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作者吳沃堯 (1866—1910)，又名寶震，字小允，又字繭人，后改趼人，自署我佛山人。全書一百0八回。1903年《新小說》月刊第八號起連載四十五回，標“社會小說”，回上有批語，回后有評語，一般認為均系作者自擬; 至1909年完稿。上海廣智書局自1906年陸續排印出版，先后印成單行本八冊。現在通行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張友鶴校注的本子。

開卷“楔子”交代：久住繁華上海卻曾迭遭險惡因而自稱“死里逃生”的、人，偶從街上得到一本令人 “看得又驚又怕”乃至 “意往神馳” 的好書——

書以署名 “九死一生” 者的自述口吻，敘寫 “我” 十五歲去看望在杭州經商而病重的父親時，父已病逝，卻被父親生前好友尤云岫騙去一大筆錢。“我”因恪遵傳統倫理，請在南京當后補官的伯父來指導安排喪事，托伯父將家中僅剩的五千兩銀子帶走存入錢莊。翌年，“我”奉母命趕到南京要錢時，伯母口稱伯父外出而不肯接待; 正當 “我”窮途心焦時，幸遇在江寧做官的同窗學兄吳繼之熱情留住于公館。不久，族中人謊發母親病危的電報催“我” 回鄉，“我”設法擺脫了勢利族人的糾纏，暗中變賣了房地產，帶著母親、嬸娘、堂姐同赴南京，共住于好心的吳繼之家。“我”受繼之之托，往來于長江中下游各大城市立字號辦商業，“我” 的家產銀錢亦入股于內。“我” 為助繼之公務，曾化妝入考場、批考卷。爾后繼之因得罪上司撤任調省，“我”亦隨同遷居上海，繼續經商。“我” 回鄉娶親時目睹機關算盡的尤云岫窮困潦倒的窘相。“我”又遵繼之之遣為開辦商業而北赴天津、北京等地，南下宜昌、漢口和川廣各處。得知當窮官的叔父死于山東，“我”出于骨肉情誼前去吃驚受苦地領回兩個小堂弟。正在“我”喘息未安時，突然驚悉 “我”為之長期奔忙建設的吳繼之的商業被人“倒下”而徹底破產! 隨又獲知伯父病故宜昌，“我” 去奔喪時跟繼伯母家中卑俗小人鬧了無味的沖突。“我”心志消沉地欲 “回家鄉”，特地將自己所歷所記之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的筆記交托友人“代我傳揚出去。” ……

書中即描敘“我”大致從1884年中法戰爭到1904年前后“所親聞親見”的“鬼蜮世界”的種種“怪現狀”，諸如作賊的知縣，盜銀的臬臺，命妻子為制臺“按摩”通奸以提升自己的候補道，以及穗港之間戒備森嚴，廣州城內風聲鶴唳，——原來是清廷驚悉革命黨從香港運來軍火，要炸北京的萬壽宮，故爾一連幾天都在抓人; ……達一百八十九件之多。可謂千姿百態，光怪陸離，各各都引人入勝，各各都發人深思。

卓越的民主詩人惠特曼說過： 偉大作家的貢獻在于—— “如果時代變得停滯而沉重，他知道如何使它振奮起來”。身當清朝末期腐朽污濁之境，作家吳沃堯通過《怪現狀》的創作，以凜然正氣，洞幽燭微，既鞭笞魍魎，更警醒世人。雖然他因歷史條件限制尚未正確繪出使社會 “振奮起來” 的藍圖，但其不甘心祖國沉淪、不忘情民族災難，而要嘔心瀝血地憑藝術創作來指奸斥佞，來熱烈呼救，來開發民智，來唱贊改革，這耀然于紙面的耿耿赤子之心實在令人欽佩。所以，這部《怪現狀》 與 《官場現形記》等一起被人們論為清末 “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在晚清數以千計的小說中，它不愧為戛戛乎屈指可數的翹秀之作，恰如瞿秋白所說：它是“繼《紅樓夢》、《水滸傳》而成為近代中國文學的典籍”之一，“是那個時代所承認的新的文學”。

