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事和家事

——李世勣·狄仁杰·李泌

封建帝王自稱天子，富有四海，既把天下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公然宣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又設置了許多莫名其妙的禁區，將許多事體視為帝王家的私事，不允許臣民過問干預。而封建社會家天下的本質特征決定了帝王的家事往往就是很重要的國事，國事、家事一而二、二而一，很難分辨清楚。于是，朝中的官員們便常常為帝王的家事和國事而操心苦惱，選擇犯顏勸諫者有之，不惜身家性命者有之，作壁上觀者有之。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則天時期的大臣李世勣、狄仁杰，唐德宗時期的宰相李泌，分別做了不同的選項，而為史書所津津樂道。

李世勣本姓徐，曹州離狐人。隋大業末年，盜賊蜂起，年方十七的徐世勣不甘寂寞，投奔盜首翟讓造反，后又勸說翟讓歸順大盜首李密，因軍功被李密封為東海郡公。唐武德二年李密降唐，占據著李密廣大地盤的徐世勣下令“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呈送李密，由李密獻給唐朝。唐高祖李淵知悉后深受感動，稱贊徐世勣為“純臣”，下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侯大將軍，改曹國公，賜姓李氏。從此，徐世勣改稱李世勣。后為避太宗之諱，李世勣又去掉名字中的“世”字而改稱李勣。

唐太宗李世民繼位后，任命李世勣為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從此，李世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為稱職”，被李世民視為國之干城。貞觀十五年，李世勣突患重病。李世民聽說須用胡須燒成灰做藥引，方可治愈，當即把自己的胡須剪下來，送去為其和藥。李世勣在李世民心中的分量之重，于此可見一斑。

貞觀十七年，李世民在宣布立晉王李治為皇太子時，心中已將李世勣視為皇太子的輔臣人選，但對于李世勣能否忠心耿耿地輔佐李治，李世民還想再考察一番。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夏四月，病勢沉重的李世民對太子李治交代道：“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為仆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是年五月，李世勣被黜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九）

順利通過唐太宗最后測試的李世勣旋即受到新君重用。高宗李治即位后，便召回李世勣輔政，拜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令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是歲，冊拜尚書左仆射。”“四年，冊拜司空。”

高宗李治早在做太子之時，便癡情于乃父李世民身邊的才人武則天，李治即位后即將武則天納為昭儀。武昭儀為李治生了個兒子，而皇后自己卻沒有子嗣，這便讓李治動了易后的心思。唐高宗永徽六年，李治要廢黜未生子嗣的皇后，改立武昭儀為皇后，大臣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等一致反對，褚遂良甚至和高宗爭執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第二天，李治舊話重提，褚遂良毫不退縮，提出即使要另立皇后，也不能選立武則天，因為武氏曾經侍奉過先帝。韓瑗、來濟等大臣也或當面或上表，反對高宗的易后動議。高宗在左右為難之際，想到了重臣李世勣，便專門詢問李世勣的看法。高宗打算廢立皇后之事沸沸揚揚，李世勣心里十分清楚，在長孫無忌、褚遂良廷爭面折公然反對的時候，他雖然托病在家沒有參與，心中卻總在思量。這次高宗當面垂詢，李世勣沒有正面回應，而是頗為圓滑地回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一句話提醒夢中人”，高宗李治多少個日夜揮之不去的煩心事體立即煙消云散。于是，李治遂以李世勣的這句話為依據，把廢立皇后作為自己的家事，不許外人多嘴饒舌，而讓武則天做了皇后。（《資治通鑒》卷二百）

李世勣這種騎墻式的選擇在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之前便有過一次。李唐王朝建立后，天下尚未底定，內亂先已釀成。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聯手對付秦王李世民，從勾心斗角、互相算計，到下毒謀殺、刀槍相見，最后釀成了震驚天下的“玄武門之變”。在這場血跡斑斑的宮廷之爭中，李世民手下的文臣武將諸如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程咬金等，均力勸李世民當機立斷，先發制人，秦王府的僚屬們更是群情激昂，眾口一詞，惟有李靖和李世勣一言不發。《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一載：在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之時，李世民先后向麾下兩位智囊人物李靖和李世勣請教。“問于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于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

在李世民兄弟相爭時不選邊站，在廢立皇后一事前不置可否，表明李世勣在宦海中安身立命始終堅守了一條底線，這就是絕不參與主子的家事。在玄武門之變時，李世勣的態度曖昧無關大局，未能影響和左右李世民的意志決心；在廢立皇后問題上，李世勣的態度和觀點則舉足輕重，看似一句輕飄飄的圓滑推諉之詞，居然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巨大作用，實為武則天走向神壇、問鼎天下所不可或缺。

李世勣將高宗李治廢立皇后視為帝王的家事，不僅令李治本人豁然開朗，而且讓朝中的奸臣許敬宗心花怒放。許敬宗公然議論說：“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不待說，意在溜須拍馬的奸臣許敬宗這么一攪和，對李世勣“家事說”的負面影響是很明顯的。

