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刻拍案驚奇》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凌濛初著。全書四十卷，每卷獨立成篇。實收新撰小說三十八卷，初刊于明崇禎五年(1627)，即尚友堂本;后有覆尚友堂本、清閑居本、萬元樓本、鳣飛堂本、文秀堂本、同文堂本、同人堂本等。



長期以來，學術界總是把馮夢龍的 “三言”和凌濛初所作“二拍”相提并論，雖然大抵免不了貶“二拍”抬“三言”，但卻對它們之間具體的差異和各自的優劣，極少作研究分析。其實，“二拍”跟“三言”的差異不言而喻，也是顯而易見的。舉例來說，“三言”絕大多數出自宋元明話本，馮夢龍充其量不過起了加工、潤色的作用。“二拍”則不同了，基本上都出自凌氏之手，盡管其中許多故事也有某種藍本或素材來源。再以題材來說，姑不論此有彼無、此多彼少這種不同，就是同一題材，也多有各自的特點。如同是描寫男女婚戀的故事，馮夢龍雖然對“父母之命、媒約之言”也多有微詞，對婦女的所謂“貞節”并不持道學家的腔調，但都沒有“二拍”中那些肯定男女情欲等內容。就是同樣寫發跡變泰的主題吧，“三言”中的主角多為文士、武夫，“二拍”中則多為商賈。“三言”中的發跡變泰多表現為社會政治地位的改變，即由賤變貴; “二拍”中卻以經濟地位的變遷為主，即由貧轉富。

其實，不但“三言”與“二拍”之間有許多差異，就是“二拍”之間也各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說吧，“初刻”中所寫四十篇可以按題材大致分為六類，可“二刻”中的題材卻要龐雜分散得多，遠非六類所可涵蓋。這是由于凌濛初在創作了“初刻”之后，大受歡迎，“翼飛踁走，較捻髭嘔血筆塚研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賈人一試之而效，謀再試之”，于是又著手寫作“二刻”。可是，那些精金美玉大多已在寫作“初刻”時使用，現在再要短時間內收集同量材料，當然就有許多不盡如人意處，所以即是凌濛初本人也承認 “二刻” 中許多素材實為“柏梁余材，武昌剩竹”。這就不但使本書所寫題材比較分散，甚至還出現了把“初刻” 中的 《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妹病死續前緣》 一卷原封不動收入 “二刻”，又拉了 《宋公明鬧元宵》 雜劇來湊成四十卷的狗尾續貂做法。

當然，這決不是說 “二刻”就遠不如 “初刻”，平心而論，它也有 “初刻”所不及之處。就以公案題材為例吧，在 “二刻”新收的三十八篇里，有這個內容的占了約一半，可見它在全書的地位。雖然也象 “初刻”一樣，其中的官吏形象大多為公正廉明、精明能干者，但有的形象卻是 “初刻” 所沒有的。如《硬勘案大儒爭閑氣，甘受刑俠女著芳名》正文所寫的內容可以說是白話短篇小說同類題材中所少有的。它不是一般地描寫審案中的顢頇無能或草菅人命，而是揭露互相傾軋，憑借手中的執法大權來公報私仇的官場黑幕： 宋代著名的理學家朱熹，“見唐仲友少年高才，心里常疑他要來輕薄”自己。后來提舉浙東常平倉時，唐正為其屬吏，便存心找碴，聲言唐所主持的 “臺州刑政有枉，重要巡歷”，突然來臺州。唐仲友被鬧了個措手不及，收去印信，還殃及池魚，連前此曾有交往的本州官妓嚴蕊“也拿來收了監，要問他與太守通奸情狀”。朱熹認定：“仲友風流，必然有染。況且婦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論有無，自然招承，便好參奏他罪名了”。為了個人發泄私憤，竟完全置天理公道和關天人命于不顧。后來“朝打暮罵，千箠百拷”嚴蕊，也沒法使她誣服，但還是仗權枉斷，“將他痛杖了一頓，發去紹興，另加勘問”。紹興太守也是朱熹一路貨，只憑嚴蕊模樣標致，便一口咬定： “從來有色者，必然無德”。又為了討好奉承朱熹，對嚴蕊同樣是不問青紅皂白，一味嚴刑拷打，“要他招與唐仲友通奸的事”。直到朱熹調官他處，嚴蕊才被釋放出獄。連凌濛初都同情地說道： “嚴蕊恁地悔氣，官人每自爭閑氣，做他不著，兩處監里無端的監了兩個月，強坐得他一個不應罪名，到受了兩番科斷; 其余逼招拷打，又是分外的受用”。

