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句】從《三百篇》至今日，詩之傳者，都自性靈，不關堆垛。

【注釋】

選自清·袁枚的《隨園詩話》。

性靈：即性情，指詩人的真性情或真心真感情。

堆垛：堆積，堆疊。指賣弄學問。

【賞析】

袁枚論詩，標舉性靈。認為詩歌的本質是表達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強調詩歌創作要抒寫詩人心靈，見出真性情，將思想情感自然新鮮地表現出來，不必講境界的大小、格調的高下，更不要賣弄知識學問。他說：

“從《三百篇》至今日，詩之傳者，都自性靈，不關堆垛。”

意思說：從《詩經》三百篇，到當今時代，流傳下來的優秀之作，都是抒寫性靈的，而非那些堆砌辭藻、賣弄學問的詩歌。

作者指出：“詩者，人之性情也。”“作詩不可以無我。”又說：“詩者，心之聲也，性情所流露者也。”“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隨園詩話》)他還借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話說，只有“解風趣”、“寫性靈”的詩人才是真正的詩人。這就是袁枚“性靈說”的由來。

“性靈說”要求詩歌自由地表現詩人個性，真實地體現人的欲望感情。在袁枚看來，有無“性情”關系詩的根本。一切題材內容、音韻格律、語言風格……都應該為表現詩人的真性情服務，做到“有定而無定，恰到好處”。就藝術表現來講，他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暢之美，反對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對以學問為詩。主張詩歌風格多樣化，“凡作詩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人的個性不同，情感的性質不同，因而表現的方式、風格就會不一樣。溫柔敦厚，含蓄不盡，流虹掣電，發泄無余，因人、因事、因時，言各有宜，都是發于性情之響，不能強調某一種而排斥另一種。性靈說不僅重視性情之真，同時強調靈感的作用，他以為，詩人只有有了靈感，才能各抒襟抱，見出性情之真，才能花樣翻新，顯出層出不窮的創造力。這充分表明，把真實的感情生動活潑地表現出來，是性靈說的真諦所在。

袁枚認為，詩歌的內容應該像生活本身一樣豐富，此性情之正，由此亦見性情之真，只要感受真實，“夕陽芳草尋常物”，皆可入詩。他說：“鳥啼花落，皆與神通。”(《續詩品》)說明詩人無往而不可以寓其性，而不是把題材限制在某一個方面，并認為艷體詩古今不廢，宮體詩也是一格(《再與沈大宗伯書》)。對于格調，在袁枚看來，足以窒礙性靈，但他并不完全廢棄。他所反對的，只是嵌在一個固定框子里的格調。他認為，“詩在骨不在格”，“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隨園詩話》)。由此可知，他主張以性情為主的自然的活的格律，而不是束縛人性情的死格律。

由于以性靈論詩，袁枚看到的是具體的詩人和詩，因此衡量詩的標準，只有工拙之分，而無古今的區別。他在《答沈大宗伯論詩書》中說：“詩有工拙，而無古今。”因為“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主張不以時廢人，不以人廢詩，就詩論詩，不拘一格，打破貴古賤今，尊唐抑宋的界限。他宣稱對于古今人詩，對于不同流派、不同風格，只要表現性情，便“無所不愛”、“無所偏嗜”。因此，他反對模唐仿宋的擬古主義詩風，更反對一切疊韻、和韻、用僻韻、用古人韻等束縛性靈、以文字為游戲的作法。對肌理派倡導以學問為詩的“掉書袋”的風氣亦予以否定。

但是，袁枚并不反對學古，他認為“格律莫備于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不學古人，法無一可”，不否認詩歌的形式及其藝術技巧有繼承的關系，只反對襲古、泥古，因為如果“競似古人，何處著我”(《續詩品·著我》)。主張以自己的性情為基本出發點進行繼承與創新：“人閑居時不可一刻無古人，落筆時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學力方深;落筆無古人，而精神始出。”繼承之中，孕育著創新的因素，師古和師心是互相結合的。

袁枚的詩歌創作，確能如他所說，直抒“性情”，即寫自己的生活感受，比之那些模擬格調，或以考據文字為詩的作品，別具一種清新靈巧的風格。“半天涼月色，一笛酒人心”(《夜過借園見主人坐月下吹笛》);“雨來蟬小歇，風到柳先知”(《起早》);“十里煙籠村店小，一枝風壓酒旗偏”;“綠影自遮南北路，春痕分護短長橋”(《春柳》)等詩句，意境明晰，文辭暢通，自有韻味，不像神韻派那樣朦朧隱約，不著實際。當時，與袁枚齊名的詩人還有趙翼、蔣士銓等，詩論主張和袁枚相近，基本上同屬性靈派。

性靈說在當時獨樹一幟，具有革新意義，對當時擬古主義與形式主義詩風，起了很大的沖擊作用。但他往往離開具體的社會生活，把“性情”推向極端，最終成了僅憑個人“靈犀”寫詩，而他所說的抒寫個人“性情遭際”，多是對個人生活瑣事的詠嘆和對風花雪月的歌唱，缺乏深刻的思想內容，所以，亦不免存在某些缺點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