首先，吳沃堯創作的視野更為開闊宏博。他生活閱歷豐富，駕馭題材的能力很強。他那犀利之筆不僅入骨三分地勾勒出清末官場的諸多怪狀，而且神形逼肖地描繪了當時商場、洋場以至醫卜星相、三教九流、家族冷暖和閨幃情愛等等各方面的世俗風貌，藝術地包容著頗為繁富、饒有意蘊的社會歷史內涵。

吳沃堯清醒地意識到官僚們的狀況最足以集中而突出地體現當時政權的本質特征，是解剖社會、針砭時弊的關鍵所在，所以他自覺地把官場作為自己審美觀照的重心。作品在揭開了情節的序幕之后，通過繪影傳神的精彩描繪，呈現給讀者的第一個生動場景是： 輪船行駛在 “天陰月黑” 的長江上，正當人們昏昏欲睡時，突然 “人聲鼎沸” ——船內一個穿戴堂皇、“生得圓圓的一團白面” 的官派人物，被人指控為 “賊”! 而且居然當場被抓獲了 “賊贓”!——這船倉內的怪異之狀，跟船倉外的風險之景，交相映襯，不禁令人疑竇重重，感慨不已。恰如書中主角所言：“我初次單人匹馬的出門，就遇到了這等事，以后見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 從而給讀者平靜的心田上掀起了驚濤惡浪，并為全書鋪墊了特有的藝術底色。于是，隨著情節的縱深開展，各有身份、各具面貌、各秉個性的官僚老爺們紛至沓來： 江蘇總督將全省縣名開成手折，注明錢數，稍好點的要二三萬，最貧瘠的也要七八千，公開賣官，到處兜攬，還美其名曰“點戲”。堂堂九省欽差，打著“清理財賦”的幌子，到地方上尋釁滋事; 但只要送他錢財則萬事全休。安徽銀元局總辦茍才花了六十萬兩銀子，既免了查辦又保全了功名; 而茍才的銀子也是他用卑劣手段以每月二十萬兩之巨的數目從地方事業貪污來的。作品以寫貌追魂的藝術手法淋漓盡致地揭示了這樣的社會底蘊： 外國資本的侵入，商品經濟的發展，大大刺激了封建統治者對金錢的無饜追求; 特別是當皇朝命在垂危，眾官員朝不保夕的情勢下，其貪欲的惡性膨脹已瘋狂到令人發指的地步! 書中這類貪賄枉法、蠹國害民的贓官墨吏，比比皆是不一而足。與此相表里的是，封建官僚已自己撕下了傳統倫理道德的面紗，暴露出衣冠禽獸的偽君子真面目。吏部主事符彌軒，兩榜出身，道貌岸然，高談仁義道德，滿口孝悌忠信，還天天給五歲小兒講朱熹道學; 正是這個道學先生，自己夫妻酒醉飯飽，卻逼迫那含辛茹苦把自己撫養成人的祖父向人乞食，與狗爭食; 他甚至還親手打得祖父頭破血流。冒充弟弟頂替官職的莫可基，不僅將弟媳婦霸占為妻，還進而把這個妻子“公諸同好，作為謀差門路”。吳沃堯的傳神妙筆鮮明地再現了貨幣與物欲的魔爪是如何地剝蝕著舊的封建桎梏又如何地唐突著新的人倫。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腐敗政治的又一突出表現，清廷官僚媚外欺內、賣國擾民，他們種種荒唐可恥的丑事更令人咋舌：中法戰爭時，南洋水師馭遠艦管帶遠遠看見海面上一縷濃煙，疑為法艦，連忙不戰自逃，深怕逃不及，竟開放水門將艦自沉，帶領一伙人乘舢板亂竄，事后謊言上報居然無人追問。中日戰爭時，兩軍雖遇而未開戰，葉軍門就投書日軍搖尾乞憐，求讓生路，在日寇的睥睨下倉皇敗逃，喪盡國格。一個農民不小心讓牛踩了外國人的花，竟要枷號一個月，游行示眾，重責三百板! ……隨著吳沃堯的筆鋒所指，人們還清晰看見了清廷官員愚蠢顢頇而剛愎自用的通病，在作家的巧筆鋪排下，這方面的一幕幕丑劇既令人噴飯，又令人扼腕。

