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戲曲·中國古典戲曲的發展階段
由于構成我國傳統戲曲的一些主要因素,如詩歌、音樂、舞蹈和說唱等,都是源遠流長,從上古就產生了的。因此,就其全過程來說,確實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這個全程大體可分如下五個時期。
(一)戲曲的萌芽、發育時期
如果將中國戲曲的胚胎孕育期也算在內,可以溯源至原始時代的歌舞。這是一個從無到有,從上古三代一直至隋唐五代,共經歷了3000多年歷史的漫長過程。在這個長時期中,出現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戲劇因素。比如:
首先,是構成戲劇藝術重要因素的歌舞。在上古時代就已產生了“樂舞”,到殷周時,已經相當地豐富了。大體上有兩類:一類是模仿生活的“狩獵舞”;另一類是摹擬戰事的“戰爭舞”。前者如《尚書·堯典》中記載:“擊石拊石(石,即古樂磬),百獸率舞?!边@是把扮成獸形,伴隨著敲擊石磬的樂聲,做出各種舞姿,表示狩獵勝利的喜悅。后者如西周時的《大武》,它是歌頌周武王伐紂取勝的樂舞。演出時,舞者手持兵器向四方擊刺,做出種種舞姿,摹擬戰爭動作,并有一定的藝術加工?!对娊洝ぶ茼灐分械摹段洹?,就是《大武》的舞樂,它是詩、樂、舞三位一體的藝術。此外,還有春秋的女樂(即古代女子樂隊)和民間的祭祀歌舞等等。這就形成了表演藝術的雛形,即是我國戲曲的萌芽。
其次,構成戲劇藝術的另一個因素滑稽嘲弄——先秦古優。這些“優人”,既能歌善舞(即“倡”),又滑稽善辯(即“俳”)??梢哉f他們是我國最原始的演員。司馬遷在《史記·滑稽列傳》中記述了楚國優孟和秦國優旃的故事,說明他們憑著自己的機智聰敏和犀利談鋒直接向帝王們諷刺和嘲笑。如優旃,見秦始皇要擴建打獵的苑囿,優旃就冷冷地說:“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聽后取消了原有打算。古優這種滑稽諷刺的特點,為后來唐代的“參軍戲”、宋代“雜戲”所繼承和發展,給我國戲劇帶來了民主色彩的積極因素。
再次,構成戲劇藝術的又一個要素——武術和雜技性舞蹈。這在秦漢以來的“蚩尤戲”、“角抵戲”中就已存在。它們都表現了武技,并且相互格斗和競賽。蚩尤為古代戰爭之神。相傳他生有銅頭鐵額,有升云作霧的神通,最后為黃帝所滅?!膀坑葢颉保赡苁窃紩r代祭祀蚩尤的一種娛神舞蹈,后來慢慢地在民間發展為表現競技的“角抵戲”?!敖堑帧保腥绠斀裰?。始于戰國,秦代“因而廣之”,到漢武帝時得以大發展。西漢的《東海黃公》表演人虎相斗的情形,就是如此。在漢代還有各種雜技表演的“百戲”等。這些就是把優戲結合起來的開始,是角抵戲劇化的形成。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歌舞、音樂和滑稽表現等的發展,為后來戲曲藝術的形成,從若干重要方面準備了條件。其中最重要是“參軍戲”的出現,使周秦以來的“優戲”傳統發展了,并逐漸形成了一種格式:雙優同演。雙演中的一個被戲弄的物件叫“參軍”,而另一個戲弄人的叫“蒼鶻”。這種“參軍戲”,主要靠滑稽對話和動作來引人發笑。因此,“優戲”便變成了“參軍戲”(也叫“弄參軍”或“滑稽戲”)。大概這就是現代化裝相聲的始祖吧。與此同時,唐代的歌舞小戲的產生,也不可忽視。如《蘭陵王》(即“代面”)、《撥頭》(又作“缽頭”)和《踏搖娘》等,都已經把角抵戲中的競技融合在歌舞戲之中了。舞戲已不止一個角色,而且具備了比較簡單的故事情節,扮演者都帶有面具,這在后世傳統戲曲中變成了臉譜。
豐富的唐代音樂,對后世戲曲的形成影響也極大。蘇祇婆(西域龜茲善彈琵琶者)琵琶八十四調理論的形成,燕樂二十八調的實際運用,對后世戲曲唱腔的結構規律的形成發生了巨大作用,傳統戲曲唱腔中的“宮調”,就是從這里發源的。唐代樂曲中的“大曲”、舞曲、歌曲等形式,對后世戲曲的曲調創作的影響也很大,有不少還直接成其為組成部分。演奏和歌唱等技巧的發展,又為后世的器樂演奏和聲樂演唱積累了經驗。此外在戲劇文學上,雖然還未產生“劇本”形式,但當時詩人們的作品許多都是為演唱而作的,而且口頭的敘事文學如“變文”等,就是在此時出現。
所有這些說明,在這個歷史時期中,特別是在有唐一代,構成我國戲劇的諸種藝術因素,正在日益趨向融合,使戲劇這個綜合藝術的芽苗,逐漸地形成和發育了起來。
(二)戲曲的形成、產生時期
中國戲曲的正式形成和產生,到底在何時?