其它公案題材故事中的官吏，雖不象朱熹這樣出于私心故意枉斷官司，但也是糊涂無能之輩。《徐茶酒乘鬧劫新人，鄭蕊珠鳴冤完舊案》里的嘉定縣令，接到一件拐帶婦女連及人命的案子，卻除了嚴刑逼供以外束手無策。后來還是在外地案發，人證俱全，才得真相大白，避免了冤案的鑄成。連縣令本人也承認： “若非那邊弄出，解這兩人來，這件未完，何時了結了也?” 又如《兩錯認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揚二郎正本》入話里的縣官，也是臨案不作三推六問，只相信重刑之下何求不得，硬是屈打成招，誣枉無辜。同樣是后來在別處尋獲真兇，才得辨明真相。而《硬勘案大儒爭閑氣，甘受刑俠女受芳名》入話所寫的勘案故事，同樣讓我們看到朱熹這位配享孔廟的 “大儒” 因剛愎自用，一手制造了冤獄，還自以為得意的不光彩形象。以上這幾篇里的官吏形象，都是“初刻”所不曾寫到，也是“二刻”此類題材中有新意、值得稱道之處。

“二刻”中關于世風人情的描寫也值得肯定。這類作品約占全書四分之一篇幅，反映的生活面相當廣泛，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是對家庭內部和親戚、朋友之間爭財奪利行為的不齒。如《趙五虎合計挑家釁，莫大郎立地散神奸》、《賈廉訪贗行府牒，商功父陰攝江巡》、《癡公子狠使噪脾錢，賢丈人巧賺回頭婿》、《懵教官愛女不受報，窮庠生助師得令終》等篇都是。下面我們分別加以介紹。

第一篇寫家庭財產糾紛中的眾世相： 莫財主與丫鬟雙荷偷情有喜后，將其嫁與朱三為妻，生下一子小三。十多年后莫翁去世，當地幾個地痞攛掇雙荷夫妻為其子與莫家爭家產，以便他們從中漁利。若按莫媽的態度處理，必然要經官動府打官司，勢必造成“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局面，就正好中了那班地痞惡棍之計。虧得莫家大兒子大郎老成有見識也講兄弟情義，先是穩住其母：“媽媽不可造次!這件事了不得。我家初喪之際，必有奸人動火，要來挑釁。扎成火囤落了他們的圈套，這人家不經折的。只依我指分，方免禍患。”然后又將小三及雙荷夫婦一一安頓停當，認了兄弟，消除了一場眼看要降臨的禍災。故事的最后，作者寫太守旌獎莫家，贈給一個“孝義之門”的匾額，還直接站出來告誡世人： “世間弟兄不睦靠著外人相幫起訟者，當以此為鑒。”再一次點明主題，明確表示了自己鮮明的態度。反之，象《遲取卷毛烈賴原錢，失還魂牙僧索剩命》里的陳祈，對手足心存不良之意，串通外人幫同自己瞞騙產業，結果反而耗去自家的許多財產，比其他弟兄的更不如，還白白受了許多閑氣和苦痛。

