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約》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四卷十六回，不題撰人，署“惜花主人批評”，實亦并無評語。今存主要有清初“醉月山居梓行”本; 光緒己亥上海衛記書局刊恒德堂本，改題《銀如意》; 光緒二十九年福記書莊石印本，改題《如意緣》。

書敘司馬約與趙如子、趙宛子戀愛婚姻事。

鄭振鐸先生在評介此書時曾說：“在我們許多小說中……以女子為中心人物的極少，而寫女子自動的去尋求夫婿，一如男子的去尋求妻室者，則恐怕只此一書而已。”又說：“在佳人才子書中，此書又別開了一個生面。”誠如鄭振鐸先生所言，《宛如約》塑造的趙如子，確是中國小說史中不可多見的形象。她出生農家，父母早亡，從族叔祖讀書，因聰慧異常. 而詩文皆有所成，又美艷絕倫，因此，不愿茍且就婚，于是男裝出游，要選擇一個自己中意的丈夫。來到郡城，游于司空學士家花園，被學士相中，欲選為坦腹東床。可她卻看上了學士公子司空約的詩，欽慕他的才學，主動和詩，暗托終身。知道司空約赴西湖游春訪美，懼其有得，又追尋至西湖，未遇，遂題詩于通衢要路，“眾中傳信”，引司空約至自己的家鄉尋訪，終于訂立婚約。司空約入京赴試，如子以婚約尚在冥冥之中，恐怕他“一時得意，改變初心”，又男裝暗隨入京，以便“提撕點醒”，經過若干曲折，而終于成就婚好。

趙如子這個形象的前半段作為、遭際，很有點象徐渭《四聲猿·女狀元辭凰得鳳》 中的主人公黃崇嘏。黃崇嘏以一鄉間女子，男裝赴試，得中狀元，除受成都司戶參軍，為周丞相看中，欲選作乘龍快婿; 后知其為女身，因使與子配合。這里的最大差別就在：一個是主動追求夫婿;一個則被動應允成婚。《牡丹亭》 中的杜麗娘，作為文學典型，其生命力無疑比趙如子強得多，然僅就其思想而言，在同一個平面上比較，卻又是難望趙如子項背。游園驚夢，杜麗娘對柳夢梅的愛是在夢中施行，主動者實還是柳生。《兩交婚》中的辛古釵，開詩社擇婿，卻要以與弟擇婦為名，入詩社的，也只能是大家閨秀，不過是想借此揚名，以引快婿入門求娶，與《宛如約》中的另一女主人公趙宛子的垂簾考詩擇婿，相去且遠。《平山冷燕》中的才女山黛、絳雪也賴天子下詔相婿，方得如意郎君，《白圭志》 中秀英的出走、《駐春園》中云娥與黃珍的私奔，蓋先有成約，后迫形勢，不得不然，亦非主動。唯《玉嬌梨》中的盧夢梨喬裝路遇蘇友白，偽以妹許的行為尚與之差近，爾后，夢梨亦須賴舅父許婚才得如愿。至如小姐丟一塊手帕、遺一支玉釵的暗中勾引，丫鬟、保姆傳詩遞簡的作合，才子佳人小說中盡多，而佳人實只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更不能與趙如子相比。如子這個形象，使人想起楊家將中穆柯塞里的穆桂英，《薛丁山征西》中的樊梨花，雖不是同一類型，卻也頗有點巾幗須眉氣。

作者為她的女主人公取名如子，倒確是不虛。如子做出了許多才子佳人小說作者筆下才子干的事情。從大膽、勇敢、主動地追尋佳偶這一點來說，她有點象《定情人》中的雙星、《兩交婚》中的甘頤、《春柳鶯》中的石池齋、《英云夢》中的王云。在理法如磐的封建社會，“不待父母之命、媒約之言，鉆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孟子·滕文公下》)雙星等的行為是很有點悖于孟夫子的教訓的。以一弱女子而象有悖圣教的男子那樣去尋求所愛，執著、大膽，不正是封建理法的叛逆么?雙星等才子已足堪稱頌，如子的這種精神就更值得稱揚了。