戲劇學界曾經有過許多爭論,現在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正式的戲曲產生于我國的宋代。宋代社會是一個城市經濟日益發達,市民階層不斷壯大,社會矛盾日趨復雜而深化的社會。這同時也是我國市民文藝繁榮興盛的時代。在城市中,如在北宋都城汴梁(今開封市)和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市),都出現了“瓦舍”(又叫“瓦子”或“瓦肆”)這種大規模的民間娛樂場所,各種民間藝術集中在“瓦舍”中演出。其中演戲的場所叫“勾欄”(或叫“棚”),同時也有賣藥和賣吃等店鋪。當時的成都和溫州,也有這種“瓦舍”。現在溫州鹿城區的“瓦市殿巷”,就是宋代瓦舍所在之地。這種“瓦舍戲”,就是市民文藝形成的一種表現,也是后世藝人固定地方以賣藝為業的開始。
各地流行各種市民文藝,在宋代統稱為“雜戲”或“雜劇”。它的形式體制,至南宋時就更加完備了。通常分兩段演出:前段叫“艷段”,多演“尋常熟事”;后段叫“正雜劇”;末尾還有一個散段,叫“雜粉”,帶有詼諧嘲謔性質。這種雜劇出場角色,已經不是“唐參軍”的兩個,而是分工較細的五個,即:“末”(扮男性主角)、“引戲”(又叫“戲頭”),“副凈”、“副末”(都是插科打諢角色)和“裝孤”(“孤”,是裝官者)。有時還多一個“裝旦”(男演員扮女性多由“引戲”兼扮)。其中以副凈、副末為主要活動者。副凈,正如參軍戲中的“參軍”,副末即是“蒼鶻”。這說明宋雜劇與唐參軍的密切繼承關系,顯示了它們之間的演變軌跡。這是“瓦舍戲”改革的產物,但仍然缺乏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和有頭有尾的故事情節。所以,這時的宋雜劇,也同唐代歌舞戲、參軍戲一樣,還不能算作成熟的戲劇。因為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是一種更為主要的戲劇因素,只有當他吸收和融合了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的說唱藝術之后,才有可能形成完整意義上的中國戲劇。正式戲劇必須具備三個條件:①一定要化妝演唱;②一定要用第一人稱演唱,即“代言體”,而不是“敘述體”;③一定要有高度的故事性,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條件。
中國正式戲劇的“臨盆期”,一般定在兩宋之際。即北宋徽宗宣和到南宋光宗紹熙年間,即公元1119-1194年,距今已是800多年歷史了。它的最初形式是產生在浙南永嘉(今溫州市)民間的“溫州雜劇”。明代祝允明在《猥談》一書中說:“南戲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這是宋元南戲的前身,經過七八十年的發展提高,終于從宣和時的早期形態逐步發展為光宗時的完整的戲劇形式——“戲文”。這就是后來所稱的“南戲”。為什么叫“南戲”? 因為它是南曲戲文,是用南方的語言、南方的歌曲所組成的一種民間戲曲。同時也為了與盛行于北方的宋、元雜劇相區別,方把由“溫州雜劇”發展起來的這種戲曲,叫做“南戲”。它由一部分宋詞和一部分民間小曲組成,沒有嚴整的“宮調”體系,很適合于民間舞臺搬演和廣大群眾的欣賞。在光宗朝,著名的戲文《趙貞女蔡二郎》和《王魁》等,已經十分流行;到宋度宗咸淳年間,《王煥》戲文,已在南宋都城臨安演出,風靡一時。
正當中國戲劇之祖——溫州雜劇,在浙南沿海誕生并發展之際,宋雜劇這一諷刺短劇,也直接演變為金代的“院本”?!敖鹪罕尽?,原指金、元時行院演劇所用的腳本,體制與宋雜劇相仿。演出時,用五個角色,故又稱“五花爨(chàn竄)弄”(某些簡短表演叫“爨”)。它是北方宋雜劇向元雜劇發展的一種過渡形式。
(三)戲曲的成長、壯大時期