《癡公子狠使噪脾錢，賢丈人巧賺回頭婿》是寫浪子回頭的：姚公子獨承祖業，家世富饒。但他自恃富足，豪奢成性，專與淫朋狎友交往，喜聽他們的奉承之言，結果不幾年便把家產揮霍一空。而那些脅肩諂笑者騙去許多錢財之后便把姚公子視同瘟神，避之唯恐不及。“公子手里罄盡，衣食不敷，家中別無可賣，一身之外，只有其妻”;最后連妻子也賣了，自己則連乞丐、奴仆都做不成。在這之前，任憑岳父、妻子和親朋怎么好心相勸，姚公子都聽不進去。到了山窮水盡，無處存身之時，才開始悔悟，說道：“……昔日繁華人羨我，一年一度易蹉跎。可憐今日我無錢，一時一刻如長年……一生兩截誰能堪，不怨爹娘不怨天。早知到此遭坎坷，悔教當時結妖魔。而今何計可奈何，殷勤勸人休似我!”后來虧得岳父將其收容，逐漸磨去以前那些野性，知道生活的苦辣酸辛，懂得惜光陰惜財物，連賞給的一錢銀子也舍不得花去，而要拿去生息或做些本等手業。這時岳家才贈給一些家產，姚公子也果然“省吃儉用，勤心苦胝，”并且“記恨了日前之事，不容一個閑人上門”。作者認為，姚公子以前會那樣大肆揮霍，敗盡家產，乃是由于“不曾吃得苦楚過，世間富貴子弟，還是等他曉得些稼穡艱難為妙。”最后又說： “今朝敗子回頭日，便是奸徒運退時。”

《賈廉訪贗行府牒，商功父陰攝江巡》是寫親戚之間見財起意，欺詐騙取的：入話寫富戶陳定與一妻一妾生活，由妻弟巢大郎管理家計。后其妻病死，大郎串通幾名光棍誣告陳定寵妾害妻，他又兩面討巧，從中詐騙姐夫許多錢財，并害得陳定家破人亡。不過后來巢大郎也遭陰譴不得好死。正文寫貪財無行、詭詐百端的賈廉訪貪圖知縣商某富有，為兒子娶商女為妻。商知縣死后，商女幫同商妾管家，賈廉訪便設計派人以假府牒騙去商家大批金銀器皿。后來商家兒子長大，生性剛直，頗有才干，得姐夫、姐姐扶持，家事逐漸豐裕起來; 姐夫死后，又代為管理家務，“賈廉訪昔年設心拐去的東西，到此仍還與商家用度了”。作者在結束詩中指斥道： “周親忍去騙孤孀，到此良心已盡亡。”

《庵內看惡鬼善神，井中談前因后果》則寫朋友、鄰里之間因財施詐。正文寫家道豐裕而善良忠厚的元自實與同里繆千戶從小相契，后來繆向元借銀三百兩作路費往福建做官，元不但慨然應允，而且不收對方借卷。其后元自實因家鄉盜賊四起，被劫掠一空，便舉家遷往福建投繆。在福州見面后，繆先是假裝不認識，不得已相認后又絕口不提當初借債一節。元因客邊貧困無法度日，開口催還，繆仍推三阻四，害得元家過年連粒米束薪都沒備。最后元得仙人指點迷津，不但脫禍免厄，而且拾得一宗銀子，正好三百兩，“自此安頓了老小，衣食也充足了些，不愁凍餒，放心安居。”繆家則滿門抄斬，全部家財都為他人所有。

至于《懵教官愛女不受報，窮庠生助師得令終》則批評子女不孝養老人，稱贊子侄、門生的正義行為。正文寫喪妻無子的高廣任教官攢了點錢，“三個女兒曉得老子有些錢在身邊，爭來親熱，一個賽一個的要好。”哄得老人把身邊積蓄全分給她們后，便開始厭棄起來，幾乎把老人逼上絕路，虧得侄子高文明及時發現，接回家中奉養。高廣在教官任上曾資助過的門生發跡后，也不忘舊恩，上任時特地迂道拜師，又把他接去衙署住了半年，掙得許多錢財相送。三個女兒見財眼開，又來套熱乎，獻殷勤。經受過一番世態炎涼的老教官再不為她們的甜言蜜語所誆，“到底不往女兒家去，善終于侄兒高文明之家。所剩之物盡歸侄兒，也是高文明一點親親之念不衰，畢竟有所報也”。