因為廢立皇后、廢立皇太子是封建時代屢見不鮮的事體，故而李世勣的“家事說”頗有市場。唐玄宗開元年間，口蜜腹劍的權相李林甫便曾經借用李世勣的說辭來攻訐政敵張九齡。

開元二十二年，李林甫與張九齡、裴耀卿同時拜相。張九齡、裴耀卿皆是名動天下的飽學之士，玄宗李隆基對之非常器重。李林甫表面上對張九齡、裴耀卿畢恭畢敬，內心里卻時刻想著如何拱倒他們。玄宗李隆基受武惠妃蠱惑，打算廢掉皇太子，改立武惠妃所生之子為太子，張九齡堅決不同意，多次與玄宗發生爭執。張九齡與玄宗爭執時，李林甫也在場，卻從不表示異議，似乎和張九齡觀點一致。但在背地里，李林甫卻對玄宗所親近的宦官數說張九齡的不是：廢立皇太子是皇上的家事，“家事何須謀及于人？”（《舊唐書·李林甫列傳》）李林甫此舉一石二鳥：既迎合了玄宗李隆基的心愿，又離間了張九齡和玄宗的親密關系。權奸巨惡的鬼蜮伎倆，委實不可小覷。

不論李世勣出于何種考量，將弄得不好便會招來禍患的敏感事體推諉為臣子不便多嘴的帝王的家事，但封建家天下的體制決定了帝王的家事——廢立皇后也好，廢立太子也罷——都不僅僅是帝王自家之事，而是關系到國家命運的國事。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便有了大唐名相狄仁杰和女皇武則天的著名爭論。

因為獲得了重臣李世勣支持而做了皇后的武則天，在高宗李治死后不滿足于臨朝稱制，索性取代李唐王朝，建立了大周帝國，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隨著武則天日漸老邁，懸而未決的皇位繼承人問題不容回避地提上了日程。女皇的娘家兄弟子侄更是使出了渾身解數，來謀求太子之位：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

武則天之所以猶豫不決，是因為不曉得究竟是應該從娘家人里選擇太子，還是應該從自己的兒子中選擇太子好。在武則天的心中，選擇誰來做太子，是自個的家事，無需別人來建言獻策。狄仁杰看到武則天內心猶豫不決，斷然將太子問題視之為國家大事，積極介入，對武則天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狄仁杰每從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后，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侄，則未聞侄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杰曰：“王者為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杰曰：“朕夢大鸚鵡兩翅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資治通鑒》卷二百六）

“此朕家事，卿勿預知。”面對女皇武則天的一口回絕，狄仁杰非但不肯認同，而且接過話頭引申發揮，把天下大事都說成是皇上的家事，并要求宰相的知情權。經狄仁杰反復勸諫，武則天終于取消了立侄兒為太子的初衷，而決定讓自己的親生兒子李顯為太子。狄仁杰的據理力爭，為重續李唐王朝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

狄仁杰能夠說服武則天改弦更張，并不是因為他說出了高深的道理，而是因為他在女皇心目中有著他人不可替代的位置。史稱：

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游幸，遇風吹仁杰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系之。仁杰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資治通鑒》卷二百七）

設若武則天對狄仁杰沒有特殊的信任器重，狄仁杰是不可能成功地干預她選擇太子的所謂家事的。

唐朝進入德宗李適時代之后，備受德宗信任的宰相李泌也采用和狄仁杰相同的思維邏輯，成功地干預了帝王的家事。

貞元三年（787年）八月，德宗李適打算廢立太子，李泌犯顏直諫，君臣二人吵得一塌糊涂，雙方都說了氣話，德宗不僅以“卿不愛家族乎”相威脅，還搬出帝王們的殺手锏“家事說”，反問李泌說：“此朕家事，何豫于卿，而力爭如此？”面對德宗的蠻不講理，李泌不慌不忙地陳述自己的理由：

“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于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愿違，今累汝曹矣。”

……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于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圣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愿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三）

李泌對封建帝王家事國事的解釋以及對宰相責任的詮釋頗具啟迪意義：“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而天子的家事就是國家之事，故而宰相不能“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

李世勣、狄仁杰、李泌對帝王家事的理解以及所選擇的立場態度迥然不同，卻同樣對后世影響至深。如果當年李世勣未說出“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武則天便難以成為高宗李治的皇后；如果沒有狄仁杰把天下之事都說成是皇上家事的執著堅持，武則天也不會改弦更轍立李顯為太子，李唐王朝便無法重新延續；如果李泌和李世勣一樣對帝王的家事作壁上觀，德宗父子之間的悲劇便難以避免。

封建家天下的是是非非原本就是一鍋粥，不論是廢立皇后還是廢立太子，皆是如此。對于這些問題，讀書人可以一笑置之，當事人卻必須認真地選邊站，因為這種抉擇不僅關系到個人的仕途前程身家性命，而且關乎封建制度下的國家命運。從這個角度來看待這個話題，便會發現，品味李世勣、狄仁杰、李泌當年的國事家事說，竟然牽涉到復雜的政治、社會、道德倫理和心理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