這是中國古典戲曲的定型化時期,具有奠基的意義。自從宋代戲曲正式誕生以后,到了元代,就形成了兩大系統:唱南曲的南戲系統和唱北曲的北雜劇系統。北曲與南曲代表了以上兩種戲曲形式的主要特征。所以,常常以“北曲”來稱呼北雜劇,以“南曲”為南戲的代稱。其實,雜劇與南戲是異派同源,都是在唐宋市民文藝的基礎上發展成熟起來的。它們后來的發展壯大,為我國傳統戲曲從各個方面(包括戲劇文學創作和舞臺藝術等)奠定了基礎,明清以后的戲曲,都是在這個初基上進一步發展的。
由“金院本”演變而來的北雜劇,它的正式完成期,略晚于南戲,約在金、元兩代交替之際。但它卻很快地成長、壯大起來,并成為元代文學中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從元初到元末明初,雜劇劇本大量產生,劇作家不下200人(據有記載的統計),已著錄的雜劇劇目將近600種,至今尚存160種左右。這些足以說明,雜劇在元代確實是很繁盛的。元雜劇作家大都是當時的落魄文人,少數是官宦。在興盛的前期,以大都為中心,重要作家有關漢卿、王實甫、楊顯之、馬致遠、白樸、高文秀、石君寶和康進之等;在后期,創作中心轉移到江南的杭州,重要作家有鄭光祖、喬吉和宮天挺等。雜劇的創作題材廣泛多樣,比較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現實。有正劇,也有悲劇和喜劇。古典戲曲名作關漢卿的《竇娥冤》,是元雜劇中的典型悲劇;王實甫的《西廂記》和康進之的《李逵負荊》等劇,則是已達到成熟境地的著名喜劇。它們以歌頌正面人物為主,形成我國傳統喜劇的一個重要特色。
(四)戲曲的繁榮昌盛時期
這是我國傳統戲曲的成熟時期,也是南戲進入新階段——明清傳奇時代。這個時期的戲曲,存在了350多年,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即:
第一階段,從明初到明中葉后期的嘉靖年間,約200年。中國戲曲在這個階段的發展,其基本特征是:南北曲兩大系統爭勝,結果北曲停滯不前,并趨向衰落,而南曲得到進一步發展,日益繁盛。具體表現有三:
(一)雜劇趨向衰微但未停止活動。在元代曾經取得高度成就的雜劇,入明之后,由于它進入了藩王府第,一批貴族統治者和御用文人壟斷雜劇創作,使其迅速變質,一度絢麗的雜劇之花,也就日益衰頹了,劇壇上出現了大量點綴升平和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的作品。朱元璋的長孫、藩王朱有燉就是擅名一時的雜劇多產作家(共撰劇本31種)。他所作的《誠齋樂府》和號稱理學名臣丘浚的《王倫全備記》,以及用《論語》句子綴成戲曲的《五倫香囊記》等,就代表了這種傾向。
(二)南戲得到進一步發展,南曲系統的各種聲腔劇種在民間紛紛興起。南戲自元末明初《荊》、《劉》、《拜》、《殺》和《琵琶記》等著名傳奇在戲曲舞臺出現之后,“傳奇”,已成為群眾喜愛的一種戲曲形式。它在各地流傳,促使了南曲各種聲腔劇種迅速形成。明嘉靖三十八年成書的徐渭《南詞敘錄》,記載了四大聲腔當時流布情況。他說:“今唱家稱弋陽腔,則出于江西,南京、湖南、閩廣用之;稱余姚腔者,出于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稱海鹽腔者,嘉、湖、溫、臺用之。惟昆山腔只行于吳中,流麗悠遠,出乎三腔之上,聽之最足蕩人。”在這時期,海鹽腔最負盛名,不僅為南方文士所欣賞,而且為北方觀眾所喜愛。同時,這時的弋陽腔和余姚腔,也在民間廣泛流傳:明初“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陽腔;永樂間,云、貴二省皆作之”(見《南詞引正》)。可見,這兩個聲腔流傳地域極廣,東起浙閩、安徽,西至云南、貴州,南到湖南、廣州,北達南北兩京,確是蹤跡遍及中華大地的大劇種。而余姚腔,據徐渭書載,當時已由浙江傳布到蘇、皖南部一帶,也算是不小的劇種,唯有昆山腔久滯于吳中。
