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赴洛杉磯參加第一次中美作家會議，雙方各出8位作家。美國作家一多半都有夫人或先生陪同，相互照顧，有情有趣。中國作家則都是單打獨斗，中青年作家可以不予理會，有些老作家在國內是權威級的人物，也形單影只，生活有諸多不便，看上去和美國團不對等。好在我們一個團就是一個整體，形同一家，相互照顧，同樣有中國人自己的情自己的趣。因為國情不同，好像全世界都能理解，中國人出國就該男的是王老五，女的是何仙姑。

兩年后，第二次中美作家會議在北京召開，美國作家中除去原本就是單身的以外，其余都是成雙成對來的。龐大的中國作家團仍然男的是王老五，女的是何仙姑。在正式會議之外的所有聯誼活動中，總顯得有點硬邦邦，不協調。它不光是個經濟問題，還是一種情致，一道風景……

60年代初，中國人看了記錄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印尼的電影，有幾個感到氣憤、妒忌或不自在？更多的人是感到新奇，賞心悅目，還有幾分為自己的國家主席和夫人的風度而自豪。

1995年初春，中國作家協會在上海召開主席團會議，大多數老作家都帶了老伴，相幫相襯，和諧自然，我作為旁觀者看著都覺得舒服，中國文學一下子有了人情味兒，多了一份溫馨。開幕的當天，在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中推出了巴金老的大特寫，那是一張當代文學的面孔，我甚至覺得那個月，成了中國的文學月，感情月。

“少年夫妻老來伴”——老來相伴，雙飛雙棲，是一種美，一種福祉，顯得生活風調雨順，慈和祥瑞。

“少年夫妻”形影相隨，更是一種景致，顯得社會陰陽平衡，溫情脈脈。

十幾年前，中國人在公共場所或大街上看到情人們勾肩搭背、做出種種親昵動作還甚不習慣，現在則見怪不怪，習為常情了。但是人們恭維這種把閨房秘室的舉止搬到光天化日之下來演示的行為，恐怕心理還有些障礙。

有一次我在北京站二樓中廳的剪票口前被困了兩個多小時，發現在這種特殊的境況下，人們心里的那種“障礙”能得以解除。所謂“中廳”，并不是廳，更不是候車室，只是一條很寬的樓道，沒有座位。到了該剪票的時間，一列車的人（而且是雙層的長城號旅游客車），擁到剪票口，人挨人，人擠人，想轉動一下頭都相當困難了。按列車時刻表上印的開車時間都過去了半個多小時，顯示器上才通知旅客列車晚點。卻又不告訴晚點多長時間和晚點的原因，大家誰也不敢離開，繼續挨擠。心里沒數瞎等，越等越煩，越擠越累，一累了就想活動，一活動就要擠別人，就要摩擦……罵街的有了，吵架的有了，人人心里都裝了一罐火藥。人群騷動，擁來擠去，剪票口前變得異常兇險了。

仍然看不見車站里的人，沒有人出來講一句話，作一點解釋。

奇怪的是，險惡的人群不知不覺地安靜下來了……

——原來是愛侶們的溫柔，緩解了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愛侶們有的緊緊相擁，兩個人只占一個人的空間。有的癡迷地沉浸在兩個人美妙的世界里，萬千風情，說著只有他們才聽得清的悄悄話。有的兩個人逗趣，幸福而又開心。有的只是對視著不說話，但全身無處不傳情……總之愛侶們做著一切人們可以想像得到的親熱舉動。他們比中國電影上和電視劇里的情人戲要真切動人得多，大方自然，令周圍的人艷羨、感動，沒有絲毫的厭惡。周圍的人也可以大大方方地看著他們，情侶們無暇顧及兩個人以外的世界，任人隨便看，隨便說。人群中有人就像看電影一樣盯著人家猛瞧，有人則偷著看，偷著笑，還有人瞟兩眼就趕緊昂頭挺胸，做出目不斜視的樣子，挺一會兒便忍不住了再瞟兩眼……

記得印度的圣雄甘地說過大意這樣的話，一個人達到愛的最高境界，就可抵消千萬人的憎恨。何況煩躁忿怒的人群里有幾十對情侶在散發他們的愛——也許車站的管理人員早就知曉這愛的力量，而現在任何一個公共場所又絕對不會缺少情侶的。所以他們才對旅客置之不理，讓愛去疏導、去感化。

美國電影里常有這樣的情節：飛機到點了不起飛，在等一個人，這個人的戀人在飛機上，而他（她）正擺脫危險從別處趕來。機場提供一切方便讓他（她）登上飛機，兩個人便不顧一切地旁若無人地大抱大吻，機上的全體乘客和機組人員為他們鼓掌歡呼。沒有人責怪他們破壞了機場的規矩，耽誤了大家的時間。

這是美國人設計的情人夢，不必太過認真，但對愛寬容一些，多一點欣賞，多提供一點方便，無疑是一種文明，一種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