《怪現狀》還有機地穿插著若干畫面，展示出官場濁氣污染下商場中令人觸目驚心的種種穢行：市儈鐘雷溪以開土棧為招牌，騙錢二十多萬，改名換字，以“捐”得官，輕悄地撈了個道員，煌然地加了二品頂戴。浪漢古雨山用縣府“公事銀子”開辦錢莊，并進而在各碼頭經營商店，加以他 “專會 (用自己的妻妾)設美人局”“籠絡人”，其生意居然極其興隆。《怪現狀》的可貴貢獻還在于：作品通過藝術掃描，敏銳而深刻地透示出商場勢力跋扈時對社會政治的嚴峻影響——例如北京一個錢鋪掌柜惲洞仙，既公開堂皇地當商行老板，又暗中鬼祟地為朝廷大臣周中堂當買辦。周中堂賣官鬻爵都由他操辦; 官員們的升遷保薦買他之手即可辦成。這個具有神秘色彩的商人，憑其所掌的潛勢力，已在實際上左右著周中堂。還有，北京興隆金子店掌柜徐二滑子，也是這號以 “商”通“官”、假商馭官的特殊人物。吳沃堯通過這些獨具神彩的新型藝術形象，及時地折射出中國社會已經開始出現商場支配官場、“資本”搖控政治的可怕 “光圈”。

《怪現狀》還有如影視藝術的 “蒙太奇”手法，為讀者推拉搖化出作為“官”與“商”及外國人等麇集雜處的十里洋場的特異景觀：到處是賭局和妓院;除了上述種種劣跡之外，還有詩人才子、斗方名士、畫壇大師以及流氓、老鴇、掮客、訟師、江湖庸醫和人口販子等等社會寄生蟲們所串演的一幕幕令人哭笑不得的活報劇。例如胸無點墨的買辦唐玉生，在逛妓院、吃花酒、打茶圍的無聊生活中，還要故弄風雅，自詡才情，荒唐地搞什么“竹湯餅會”，借以欺世盜名，混飯騙錢; 他們還自立些古怪繁瑣卻又不倫不類的別號，什么 “生前端合住紅樓舊主人”等，卻同時耍出了把李商隱的號錯栽于杜牧、又把杜牧的號亂駕于杜甫、更把杜甫與少陵說成是父子兩人……等等的滑稽戲。作者在辛辣地諷刺了他們不學無術而忸怩作態的假名士像之后，聯接而針對上述的 “怪現狀”，特為借人物之口悲憤地嘆息道：“遍地都是這些東西，我們中國怎么了哪?!”以精警的語言激起讀者在審美活動中的心理共鳴。

相比于《官場現形記》多次夸贊“外國人最守信用”、“外國人最講情理”等的錯誤描述，《怪現狀》卻以不少筆墨準確地刻畫出洋人入侵中國時的帝國主義兇殘本性。例如第五十回描寫某外國人私自向一個地痞賤價買了一塊公地蓋成房子，粗暴地阻遏著地旁二三十家人的進出之路; 眾人雖聯名上告，但在那黑暗社會中，中國居民只能以失敗告終。吳沃堯以這些 “怪現狀” 為自己深沉思辨的具象載體，并藉以昭示人們： 在帝國主義強權淫威下，中外反動勢力相勾結而竊持著統治大權，正是導致中國產生怪現狀而日趨沉淪的根本原因。

