庭成員之間施展策略，耍弄權術是如何地暴露了被扭曲的人性。

洪大業把婢女寶帶納為小星，寶帶的姿容又遠遜于朱氏，后者當然要吃醋，要想不開，要管，要鬧，于是夫妻反目。一種合于邏輯的惡性循環是，妻子管束得越緊，鬧得越厲害，男人便越寵愛另一個，越嫌棄妻子，妻子也便越要管，要鬧……以至朱氏真認為丈夫是天生喜歡小老婆的，竟愿意自己改稱為“妾”了。當她看到鄰居的恒娘并不美，她丈夫的小妾比恒娘漂亮得多，恒娘卻能牢牢地吸引住丈夫，朱氏怎能不向恒娘求教馭夫術呢?小說用凝煉的筆墨描繪了恒娘所傳授的征服男人的技巧，以及朱氏在恒娘的教化下如何贏得了獨占丈夫的勝利。

恒娘的策略其實是欲擒故縱，欲取故予、欲親故疏這些老權術。她的情愛心理學就是“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男人喜歡婢妾，無非是新鮮、難得，如果讓他吃飽，山珍海味也難免吃膩。所以要善于隱晦，故意疏遠;然后突然靚妝出現，造成久別重逢的新鮮感，又故意不輕易給予，這便是“易妻為妾”之法。總而言之，費盡心機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變成一個對男性有誘惑力的玩物。看上去女的在玩弄著男人，使男人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實質上卻是以更有效的方法把自己提供給男人玩弄，并使自己永遠占有這被玩弄的地位，即站穩了做玩具的地位，這便是男權社會中女性的命運悲劇。因為在那個社會中，女人除了狹窄的家庭圈子以外，沒有自己的事業，男人是她的主宰，她的一切。倘是貧家婦女，要勞瘁于衣食，情況又當別論。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富家婦女，她們的精力和時間無處打發，只有在萎瑣的感情糾紛上絞腦汁，這些茶杯里的風波，正是生活和心靈極度空虛的表現，但這便是人生。

朱氏在爭奪男人的斗爭中獲勝了，而戰敗者的寶帶，便淪入了難堪的境地，她越是掙扎，怨謗，自暴自棄，便越是走向毀滅。朱氏能確保專寵的地位，就得以寶帶被糟蹋為代價。這是那個社會制度下的必然。這個必然在階級社會的上層人家男女生活中重復了幾千年，那些廣蓄嬪妃姬妾的帝王宮廷中更是搬演頻繁。

蒲松齡從大量習見的社會現象中采取了一個標本，勾勒下這個戲劇性的側面。他不是客觀主義的描寫，也不是聊資談助的珍聞的記錄。在“異史氏日”的議論中，他慨嘆了一通人性之蔽，“變憎為愛之術，遂得以行乎其間”之后，聯系到“古佞臣事君”、“容身固寵”的“心傳”上去。他沒有說錯，封建社會的倫常都是相通的，因為 “夫為妻綱”，妻妾便須取媚于丈夫;同樣，“君為臣綱”的結果，便造成臣下要在君王面前 “容身固寵”。封建制的倫理就是這樣建立的。妻妾也好，君臣也好，爭寵正是這種倫理的題中應有之義。

女人駕馭男人的技術，便是這種制度的“惡之花”。《恒娘》所描畫的就是這朵花。藝術也能把丑變為美么?對，蒲松齡在這里解答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