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妃·吳雯
不把黃金買畫工，進身羞與自媒同。
始知絕代佳人意，即有千秋國士風。
環珮幾曾歸夜月？琵琶惟許托賓鴻。
天心特為留青冢，春草年年似漢宮。

明妃，即王嬙，字昭君。從漢朝以后，王昭君就成了一個吟詠不絕的人物，每一個時代的作家都能從昭君的身世遭際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從而在文學史上，形成了昭君題材的一系列作品。一個題材，前人創作的越多，后人越難以為繼，難以自創新意。吳雯的這首詩視角新，見解新，在老題目里做出了新文章，和前代眾多的昭君詩比較，自具風采，自立一說。

寫昭君自然離不開昭君的故事，前代詩人多從昭君出塞，留戀漢庭君恩入手，而這首詩獨具眼光，從昭君“不把黃金買畫工”切入。葛洪《西京雜記》云：“元帝后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賄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李商隱《王昭君》詩云：“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為黃金不顧人。”后來的雜劇變文多數把昭君的悲劇歸咎于毛延壽的貪鄙，而吳雯則對“獨王嬙不肯”做了一番思考。“不肯”二字說明王嬙既不是沒有，也不是不舍，乃是“進身羞與自媒同”。“自媒”，為自己說好話，炫耀自己以求取悅于人。昭君“貌為后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西京雜記》)她是一個才貌兼具的佳人，進入宮中，當然希望進身于君；然而，是等識者自來，還是“自媒”于人，這卻是進身之前不可不慎的事。宮嬪們十萬五萬地去賄賂畫工，希望畫工把自己描摹得漂亮一些，以博得君主的寵愛，而昭君則不然，一個“羞”字寫出了昭君清高傲岸的節操，她不屑于用這種卑賤的伎倆達到邀寵的目的，只求能堂堂正正地進身。若進身的途徑不正當，她是決不會涉足的。兩句詩一表一里，已寫出昭君豐滿的形象和超然的人格，下面，就只待作者給以恰切的議論了。

三、四句用一流水對，以連貫的句式、語意、文氣對昭君的行為發表議論，“始知絕代佳人意”承第一句而來，“即有千秋國士風”承第二句，說昭君不賄畫工之意，乃是如呂望垂釣渭水之濱，諸葛孔明隱居南陽隆中一樣，只待識者自來，不屑于自薦，更恥于自夸，這種品格正是“千秋國士風”。詩人沒有把昭君看作一個和親的美人，也沒有把昭君看作只知感恩思君的妃子，卻視為一個具有高風亮節的國士。這里，詩人第一次賦予昭君如此嶄新的思想意義，樹立起一個新的昭君形象。

前四句以揚的手法寫昭君的高尚，后面四句寫昭君的悲劇命運，造成情緒上抑的效果，兩相并舉，令人讀之生悲。第五句化用杜甫《詠懷古跡》中“環珮空歸月夜魂”的詩句，第六句化用同詩“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的詩句。“幾曾”用一反詰句式，詩意陡轉，由贊揚昭君的人格到哀嘆她的命運，用杜詩卻反其意。杜甫為了突出昭君對故土的眷戀，臆想昭君雖留冢塞外，但魂靈還在月夜回到漢邦。這首詩點破這一層虛妄的假說，擊碎了杜甫那善良的愿望，說昭君出塞后，就是她的靈魂也不曾，其實是不可能回到故國。從昭君的人格看，既然她不賄畫工，羞與自媒同，那么，出塞之后，她的魂靈又焉肯枉駕自薦嗎？這一句看上去是不同意杜甫的說法，實則作者仍是緊扣昭君的“國士風”，寫昭君的風操。昭君越是這樣傲岸，她的怨恨就越是深沉，故只有托之琵琶之聲，讓南飛的鴻雁攜歸故國。琵琶本為胡人樂器，彈奏的樂曲也多為塞外胡音。石崇的《王昭君辭》曰：“元帝以后宮良家子明君配焉。……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后人同情昭君，寫了《昭君怨》、《王昭君》等琵琶樂曲，以傳達怨恨的主題。昭君的琵琶聲，表達的正是“恨帝始不見遇”的怨恨之情，如杜甫所言“分明怨恨曲中論”；也有懷念故土的憂思，如王安石《明妃曲》所言：“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惟許”二字可見昭君處境的窘迫，只有南來北往的賓鴻可以帶來家園的氣息，而漢朝把她當做政治王牌玩弄后，就幾乎永遠拋棄了她，《后漢書·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位，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為后單于閼氏。”漢朝的國君們始則“畫圖省識春風面”，繼則“馬上琵琶萬里行”，終則“獨留青冢向黃昏”，一步步把昭君推入不堪忍受的悲劇中。這兩句詩把昭君高尚的人格和不堪的命運觸目驚心地并列在一起，實可啟人深思。

最后一聯：“天心特為留青冢，春草年年似漢宮”，青冢，昭君墓，在呼和浩特市南。相傳塞上草白，獨昭君墓草色常青。這兩句是說昭君思漢之情，只有上蒼知之，使她墳上的青草年年如在漢一般，讓青草告訴天下，告訴后人，昭君生前死后無時不在思念故土。這兩句結得極為沉痛，天地尚且有情，何獨漢庭無情如此。然則昭君的不幸，實乃國士之不遇，實乃朝廷的昏暗無目。

這首詩發端突兀，結句悠長，剪裁新穎，用筆經濟，見地極為深刻，感慨也極為深沉，是詠昭君系列中的一首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