尤其可貴的是，吳沃堯在無情勾畫封建末期官吏人等種種丑惡行徑時，并未簡單地歸咎于他們的個人品質，因而不象李伯元那樣認為只要 “編幾本教科書教導”官吏們，“叫他們讀了知過必改”就好了; 吳沃堯準確地揭示出“惡自上作”、“怪”緣朝廷的社會本質。書中唯一清正廉明的好官蔡侶笙就是被皇帝荒謬的 “圣旨” 而 “革職嚴追” 的; 作品多處表明： 上自 “老佛爺 (慈禧太后)”、王爺、中堂、尚書等等，一個個就都貪婪而又霸道，昏聵而又卑劣。因罪被參的布政使向宮內賄賂了108顆朝珠就升做巡撫; 某洋人僅花四十元就強索一座牯牛嶺，而總理衙門的大臣竟寫信告知江西撫臺：“臺灣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給日本，何況區區一座牯牛嶺，……將就送了他吧!”由于許多弊政劣跡 “已經通了天，(連) 皇帝都沒有說話的了”，所以 “輦轂之下，真可謂目無法紀的了”; “京城里面，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什么王公、貝子、貝勒，都是明目張膽的”;各色人等更是公然拿著“官照”去作“嫖妓的護符”，……。作品在描繪了清末社會種種怪現狀之后，著意深沉剴切總結道：“莫怪人情多鬼蜮，須知木腐始生蟲!”(第102回之末)這就畫龍點睛地點示出病態社會的癥結，藝術地啟示人們要蕩滌那害人之蟊，只有鏟除那腐朽之木——為統治階級剝削本性所鑄就的罪惡的社會制度，并醫治那幾千年封建統治所形成的從上到下非人性的國民劣根性。當然，歷史老人尚未恩賜吳沃堯認識祛腐化新的正確途徑，我們也不應苛求古人。

第二、相比于李伯元《官場現形記》“頭緒既繁，腳色復伙，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雖“匯為長篇”實乃“千篇一律”之拼湊的毛病(魯迅語)，吳沃堯《怪現狀》 卻以獨具匠心的構思和巧施機杼的結構，昭示出長足進步和可貴特色。全書以 “九死一生”的 “我”從省疾遭喪起到得電奔喪止的出處經歷為中心線索，使書中那 “一百八十九件怪現狀就象一百八十九顆‘熠熠發光’ 的黑珍珠”都由 “我”的“這根紅線穿成一條美麗的珠鏈，成為一件完美的藝術品”(金宏偉語)，不僅使全書更為緊湊、集中，而且由 “我”縱橫漫衍地生發出去，使作品呈輻射狀結構向前鋪展。用 “我”這第一人稱有兩大好處： 一、由于是“我”的親聞親歷，所以娓娓道來就更濃于生活情趣而富于藝術真實性和審美感發力; 二、作家巧妙地借 “我”之口得以相機相諧地穿插著對人物事件的褒貶和抒情，如對媚敵欺民的民族敗類，作品就曾憤慨地說道： “吾愿率天下人共食其肉矣!”這跟大作家左拉稱贊“都德先生之所以可愛”就在于他 “把自己整個地”帶著 “嘲諷” 與 “柔情”融化到作品的 “故事或人物中去”是不謀而合的。可貴的是作品并未簡單地把“我”作為全書故事的聯綴線，而是將 “我”也作為賦有特定時代氣息秉有獨特性格內涵的藝術形象來著力刻畫的。在以 “我”為縱線的整體結構中，一方面魚水和諧地橫織著“我”與吳繼之、蔡侶笙等的交往情誼;一方面兩相映照地聯綴著“我”與伯父、叔父等的炎涼世相;同時在上述兩系列之間則合縫斗榫地鋪排著官場、商場、洋場等各具品貌和底蘊的人物形象如茍才等的故事，并據此而將整個病態社會的眾生相以亦莊亦諧時憂時喜或明或暗的風調情致，天機自然地組合成縱橫開闔、疾徐有致的世紀末交響曲。它已從紅線穿珠式結構向彩絲織錦式結構邁出了可喜步履。

