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口遇范肯堂·楊圻
桃花逐春水，江上又逢君。
宇宙今何世？風流意不群。
暮潮細生雨，絕壁起閑云。
嚴武軍中事，相看感舊聞。
憂樂誰前后？含情未忍言。
與君看落日，為我話中原。
時難文章棄，春深草木繁。
臥來江渚冷，高枕向乾坤。

此詩原題下有小注云：“合肥太岳(指李鴻章)督直時，先生為幕府上客，今別十年矣。”然李鴻章督直凡二十五年(1870—1895)，因查云史《雙肇樓記》有曰：“光緒壬辰(1892)，余年十八，婚于合肥文忠公之門。南通范伯子，方為文忠幕上客，見余文字，許為可造，亟稱于文忠公。自后詩文輒就教，得聞緒論。”又詩之首句云：“桃花逐春水。”由此知本詩當作于清德宗光緒壬寅(1902)三月，時年二十八歲。兩年后，范當世流徙江湖，即客死于滬上旅邸。

詩為兩首五律，其一側重于相逢憶昔，其二側重于相逢論今，詩旨雖傷故人，實質亦自傷自嘆，感時憂國，表現了作者思赴國難，以求一展胸襟的積極用世精神。故十三家評點《江山萬里樓詩鈔》評論此詩曰：“二詩回腸蕩氣，憂憤忠愛，流露言表。”

“桃花逐春水，江上又逢君。”第一首之首聯點題搭額，以明時間、地點、人物。如杜甫《江南逢李龜年》詩所云：“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詩中的一個“又”字，含有無限感慨，頗有故人相逢，說不清是喜是悲的感覺。詩之頷聯以景生情，關合時事，云伯子雖處亂世，卻風骨凜凜，卓爾不群。字里行間，流露出云史對這位長輩及至交的欽慕之心。而世運之治亂，年華之盛衰，彼此之交誼，盡見于四句之中。詩之頸聯雖回扣“京口”二字，摹寫眼前之景，卻創造出一種略帶蒼涼的氣氛，為尾聯的往事不堪回首而張本。

詩人小范當世二十一歲，以年齒論，伯子自是前輩，云史曾向他討教詩文；就交際關系言，伯子為李鴻章幕僚，云史是李鴻章女婿，一盛贊“楊郎清才”(楊士驤《江山萬里樓詩鈔》卷一跋：“壬辰秋，余謁合肥相國于津門。時云史新婚相國之女孫子。通州范肯堂為幕府上客，見其詩，為余數道：‘楊郎清才。’”)一由衷感嘆伯子“風流意不群”，詩格人格均足以睥睨一世。正因為如此，尾聯“嚴武軍中事，相看感舊聞”，不僅用典貼切，而且更見二人志同道合，交誼之深。

第二首五律承第一首而來，由憶舊轉為論今。詩的前兩句表現的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感傷情緒。“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北宋范仲淹的名句，誰都知道。而同樣志存社稷，心懸天下，范、楊二人亦都想奉此為處世準則。可是二人相逢江上，卻“含情未忍言”。什么原因？詩之中間兩聯道出了原委：國步艱難，有如日落西山，呈現的是一種難以挽回的趨勢。而世道的混亂艱難，使文章分文不值，文人無用武之地可言。詩句顯示的一種憂國憂民的精神，溢于言表，令人動容。“臥來江渚冷，高枕向乾坤。”詩之末聯表現的是不甘寂寞退隱的積極用世態度，說明作者雖“未忍言”憂樂，實質仍志在“乾坤”，一時一刻亦未嘗忘卻天下之冷暖苦樂。

值得玩味的是，范、楊二人雖皆志同道合，心懸天下，彼此的處世態度與生活道路卻到底并不一樣。云史日后彈冠新朝，委身強藩，終為世人所詬病；而伯子一生窮困潦倒，心中詩中唯裝著黎庶蒼生，評價遠在云史之上。如狄葆賢《平等閣詩話》云：“(肯堂)平生兀傲頹放類阮嗣宗，困厄寡諧，以古文名世……庚子王室如毀，多以詩篇寄其孤憤，每一吟諷，如見其人。”金天翮《答蘇堪先生書》更云：“繼弢叔(江湜)之后，為通州范伯子，貧窮老瘦，涕淚中皆天地民物、大江南北。二子蓋豪杰之士也。”

此詩在藝術上的最大特點是明白如話，絕少用典，氣息清厚，骨力雄秀，頗有唐人格調，尤得老杜風神。詩中“桃花逐春水，江上又逢君”、“時難文章棄，春深草木繁”，半從杜詩中化出。至若“宇宙今何世，風流意不群”、流水對“與君看落日，為我話中原”及尾聯“臥來江渚冷，高枕向乾坤”，無論就遣辭與命意言，老杜自當把臂入林，視為嗣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