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名言篇·百川異源而皆歸于海，百家殊業而皆務于治

〔氾論訓〕百川異源而皆歸于海^①，百家殊業而皆務于治^②。

〔注釋〕 ① 川： 河流。 ② 百家： 指春秋戰國時期涌現的以救治時弊為目的的諸子百家。《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凡諸子百八十九家。”治： 社會的安定。

【鑒賞】此語出自《氾論訓》。在《淮南子》看來，雖然諸子百家有著各自不同的思想主張和義理體系，也有各自不同的現實實踐活動，但是就像源頭各異的江海湖泊最后都會流歸于大海一樣，這些迥然各異的諸子百家也有著相同的思想歸旨，即它們都以治理好天下社會為其目的。這既是西漢初年黃老道學和其他思想流派的思想特征，又是道家“以道為化，大歸于一”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其“時變”思想的具體表現。

以往我們過于嚴格突出諸子百家思想的差異性，卻相對忽略了它們在各自理論和實踐發展過程中的相互融合性。如漢初的黃老道家思想就不僅僅是道家理論的自身封閉性的承繼，更是吸納了儒、墨、法等其他學派的思想，并作出道家式的闡釋，從而豐富和拓展了道家自身的理論和實踐空間。與劉安同時代的太史公司馬談也持此觀點。他在《論六家要旨》中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在他看來，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六派思想都以天下治為其目的，只是由于他們各自不同的研究視角而呈現出不同的理論面貌和不同的政治主張。司馬談本人十分推崇黃老道家，但是他的理由卻在于： 較之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五派思想各有一偏(“省”)，他們在“治”的問題有“得”卻也有“失”;而道德家(黃老道家)卻是“不省”的學說，是涵攝了其他五派之長而同時克服它們之短的“全”的學說。他說，黃老道家“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因此，司馬談認為，黃老道家與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的差異，不是思想性質上的不同，而是他們在“務為治”的方式、途徑等問題上的“不省”與“省”、全與偏的差別。

既然“百家殊業”在本質上沒有差別，而只是在治國之道的方式、途徑等問題上存在“省”與“不省”差別，那么，我們在具體的治國方略等問題上也無須抱著“非此即彼”、“定是定非”的態度，而應該本著“以道為化，大歸于一”的理論態度和實踐品格，因時制宜，“隨時而動靜”、“因時變而制適宜”，以“時變”為其指導原則來解釋現實生活世界的種種問題。誠如《氾論訓》所說：“茍利于民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