吳沃堯寄意深長地向人們推出的是一部憤激傷慨的時代社會大悲劇。作品一開頭在引領讀者鳥瞰社會全景時特意指出： 遍地是 “蛇蟲鼠蟻”、“豺狼虎豹”和“魑魅魍魎”!這不啻給人們一個特大的驚訝和懸念，激發起人們強烈的觀賞欲; 而且跟書中所敘諸多腐敗、貪狠、荒唐的怪現狀互為參證和映照，并跟全書結局時“我”與吳繼之和蔡侶笙等人或破產或蒙冤或傷心的陰沉氣氛遙相呼應。這幕沉郁壓抑的時代大悲劇，正是警醒世人的沉重而激越的暮鼓晨鐘，使人在目迷五色之后不禁要喟然長嘆而深長思索，產生出頗為強勁的藝術振顫力。

值得玩味的是： 吳沃堯在鋪排這幕社會大悲劇時，又很好地運用了寓悲于喜、正反映襯、剛柔兼濟和莊諧雜陳的美學機制，使讀者在觀丑賞怪的同時，亦饒審美情韻的領略。書中 “我”與母親、堂姐一起共享親切融和的天倫之樂，“我”家與吳繼之家洋溢誠摯溫馨的友誼之情。因貧窮由鄉農進香港當苦力的惲阿來，誠樸勤勞; 由美國攜巨金回港開大業的青年寡婦，風塵慧眼。這一對本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男女，居然在眾人“都嘖嘖稱羨”的歡慶聲中喜結良緣。特別是在“和法蘭西打仗的時候”，清廷眾多將領都“沒有人敢去”，而長門炮臺都司藍寶堂面對兇險形勢卻主動請戰，并在震耳炮聲中以打毀敵艦望臺、致敵軍官重傷而高奏凱歌，令人揚眉吐氣。書中這類和諧、輕松或優美、壯麗的場景，煥發出人性美、人情美的韻致。吳沃堯還善于編導滑稽荒誕的諷刺喜劇和詼諧鬧劇，把譴責對象置于極其尷尬可笑的境地。例如天津水師演武廳前眾武官披掛整齊，率領全體營兵莊嚴肅穆地恭候著; 廳內巨燭瑩煌、香煙裊繞; 李中堂 (李鴻章) 親派委員來敬代拈香; ……好一派令人景仰的氣氛，都說是敬祭天神“大王”。及至“我”小心謹慎地進廳一看，那紅木桌上朱漆盤內敬供的“大王”卻是 “一條小小花蛇”! 被 “我”氣惱不過，暗暗地“看準了蛇尾所在”“伸手過去”“提將起來”耍弄了一場。書中每有這類謔浪嬉戲的情節，在離奇的乖戾、強烈的反差、尖銳的對比中激起讀者捧腹噴飯的陣陣笑聲，顯示了“嘻笑之怒，甚于裂眥”(柳宗元語)的美感效應，開拓了諷刺的藝術美，豐富了欣賞者的審美意趣。