經歷了明中葉以后生產關系的變革，社會思潮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契機。應該說，還在哲學家們進行激烈的“理”、“欲”論爭之先，新興的市民階級已經用自己的實踐，向傳統的倫理、習慣的生活提出了挑戰。作為生活反應的文學，便既有對哲學的探索、更有對這一時期新舊生活交錯，新舊倫理并存的描繪。文學家也在反思，在新與舊之間作出抉擇，表明自己的意愿、態度。撇開眾多的其它問題不談，這期間，在婚姻倫理方面，在新興的市民中間，便很有些新的東西出現。許多吳下市民的情歌便是這種新因素光芒的折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不以王三巧兒有外遇、再嫁人為淫而唾棄，《聞人生野戰翠浮庵》不因女尼與聞人生野合而嫁為大不韙，便是市民這種意識的反映。這種思潮的興起，使一些上層人士也部分地改變著自己原來的傳統觀念。從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理、欲勢不兩立，到李贄的 “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 (《焚書》卷一《答鄧石陽》)，再到王夫之的“理存于欲”，“欲即理”、“天理、人情原無二致”的理欲統一論的發展，便明顯地露出了新思潮發展的痕跡。這種思潮也促使一些文學家對現實的歷史的婚姻與倫理觀念進行反思。明末清初的某些縱欲主義作品，那樣著意于色欲的赤裸裸的描繪，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是對禁欲、滅欲的一種反動。這是作家們反思的結果。

自湯顯祖的《牡丹亭》描繪了杜麗娘的緣情而死、緣情而生之后，文學家們更重視了“情”在婚姻中的作用，許多作家把“情”看作了美好婚姻的基礎。一見鐘情式的愛戀婚姻為眾多才子佳人小說作者所樂道。在孔孟之道的一“心”一“性”之中，楔進一個“情”字，在“收心正性”的喧囂中，加進一聲“定情”的吶喊，盡管作者往往只是在“守經”的前提下允許為“情”而“從權”，在“守常”的基礎上容許為“情”而“達變”，這種認識的漸變中的局限性，已于閉塞窒息的上層社會環境中透入了一股清新空氣。這也正是明中后葉先起于市民階級，慢慢波及社會其他階層的那股新思潮的繼續。

然而情之為物，實甚虛玄;情之所系，必有依憑。兩情所系，或基于才、色、德; 也可重財重勢重權。《宛如約》中的司空約與趙如子、趙宛子的美滿婚姻，其基礎自非財勢門第： 如子只是一個農家女子; 宛子雖系少師遺女，然其考詩擇婿，則完全擯去財蟲祿蠹，拋棄門第功名; 當然更非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子、宛子父母雙亡，司空約的父親則是小說史中頗為少見的開明父親形象——他不以未來的媳婦喬裝出游、拋頭露面、私許終身為輕薄，反以為其與兒子兩相愛悅“乃美事”;他十分理解熱戀中的兒子的心情，兒子鄉試得中，鹿鳴未飲，家門未進，卻先派人往趙家坳向如子報喜，他知道后“不禁大笑道：‘好個癡兒子，才中了，連家里也不說一聲，轉差人先到趙家去報喜，可筆之極’。笑一笑，因又想道： ‘這女子若果是趙白，卻也怪他不得了，待他回家時，到不如我替他做成了罷。’……”;他鼓勵兒子，“唯婚姻之事要在盡力圖之”，甚至告訴兒子，所行只要“皆合情理”，‘便“自行可也，不必拘拘于我。”司空約與趙如子、趙宛子的婚姻，正是在“自行”自主之中進行的。雖有兩個媒人，且一個是縣尊，一個竟貴為天子，但這所謂媒人，實不過虛設而已。司空約與如子、宛子婚姻的成就主要是“才”。司空約嘗言：趙如子其人“只要人才美，入他之意，……其余浮艷，似乎動他不得。”這里雖才美并稱，其實，如子見司空詩，慕其才而暗許終身之時，二人并未眸面，其容貌之好丑，自不得而知，司空約也是一見如子所和之詩，慕其才而感其情。二人的好合，詩為之交通，才為之撮合。顯然，作者是把“才”放到了婚姻的第一要位。

