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野菊》詠菊花詩鑒賞

李商隱

苦竹園南椒塢邊，微香冉冉淚涓涓。

已悲節(jié)物同寒雁，忍委芳心與暮蟬。

細路獨來當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

紫云新苑移花處，不取霜栽近御筵。

這首詩作于大中三年秋天(公元849年)，此時李商隱任京兆假留參軍，精神上正處于非常苦悶的階段，在仕途上他進取不利。開成四年，他二十八歲，開始擔任宏農尉。到此時他已三十七、八歲，也只任個京兆假留參軍，中間雖曾一度機緣巧合，署為昭州太守。不料就在這否泰生屯的關鍵時刻，黨局參差，朝政變化，府主鄭亞被貶，李商隱上進希望又成泡影，不得已，他尋求當時深受宣宗寵遇的令狐绹薦引。可自從他隨鄭亞至嶺南，并被署為昭州太守，便和李黨關系密切，本來令狐绹對他娶李黨王茂元之女為妻就已憤怒非常，這下成見更深了，李商隱無論如何陳情自剖，都得不到諒解。至于援引，那更談不到。這首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的。全詩觸景感懷，詠物托意，很能反映詩人當時的思想狀況。

詩一開頭：“苦竹園南椒塢邊”，點出野菊所處的環(huán)境：它的北面是苦竹園，而且還有椒塢在旁。竹的味道那么苦，椒的味道又那么辣，苦、辣之味包裹著菊花。托根在這樣的辛苦之地，它的處境多么艱辛啊! 所以，詩便很自然地引出第二句：“微香冉冉淚涓涓。”由于環(huán)境惡劣，本來花氣襲人的野菊只能散發(fā)出細細的微香，所以它難免要清淚涓涓。不斷灑落了。同時，野菊的辛苦遭逢還不僅僅是境遇不好，它又生不逢時：它生于蕭颯衰敗的寒秋，蓓蕾一開，便受風刀霜劍的摧殘，實在太不幸了。

不過，菊花畢竟是花中的強者，它是決不會甘于寂寞的，因此詩又生出下邊兩句：“已悲節(jié)物同寒雁，忍委芳心與暮蟬。”在詩人看來，菊，作為百花之一，它也應該得到溫暖，也應該有其“春風得意”之時，可是它卻處于寒秋，“蕊寒香冷”(黃巢《菊花》)，倍受風霜困擾，如同寒雁羈棲，這已經是夠可悲可嘆的了，可它又怎么能夠斂香隱跡，甘心與暮秋的寒蟬一樣寂寞下去呢?

以上四句，明里句句寫的是野菊，但實際上句句都是在寫自己：野菊托根于辛苦之地，花發(fā)于西風落葉之時，倍受苦寒，這是詩人命運的生動寫照。李商隱生于晚唐末世，可謂生不逢時。入仕以后，又一直處于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后又被牽連進去，遭受排擠和打擊，郁郁不得志，但是又不甘潦倒長終，內心充滿痛苦和煩悶。“已悲節(jié)物”、“忍委芳心”兩句詩就有屈原“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離騷》)之意，感嘆時不我予，想有所作為，但現(xiàn)實情況不允許，實在無可奈何。

五、六兩句筆法一變，由隱到顯，追憶自已受令狐楚恩遇的往事。“細路獨來當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小路獨來，回思往事，早年在重陽節(jié)自己曾伴令狐公同飲。想令狐公在日，對自己積極獎掖，大力提拔，“每水檻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徵于繼和，杯觴曲賜其盡歡，委曲款言，綢繆顧遇”(《上令狐相公狀》)。那時自己多么愜意啊! 令狐楚的這些恩顧，詩人是念念不忘的。大中二年重陽節(jié)就專門寫過《九日》一詩，表達自己的懷念之情：“曾共山翁把酒卮，霜天白菊繞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詩人為什么偏偏在這個時候又想起令狐楚呢? 這是事出有因的，七、八兩句正好是一個交待：“紫云新苑移花處，不取霜栽近御筵。”“紫云”一作紫微，指中書省。唐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為紫微省。后雖在開元五年復舊稱，但人們此后常以“紫微”代中書省。“紫云新苑移花”指令狐綯官中書舍人。令狐綯是令狐楚之子，又是李商隱的故交，《新唐書·令狐楚傳》記載令狐楚帥河南之時，十分欣常李商隱之文，并“使諸子游”。照理，他總該對李商隱有所汲引了吧?可是李商隱娶李黨王茂元之女為妻之后。令狐綯認為他“背恩”，根本不予理睬。詩人一再陳情，也得不到諒解，所以在詩的最后說他“不取霜栽近御筵”，即不向朝廷薦舉他。正是由于令狐綯的冷遇和排擠，所以詩人才一再提起令狐楚，表現(xiàn)自己的不滿和埋怨。在大中二年的《九日》一詩中，詩人在回顧令狐楚的恩顧之后，就指責令狐綯“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籬。”因此，這篇《野菊》除了“君子在野之嘆”(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之外，主要是埋怨令狐綯的冷漠。

這首詩突出特點是構思精密，立意高邁。詩人自己似乎很清楚，賦詩作文“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文心雕龍·神思》)，有意識地避實就虛，采用象征的手法，不作平直語。字面上除五、六兩句外，句句寫菊，又句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別開生面，不落窠臼。尤其三、四兩句“已悲節(jié)物同寒雁，忍委芳心與暮蟬。”含意精警，令人回味感嘆。因此周振甫先生說這一聯(lián)“寫出野菊的精神，又寄托身世之感，是詠物詩中的傳神之句”。(《李商隱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