第三、致力于典型形象的刻畫。在晚清諸多小說的人物群像中，能稱為典型形象的委實不多。由于吳沃堯慘淡經營功力頗深，書中吳繼之、蔡侶笙、九死一生及堂姐和茍才等形象，頗具典型意義。吳繼之在蠅營狗茍的官僚群中是個鶴立雞群的人物。他精明能干，練達圓通，溫文爾雅而又豪爽倜儻。他跟周圍的卑官俗吏們同流而不合污，誠如他所說：“誰見了錢不要?……我何犯著把他叫穿了，叫后來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想出新法子來舞弊”就好了。他也對上司巴結行賄過。吳沃堯打破以往小說寫人物好就全好、壞就盡壞的老套套，藝術地展示人物多姿多彩的風貌。在刻畫吳繼之明哲保身世故圓滑的個性時，也透示出他能從容地應付險惡環境、能裕如地轉換錢財等的性格特征，寫他在官運亨通時就提前將宦囊所入和所收田租集成資本廣泛經營商業 (而非在農村擴大田產、更非在政界買爵升官)，從而相當成功地塑出通過商業資本向資產階級轉化的新型官僚地主形象。以這種新型人物為代表的社會力量，在中國封建社會文學作品中還是第一次出現。這是吳沃堯對中國小說藝術的一大貢獻。后來吳繼之倒業破產，這表明中國早期的民族資產階級除自身原有的封建劣根性和對封建勢力的依賴性之外，還有受外力打擊時的怯弱性，因而總是步履艱難。——這種特定形象的生動展現，是難能可貴的。吳繼之雖然商業暫時倒閉，但以他對世情風潮的熟諳老練和謀事處人的機智果敢，他肯定會創造條件東山再起的。因此他的悲劇不同于蔡侶笙的悲劇，蔡侶笙是書中 “賢士廉官”的典型，是作家追求吏治改良的藝術化身。他不僅飽有學識，富有情義，而且注重節操，持堅守白，“非義不取，無功不受”，落魄時不卑污茍且，做官時“愛民如子”，被百姓稱作“青天大老爺”。無論是救養義女時的熱誠親厚，還是賑濟災民時的赤誠慷慨，作品都寫得十分感人。吳沃堯力圖通過這一形象的刻畫，給黑暗王國投射一線光明。但是，蔡侶笙終究蒙冤受屈，得了個 “奉旨革職嚴追”的下場。這戛然而結的收煞，血肉生動地表明在原有社會制度鉗制下，任何吏治改良的努力都是徒勞的。成功的藝術形象往往大于作家的主觀思想，蔡侶笙悲劇的美學意義正在于此。書中標名“九死一生”的“我”，也是個性格比較豐滿的藝術形象。這個富家公子經歷了由初入世途的幼稚純樸，到助官從商歷練熏陶后的漸趨成熟和穩健。他蔑視科舉、鄙薄功名，揶揄假名士，嘲弄濫文人;在以經商自傲中卻也求財望富，未脫時俗煙火氣;他不嫖妓、不吸毒，但也時或到妓院中談笑風生，與煙鬼周旋往還，同時也喜孜孜欣賞女人們的艷情詩，顯得既清雅風流又略帶市俗的浮浪氣。作品寫他甘冒艱危去山東接取堂弟時一付古道熱腸，而在為伯父奔喪則凌厲峭刻地回擊著繼伯母家的俗客時，又不乏官商貴胄的紈绔脾氣，使這個人物呈現出棱角分明的立體感，其藝術風彩不僅高出于 《兒女英雄傳》 中的安公子，而且迥異于 《儒林外史》 中杜少卿和《紅樓夢》中賈寶玉等富家少爺，獨具審美價值，為中國小說人物畫廊平添了氣色。書中 “我”的堂姐，青春守寡，卻沒有一般孀婦的凄婉和拘謹，不再象《紅樓夢》中李紈那樣恪遵禮教而心如死灰形同槁木;她卻勇于譏議時政，敢于品評世人，而且見解超人，泛溢著熱情和聰慧，顯得理智、干練而和藹可親，在她身上既秉持著中國女性溫柔賢惠的傳統美德，又折射著社會嬗變的時代閃光。這一形象使讀者從污濁環境中呼吸到剛健清新的氣息，多了一份美感享受。