以上這幾篇所寫都是親朋好友之間善善惡惡之事。本書還廣泛地描寫了當時的澆薄世風、險惡人心。《沈將仕三千買笑錢，王朝議一夜迷魂陣》和《趙縣君喬送黃柑，吳宣教干償白鏹》可以作為例子。前一篇正文寫一位姓沈的將仕赴京聽調時倚紅偎綠，揮金如土。后來嫌城內玩膩了，便同二位篾片出郊游逛。豈料被拉入事先設下的圈套，以女色作誘餌，留沈夜飲，騙其入彀開賭。先是讓沈連擲連蠃，后來反而輸去三千余金。過后再到其處查問，才知是幾個惡少串通一氣，挾妓設局。后一篇也與此相仿佛： 正文寫一位宣教郎吳約，在京候調期間，為客館對過一位自稱縣君的女人所撩撥，以為她對自己有意，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為官所得大批珠寶送上門去。對方假意應允與之交好，卻未得手便被其夫撞破，飽受羞辱，又白白丟去幾千金。后來方知原來是一場騙局，結果官沒當成，卻連性命也搭上了。

本書還有一些篇章也能觸及了當時世風人情方面的一些陋習薄俗，告誡人們不要上當受騙。由以上描寫可以看出，作者在這些故事中雖然參雜因果報應說教，但是不能不說，故事本身相當形象、真實地展示了當時社會、家庭中的一幅幅生活景象，所表現的倫理道德傾向也大都積極健康，是我國人民中長期積淀而成的傳統美德。而且，作者在其中表達出來的鮮明傾向也讓我們清楚看到他的思想中積極進步的一面。

如果說在題材方面的多樣性已使“二刻”與“初刻”相比較表現出了自己的特色，那么在人物形象的豐富多樣方面，同樣也值得稱道。其中婚戀故事中的青年女性形象尤其引人注目。

首先來看那些大家閨秀。《權學士權認遠鄉姑，白孺人白嫁親生女》里的徐丹桂、《莽兒郎驚散新鶯燕，謅梅香認合玉蟾蜍》里的楊素梅和《同窗友認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里的聞蜚娥都屬于這一類女性。徐丹桂未出嫁便守寡，“年正當時，誤了佳期，心中常懷不足”，甚至對鏡長嘆：“如此好容顏，到底付之何人!”后來與冒認為表哥的權學士在母親房中見面，看到權豐姿俊雅，頗為動心，“甜言軟語，更不羞縮”;甚至在權公開挑逗時，她雖“通紅了面皮”，卻不動怒。此后兩人“時常相遇，便眉來眼去，彼此有情”，徐“日日無情無緒，懨懨欲睡，針線慵拈”。不過，當權闖入閨房擁抱求歡時，她一面勸其向母親提親，一面則峻拒對方的非禮之求。義正詞嚴地說道：“若要茍合，妹子斷然不從!他日得做夫妻，豈不為兄所賤!”這種種言語、行為和想法，既切合思春少女的特點，又符合千金小姐講究禮教、自重自愛的身份。

楊素梅則與徐丹桂有所不同。她雖然也是大家閨秀，知書達禮，可自小父母雙亡，同兄嫂生活在一起，故而對自己的婚事雖然要比徐丹桂更關心，自主的愿望更強烈，思想上的顧慮也更少些。所以她可以憑窗而立，又大開樓窗叫喚丫鬟;看到陌生男子也“毫不躲閃”，“四目相視足有一個多時辰”，而且從此“失魂喪魄的，掉那書生不下。每日上樓幾番，但遇著便眉來眼去”。后來通過丫鬟與鳳生魚雁往來，互通心曲，并主動約對方效仿張生、鶯鶯那樣待月西廂。但是，她到底是個有見識、知禮義的穩重正派女子，“只恐書生薄幸，且顧眼下風光，日后不在心上，撇人在腦后了”，所以難免一時猶豫不決。即便后來在鳳生房中相會時答應“成歡”，但仍堅持對方要先把話“說得明白”，認定：“終身之事，豈可草草?你咒也須賭一個，永不得負心!”直到后來看出對方確實情真意切，可以付托，才不再象徐丹桂那樣堅拒不允。不過，中途被驚散后，終究又羞又怕，所以一時萌生后悔之意，下定決心：“今后切須戒著，不可如此!”可最后還是舍不得從此斷了來往，而是聽從丫鬟的建議，準備再去相會。并且當家里為她擇親時，她雖“不好說得出來”，但又下定決心： “臨期無奈，只得尋個自盡，報得他那一點情分便了，怎生撇得他下!”