此外,除了上述四大聲腔之外,還有不少地方戲曲劇種開始出現和流布。如廣東潮州一帶的“潮調”,浙江杭州一帶的“杭州腔”等等。在各種聲腔的流布中,還相應地不斷產生一些供各自聲腔劇種演唱的劇本。這時劇壇上呈現了萬紫千紅的各聲腔爭勝的局面,內容豐富多彩,令人目眩。
第二階段,從明嘉靖年間至清康熙末年,約150多年。這個階段劇壇上戲曲各劇種變遷的動向是:
由于南北曲的交流融合,明雜劇在體制上已與元雜劇有所不同。它不但自行打破了“一本四折,一人獨唱”的常例,而且在南戲的影響下,產生末(生)旦齊唱、對唱、輪唱,甚至旦唱南曲、末唱北曲的“南北合套”的新唱法。后來,又由此變為只唱南曲的“南雜劇”。在結構上,也不像元雜劇那樣死板,多則可達五折以上,少則只有一、二折。這時的雜劇,雖然也出現了影響較大的康?!吨猩嚼恰泛托煳肌端穆曉场返让?,取得某些新的成就,但是,它已逐漸變成了文人墨客案頭消遣的抒情小品,根本無法上演了。于是雜劇也就不得不退出戲曲舞臺的統治地位,而讓位給南戲傳奇了,從而出現了一個南曲聲腔劇種統治的時代。
明代中葉以后,弋陽腔流布南北各地,分化出許多新的聲腔(如江西的樂平腔,安徽的太平腔、青陽腔和四平腔,浙江的義烏腔和北京的京腔等),組成了一個弋陽腔系統。這就為后來的清代各地方戲聲腔開了先河。一直至今,流行在南方各省的川劇高腔、湘劇高腔、贛劇高腔、婺劇高腔和潮劇高腔等,都是弋陽腔的變種??梢?,弋陽腔對我國傳統戲曲影響之大了。
昆山腔得到革新而興盛,并優于諸腔。這樣,昆山腔逐步取代了曾經盛極一時的海鹽腔,成為昆山、弋陽兩大聲腔并盛的新局面。昆腔的革新,是由當時的音樂家魏良輔等人進行的。他們集南北曲之大成,一面吸收弋陽、海鹽和北曲中歌唱藝術的優點,一面對昆腔原有曲調和唱法進行加工改造,使之鮮明地顯出清柔婉折、細膩優美的藝術特色。同時在音樂演奏方面,打破南北兩套樂器不相混雜的成規,進行了大膽革新,給中國戲曲音樂帶來了較大改進。加上劇作家梁辰魚協助魏良輔專門編演了昆曲傳奇《浣紗記》。于是,昆腔在萬歷年間一躍而風行大江南北,其影響之大遠遠超過當時流行的弋陽腔和海鹽腔,成為明清以來具有代表性的大聲腔了。就在此時,適合昆腔搬演的劇本也大量產生,劇壇一片繁榮之景。
總之,這個時期,不論從劇本創作到舞臺藝術,都進入一個興旺發達的時代。隨著戲曲實踐的深入,曲律、劇論等戲曲理論著作,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著名的影響大的王驥德《曲律》,就產生在這個時期。據《明代傳奇全目》統計,明代傳奇作品有950種,其中作者可考者作品618種,無名氏作品332種。
(五)戲曲變革、創新時期
這個時期正處在清康熙末葉至道光末年,約歷150多年。這時,中國戲曲發展又跨上了一個新階段,即地方戲時代。這個時期的突出特點是:昆山、弋陽兩大聲腔系統由盛而衰,并逐漸地方化,而新興的各地“亂彈”戲曲,在南北各地全面開花。
在這150多年的長過程中,各地方劇種此起彼伏,是一個各種聲腔興替時代。這里有如下幾個值得特別重視的情況:
第一“花雅之爭”。我國傳統戲曲發展到清代,特別是在乾隆到鴉片戰爭之后,曾經有過悠久歷史的傳奇、雜劇,不僅再也不能保持它的統治地位,而且逐漸走向衰微。而各種聲腔的地方劇種,卻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內地交通的發達,在全國各地蓬勃興起。這就是戲曲歷史上所稱的“花部”與“雅部”爭勝的時期。據清人李斗的《揚州畫舫錄》所說,雅部,即指昆山腔(即昆曲),花部是指來自民間的京腔、秦腔、梆子腔、羅羅腔和二黃調等,統稱之為“亂彈”。乾隆年間,東自福建,西到陜西,南達廣東,北至北京,到處都有大型地方戲在上演。這些來自民間的“花部戲”,由于自己的豐富多彩的內容和形式,質樸爽朗的音樂和表演,以及明白易懂的唱詞和說白,博得了廣大觀眾的喜愛。而“雅部”的雜劇和傳奇,則由于內容陳腐,形式死板,表演單調,特別是昆腔的唱法過于煩瑣細碎,發音吐字一波三折,加上大量唱詞深奧典雅,令人聽而不懂,因此,就迅速走向沒落。