吳沃堯特意以 “狗才”的諧音手法著力刻畫了一個與全書相始終的反面典型——南京候補道茍才的形象。這個茍才貪狠狡詐卑俗淫庸，幾乎集清末劣官之惡性于一身，但卻不是扁平的臉譜式人物，而是個藝術上作作有光的角色。他在潦倒時不寒酸不瑣屑，而是鋪排場擺架子; 他交際廣泛，精于應酬，卻又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能利用時百計巴結，于己不利時就陰謀陷害; 他有時出語高雅，器宇軒昂，但隨即就會脅肩諂媚，卑躬屈膝。他兩次被欽差查辦都憑巧施伎倆和巨金賄賂而化險為夷。為了鉆謀官職，他暗布羅網，拉著妻子雙雙對兒媳行著拜皇帝和元日祭祖才行的跪叩大禮，逼迫新寡的十五歲兒媳去當總督的小姨太太。但當他腰纏已滿時，卻 “也不想升官”而要頤養天年; 不象 《紅樓夢》中賈雨村“身后有余忘縮手”。他雖知機而退，卻因其小兒子茍龍光同他第六個姨太太奸通作弊，勾結江湖劣醫在用藥上耍花招，趁他患 “怔忡之癥” 時斷送了他的狗命。作品浮雕般地展現了他一生逶迤起落的行為軌跡，在相當程度上是晚清上層社會為鬼為蜮浮沉變遷的生動縮影，具有很大的藝術概括力。

第四、以往小說常在人物剛出場時就標示了性格特征，如 《三國演義》 中曹操之奸、張飛之猛，《儒林外史》中范進之酸、馬純上之迂……。《怪現狀》中若干主要人物卻是直到書末才最終呈現其性格全貌的。這是由于吳沃堯善學《紅樓夢》草蛇灰線伏脈千里、云龍霧雨時隱時現的卓越技藝而自逞其巧的結果。書中 “我” 的伯父子仁的形象正是成功的一例。作品開始時他對 “我”既有溫煦贊賞又有懇切責問，儼然一位慈善端方的長者; 爾后對 “我” 回避而拒交利銀，令人漸生疑慮; 再后得知他已代 “我”將錢轉存于其他可靠之人，使人半疑半信;隨后見他已把存錢取出代“我”托人“捐”了“官照”，叫人欽佩感激;不久卻得知那官照是假的，……又逐漸而風聞這位“伯父”奸占大舅子的女兒，干出了亂倫悖禮的丑事; 直到書末 “伯父”對貧病而死于遠方的叔父說出絕情薄義的話，才最終露出了他侵吞寡嫂孤侄生命錢、淫邪貪狠而又偽善陰譎的真面目。作家以似斷實連步步皴染法多側面多層次地涂抹油彩，使人物須眉畢現地活躍于紙面。

第五、“文學的第一個要素是語言”(高爾基語)。吳沃堯善將文言典故白話口語有機融匯而渾然天成，使《怪現狀》語言大都干凈利索，顯豁而又蘊藉，既有文彩又饒本色，具有雅俗共賞的美學品位。其敘述語言在憤慨中時露幽默，在冷誚中不乏風趣，頗有點作家的獨特個性。尤為可貴的是書中若干人物語言，出口自然而又濃于情致，各肖其口耐人品味。如第84回陸觀察要把自己“已經和她鬼混了不少”的大丫頭碧蓮冒充女兒送給言中堂作 “小姐” 的替身去嫁給鎮臺大人，這時碧蓮對陸觀察說道：“你好會占便宜!開壇的酒，自己喝的不要喝，才拿來送人; 還不知道是拿我賣了不是呢?!”——出語低俗、謔浪而又有幾分含蓄，酷肖一個被迫與主子胡搞、放蕩而又暗含辛酸的下等人口吻。第89回在茍才跪求哄騙，甚至暗施春藥、偷示淫畫以引誘上當的情況下，其新寡的兒媳氣得傷心過度暈厥過去，卻終于被拖下了水。這時她說道： “我此刻不傷心了!甚么三貞九烈，都是哄人的說話; 甚么斷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氣。唱一出戲來，也要聽戲的人懂得，那唱戲的才有精神，有意思; 戲臺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聾的，他還盡著在臺上拚命的唱，不是個呆子么!”——開言暴烈，潑辣而又不失典雅，的是一個書香出身雖蒙污垢而良心未泯的少婦的決絕之詞。前者以丫頭之俗正襯陸觀察之賤，后者以兒媳之烈反照茍才之鄙。各具風彩，各得其妙，使讀者在觀照惡濁世相時亦能品嘗到藝術的情韻和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