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讀圣賢書，非徒學文章掇科名已也。

【譯注】

徒：只，僅僅。掇（duō）：考取。科名：功名。

讀圣賢書，不只是學習一點文章詞句、為了考取功名而已。

清代婺源程執中，不僅自己酷愛讀書，還令經商的弟弟們以及子侄輩業余都要讀書。這是他告誡子弟們的話。

輯自《婺源縣志稿》。

【感悟】

古人說：讀圣賢書，做儒雅人。讀書并不只是掌握大量的書本知識，因為這只能算讀死書，讀書的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做人，即“讀圣賢書，行君子事”，所以讀書要讀好書，尤其是讀圣賢之書。圣賢之書如一艘船，載著我們從狹窄的小河駛向寬闊的大海，圣賢之書又如一盞明燈指引我們從黑暗走向光明。讀書是洗滌靈魂、陶冶性情的妙方，而讀一本圣賢之書能讓人開闊視野、終身受益，可以讓人知書達理，繼承先賢的優秀品質。

【故事鏈接】

明萬歷年間，在兩淮經營鹽業的歙縣吳彥先，業余時間酷愛瀏覽書籍，樂于與同行縱談古今得失，連一些宿儒都覺得不如他，因此他博得群商的擁戴，一切營運都奉請他籌劃。他不負眾望，精心地權衡貨物輕重，揣測四方緩急，判察天時消長，而且又知人善任，以至凡得到他指示的經商活動，都獲利頗豐，一時成為了眾商的智囊。

【延伸閱讀】

經商是徽州人求生存的最主要的選擇。在徽商和徽州商業經濟發展的影響下，明清時期的徽州教育也呈現出一些不同于自然經濟時代的特色，萌生了新的教育觀念。

儒家理想的教育目的是培養“正誼”、“明道”的志士和君子。雖然儒家并不諱言仕途利祿，但是儒家強調仕途利祿應建立在“學而優”的基礎上。士子只有先安貧樂道、修身、齊家，然后才能考慮治國、平天下之事。但是隨著唐宋以后科舉制度的實施和統治階級的誘導，士子則逐漸棄“樂道”、“明道”如敝屣，而以功名利祿的追逐為目的。宋代開始大行其道的“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車馬多如簇”等偏見，成為士子恪守不渝的箴言。到明清時期，在銓選入仕“舍科第無他途”的情況下，“士子所為汲汲遑遑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于圣賢之道”。讀書入仕成了教育幾乎唯一的目的。

徽州是個“商賈之鄉”，而商賈在傳統社會中是處于“四民”之末的，因而為了改換門庭、提高社會地位，徽州人對子弟業儒入仕的愿望就顯得更為迫切。如清休寧人汪起英，前輩治鹽策于淮揚，“家世饒裕”。后因其父汪新長期臥病，“困頓醫藥十年，競墮業”。一日，汪起英叔父眼看家業難以為繼，就對起英父親說：“家道替矣，孺子治經不如治生。”汪起英父親堅決不同意，并回答說：“兒讀書寧不一試？試不遇，棄之未晚也”。可見，即使在家道中落、家業難以為繼的情況下，“望子成龍”仍是徽商的終極關懷。家族的榮耀只能透過讀書仕官才能獲得，即使從商以致巨富而無名秩，仍然不算顯祖揚名。這個終極的價值觀念迫使大部分人投身科舉，但如果沒有經濟基礎，那么讀書仕宦之途也將為之堵塞。因此又使得大多數的讀書人非得棄儒就商不可。經商致富之后，方可經由己身或其族裔專心獲取功名，進而實現“光宗耀祖”的人生理想。然而，讀書最終能折桂蟾宮者畢竟是少數，“而苦志讀書又不可多得”者則是多數。

于是從現實狀況和實際需要出發，徽州的宗族家規指出：“凡我子孫，能讀書作文而取青紫者，固賢矣。茍有不能者，毋詎置之不肖，尤當從容化誨，擇師取友，以俟其成，庶子弟有所賴而不至于暴棄。雖不能為顯公卿，亦不失為才子弟也”。這里，徽州人表達了教育目的的主次和多元的問題，即：讀書的主要目的是“取青紫”、“為顯公卿”，假若不能，通過讀書亦可以造就“才子弟”。所謂“才子弟”：一是指通過讀書，使子弟能夠自立、自保，而“不至于暴棄”。在徽州，要自立、自保，除入仕外，主要就是經商。可見，為商業發展提供知識背景亦是徽人重視教育的目的之一。正如清代婺源人程執中對其子弟所說的：“故門下多端士。諸弟及期功子弟雖營商業者，亦有儒風。”該記述無疑也表達了儒學可以為商業服務的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