第二、五大聲腔的形成。地方戲的勃興,是傳統戲曲不斷革新和大眾創造性的表現,它標志著我國戲曲藝術進入一個新高漲時期。經過各地劇種廣泛交流和相互影響,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形成了五大聲腔系統。
(一)高腔——直接由弋陽腔演變而來。它在流傳中同各地民間藝術融合,產生了新風格、新特色,并落地生根成為地方戲劇種。如湘、川、贛和潮各劇中的“高腔”,都仍留有弋陽腔“傳歌”和“幫腔”的特點。
(二)梆子腔——產生于秦晉交界的同州(今大荔)和蒲州(今永濟)地區,流傳于北方各省。后來它又發生了許多分化:陜西有同州梆子和西安亂彈(秦腔);山西有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和上黨梆子,還有河北梆子、河南梆子,以及山東梆子等等,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梆子腔系統。
(三)皮黃腔——指西皮和二黃混合而成的聲腔。這個聲腔系統最早的劇種是安徽的徽調和湖北的楚曲(后稱漢調)。后來在川劇、湘劇、贛劇、桂劇、粵劇、婺劇和滇劇中,皮黃腔也占重要地位。
(四)弦索腔——產生于山東、河南一帶,發展為河南的曲子戲,山東的柳子戲和河北弦戲等。
(五)昆腔——原產于江蘇昆山,明代盛極,風靡全國。清季雖開始衰落,失去統帥地位,但并非消亡,而是與民間戲曲結合,逐步完成了地方化。它作為一種地方戲,如江浙一帶的“南昆”和河北一帶的“北昆”,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仍然擁有一定的觀眾。同時,它吸收或移植其它劇種的劇本,保持其有用部分,并賦予昆腔特色;或者以一個獨立聲腔的身分,參加和滲透到其它劇種中去,成為他們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
除了上述五大聲腔之外,還有許多地方小戲。比如南方各省的花鼓戲和北方各省的秧歌劇等;還有兄弟民族地區的若干戲劇,如白族的吹吹腔以及傣戲、侗戲、僮戲和藏戲(西藏的歌舞劇)等,都在這一時期紛紛興起和發展。
第三、新劇種的產生和發展。地方劇種在形成初期,主要演出一些家庭小戲,待到有了發展之后,就大量地改編古老劇種如昆腔、弋陽腔等系統的劇本,根據時代需要,進行選擇加工,給以補充和豐富,使其地方性和民主性更強。當然,這里也會雜以某些封建性糟粕。如有些地方劇種的生活小戲,就含有較多色情成分,這自然是它們的缺陷。
在封建社會(何止封建社會),劇種盛衰的趨勢,往往會從京都劇壇上的聲腔興替中反映出來。清初120年中,弋陽腔和京腔(不是后世的京劇,是指弋陽腔與北京語音和土戲聲調相結合后的一種聲腔)一度盛行。公元1779年,秦腔傳入北京,風行一時,并使京腔同秦腔合流。1790年,四大徽班(即“三慶”、“四喜”、“春臺”、“和春”)入京,徽調于是大盛,并促成梆子腔與京腔混合。十九世紀前期,湖北漢調的二黃腔和湖北梆子、西皮等聲腔劇種入京,從此,徽、漢兩個劇種又逐漸融合,再吸收其它聲腔如吹腔(即明代之四平腔)柳枝腔等,逐步地方化,直至1840年前后,便初步形成了“京戲”(或稱“皮黃戲”)。又經過20多年的發展,就成為劇壇上取得壓倒優勢的新劇種,風靡全國。此后近150年來一直流傳不衰,并得到了新的發展。這就是整個京劇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從這里,也可以看見我國傳統戲正面臨或正經歷著一個不斷變革、不斷創新的歷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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