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儻來之物，侈用之是謂暴天，吝用之亦為違天，惟其當而已矣。

【譯注】

暴天：任意糟蹋東西，不知愛惜。暴，損害，糟蹋。吝：當用的財物舍不得用，過分愛惜。當（dàng）：合宜，恰當。

對于身外之物，奢侈浪費就是暴殄天物、任意糟蹋東西，但是在應當使用財物的時候卻過分吝嗇，也是違背上天意志的行為，所以凡事只要適宜恰當就行了。

歙縣鮑士臣興販四方，以義制利，對人樂善好施，對己以勤儉自處，上面這段話就是他的處世之道。

輯自歙縣《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卷21《鮑先生傳》。

【感悟】

為富有仁，富而思源；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在回報社會的同時，自己也獲得了回報。堅信這一點的儒商，都恥于獨富獨貴，而喜于樂善好施、捐助公益，因為只有時刻保持這種信念，才能對社會上存在的諸種不正之風，如拜金主義、金錢至上等起到強烈的抵制作用，才可以使商業的運行更加純凈化。

【故事鏈接】

鮑漱芳，字惜分，清代歙縣富竭鄉棠樾村人。棠樾鮑氏家族世代經商，在兩淮官商中具有較大影響。鮑漱芳從小跟隨父親在揚州經營鹽業，是當時揚州著名的富商之一。鮑漱芳熱心參加社會活動，也比較有政治頭腦，1803年在川、楚、陜三省的最后平亂中，他因組織富商們捐輸軍餉有功，被任命為鹽運使，成為握有兩淮鹽業大權的顯要人物。整個嘉慶一朝，鮑漱芳多次捐款為朝廷濟困。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災，洪澤湖決堤，他先后捐米6萬石、捐麥4萬石，賑濟了數十萬災民。改六塘河從開山歸海，他集眾輸銀300萬兩，堪稱是徽商捐資賑災的大手筆；疏浚芒稻河，他捐資6萬兩。鮑漱芳因此贏得了“樂善好施”的圣諭。嘉慶皇帝為了樹立典型、褒獎先進，在鮑氏所居的棠樾村頭賜建了一座象征“樂善好施”的“義”字牌坊。

【延伸閱讀】

乾隆年間，僅揚州業鹽的徽商資本就達四五千萬兩，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徽商中的傳奇人物胡雪巖最有錢時，其阜康錢莊在全國各地有20多處分支，資金達2000萬兩白銀，擁有田地上萬畝，這在當時意味著，清廷近三分之一的國力是在一位“紅頂商人”的操控之下。明清時期徽商之富，用“富可敵國”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乾隆末，中國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關稅“盈余”每年85萬兩，而大宗出口商品當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位居第一。而在乾隆嘉慶年間，徽商7次向朝廷捐銀共2640萬兩。如果算上其他地方各種數目的捐銀，數目非常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