在才子佳人小說中，結褵而重才，本非罕見，但真正把“才”作為男女婚配的第一要素的卻并不多。而且，不少才子佳人小說之重才，實也不過借此以慨嘆自己才無售所，憤然于無憐才之人而屈沉下層，希望有人識才愛才而拔居廟堂。《平山冷燕》中天藏主人序說：“顧時命不倫，即間擲金聲，時裁五色，而過者若罔聞罔見，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氣而又不忍，計無所之，不得已而借烏有先生以發泄其黃粱事業。”這一番話，大約可稱這些作者的心聲。《宛如約》的作者卻是真真正正地在探索婚姻這個社會的重大的問題，這也就格外值得重視。

“才”在男女婚姻中地位如此重要，無才的豈非要皆作怨女曠夫?作者似乎也意識到了此中的矛盾與危機，因而安排了另外一些人物和情節。李吏部之子李最貴思娶才女趙宛子，晏尚書之女晏小姐思配才子司空約，各矜門第，各以勢壓，結果無成; 雖然天子為李公子、晏小姐撮合，兩人卻相互嫌厭，而至你要我死，我欲爾亡。天子牽紅線，也未能使其自省。于是，作者又安排了一個讓這對各相嫌厭的夫婦自省的機會——參加司空約與趙氏二女的婚禮，使其目睹“才美”，認識自己，知道不配，終于安分而嫌隙俱消，夫婦和好。這樣的安排，能否讓人自省，固很難言，但這卻確是作者解決矛盾與危機的一種設想。在這里，《宛如約》的作者提出了解決婚姻這一重大社會問題的原則，——這一原則一非 “門當戶對”，二非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貴為天子這樣的媒妁也不能解決問題——這原則是： 在男女各各自省的基礎上做到 “才相若，貌相當”。作者以為，男女婚配若能做到“才相若，貌相當”，便上合“天心”，下副“人望”。主張婚姻自主，配偶自擇，要求男女雙方“才相若，貌相當” 的婚姻觀，毋庸贅言，在“往往美男守丑女，好女配拙夫，”顛顛倒倒，不合理婚姻悲劇遍見的社會中，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一夫多妻”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客觀存在，文學作品多有反映，才子佳人小說尤甚。《宛如約》也未脫此道，寫了如子、宛子的“雙棲”。但分析起來，似還與一些小說的津津于此不同。這種不同，并非是作者反對一夫多妻制，而是說他對于這種制度尚有一點 “保留”。他認為，“雙棲”須有前提，要雙鳳“同心”而不露“異調”，因為 “異調露出從違，便生嫉妒”，婚姻就不會美滿。而“同心”的基礎則是“情投意合，愛惡一般，你之所喜，正我之所憐。”因此，作者在寫司空約赴試，途經曲阜，偶為少師遺女趙宛子之仆拉入府中考詩，而與宛子相互欽慕才學，宛子欲托以終身之時，才會寫他反反復復，婉言謝絕，直到后來宛子為惡少李最貴所迫，如子知，又十分佩服宛子的才情，感激司空約對自己的忠誠，為他們暗中撮合，這才成就婚姻。當然，作者的這種思想并不先進，但在“一夫多妻”制尚存的當時，也可算是一種“改良”。

《宛如約》是一部有某些閃光思想的小說，但不是一部十分成功的小說。作者對于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認識，其實是很不深的，因此，他所反映的，他只能是社會的一些表象。就其對社會本質的認識，對社會罪惡的批判而言，《宛如約》則不僅去《牡丹亭》甚遠，即與《金云翹》、《平山冷燕》等才子佳人小說也有一定的距離。從藝術上講，《宛如約》也還顯得稚嫩，有一般才子書的框套，缺少一些好才子書曲折復雜的情節。唯不求助鬼神，不依賴因果報應的法門，只是信筆而書，很值得稱道。其刻畫人物，一是運用心理描摹，且細膩傳神，時有可觀; 一是運用焙托對比，以深化人物的性格。書中著力描寫的自然是司空約與趙如子、趙宛子，作者卻又特花了不少筆墨，寫李最貴夫婦的嫌厭，這一回自然是情節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設計這一對人物，實也是為焙托司空約夫婦，在對比之中，見出司空約夫婦的“才”、“美”，顯出他們婚姻的美滿。這大約可說是此書藝術上的兩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