相比之下，聞蜚娥與她們都不一樣。她出生在武夫之家，自己識文斷字，又“自小習得一身武藝”，“模樣雖是娉婷，志氣賽過男子”。她自幼女扮男裝進學，與二個男生魏造、杜億意氣相投，便“有意要在兩個里頭揀一個嫁他”，為此私下里以箭卜婚，自托終身。后來其父遭人誣陷下獄，他上京替父辯冤途中，為一家小姐相中，強要結親。面對這種窘境，她又巧妙地移花接木，替學中好友代為下聘定親。后來在京為杜億識破女身，她“推拒不得，只得含羞走入幃帳之中，一任子中 (杜億字)所為”。結局是父冤既白，自己也得佳偶，還成就了他人的終身大事。

由以上介紹可以看出，“二刻”所寫的這幾位閨秀形象，既有共同之處，又各有其不同面目，不同特點，決非一個模子里鑄造出來的。

同樣，那些小家碧玉們的形象，不但與這些大家小姐有異，而且其性格、言行也都各有自己的特點。《小道人一著饒天下，女棋童兩局注終身》里的妙觀，雖非什么名門千金，但她身為遼國圍棋第一國手，被朝廷冊封為女棋童，又受國人的尊重。故爾心高氣傲，自視頗高，“要等待對手，等閑未肯嫁人”。《李將軍錯認舅，劉氏女詭從夫》里的劉翠翠，自小與學中男生金定相愛而堅拒父母將她許聘別人。“翠翠但聞得有人議親，便關了房門，只是啼哭，連粥飯多不肯吃了。”最后終于說服了兩家老人，得遂心愿。而《錯調情賈母詈女，誤告狀孫郎得妻》里的賈閏娘雖因其母拘管得緊，不敢公然與書生孫小官過分親熱，但畢竟有意，所以便約他晚間前來。后來機事不巧，受母親辱罵，對姻緣絕望，便決心一死了之，“與他結個來生緣罷。”可以看出來，單就自己的終生大事一節，以上三人雖然同樣是出生普通人家的青年女子，卻因身份、心性與想法各異，所以對自己的終身大事的態度、做法也都不同。

其實，《二刻拍案驚奇》中人物形象的豐富多樣不僅僅表現在以上所說待字閨中的大家閨秀和小家碧玉們人各面目上，此書另有許多人物，也是《初刻拍案驚奇》中不曾寫過的。《小道人一著饒天下，女棋童兩局注終身》里的棋童，《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歲朝天》里的五歲孩童，《田舍翁時時經理，牧童兒夜夜尊榮》里的牧童，都是以往不曾在凌濛初筆下出現過的。而《贈芝麻識破假形，擷草藥巧諧其偶》里的女狐精，更是在明代話本、擬話本小說中絕無僅有的，她上承唐代傳奇《任氏傳》，下啟 《聊齋志異》，彌足珍貴。

平心而論，《二刻拍案驚奇》無論在內容和藝術方面，都并非沒有缺陷，有的比《初刻拍案驚奇》明顯要遜色一截。但是，它也確有前者所不及處而顯示了自身的獨特價值。以上所舉不過犖犖大者，相信讀者自可舉一隅反三隅，得到更多的思想啟迪和藝術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