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建不拔　善抱不脫

——孫叔敖·蕭何·諸葛亮

孫叔敖是春秋時期楚國的令尹，蕭何是西漢王朝的開國相國，諸葛亮是三國時期蜀國的丞相，三人皆是古代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名世之臣”。有句老話叫做“英雄所見略同”，翻閱史籍關于上述三位“名世之臣”的記載，盡管他們分屬不同的時代，服侍不同的君王，處理不同的國事，但在處理身后之事、為子孫后代謀福祉上，卻有著驚人的一致性。

孫叔敖，姓蔿，名敖，字孫叔。2600多年前，楚國貴族蒍賈遭陷害，其子蒍敖隨母親避難于期思（今河南省淮濱縣），改名孫叔敖。少年孫叔敖出游時，做過一件積德之事：

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向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孫叔敖做了楚國令尹以后，注重民生，興修水利，推行了多項善政，頗受人民擁戴。《列子·說符》記載了孫叔敖和狐丘丈人一段頗含哲理的對話：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仆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蹴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

孫叔敖對狐丘丈人所闡述的居處高位避免三怨的對策，被后人稱之為“為相三方”，充分表現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

《韓非子·喻老篇》中記載了孫叔敖如何對待楚王對他封賞土地之事：

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馮夢龍在《智囊全集》中輯入了孫叔敖臨終前對兒子的教誨：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若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智囊全集·上智部·遠猶》）

《韓非子·喻老篇》和《智囊全集·上智部·遠猶》所敘述的時間段不同，所反映的孫叔敖的思想卻是一致的。作為楚國居功至偉的令尹，如果想索要大片肥沃的封地并非難事，但孫叔敖并沒有這樣做，在楚王封給他肥沃的河雍之地時，卻做了出人意料的選擇。不論是孫叔敖自己不接受楚王封賞給他的肥沃的土地，而請求賞賜沙石之處的漢間之地，還是在臨死前告誡兒子不可接受楚王賞賜的富饒封地，而請求楚王賞賜沒人肯要的貧瘠之地寢丘，目的都是為了讓子孫后代能夠長久地保有封地。貧瘠之地當然不如肥沃的土地，但由于沒有人看上那塊貧瘠的土地，反而不至于很快被人搶奪走。不待說，孫叔敖臨終前的這個遺囑和選擇，充分體現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為子孫后代著想的深謀遠慮。

如果說孫叔敖的抉擇是出于自我覺悟，那么，西漢初期開國相國蕭何與孫叔敖類似的最后抉擇，則是緣于高祖劉邦的不斷敲打。

蕭何，沛豐人，和劉邦是布衣之交。隨同劉邦起義后協助漢王“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成為漢初三杰之一。劉邦建立西漢政權后大封功臣，蕭何雄居第一。

對于蕭何的成功，司馬遷在《史記·蕭相國世家》“太史公曰”中如是評價道：

蕭相國何于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后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司馬遷認為蕭何的成功主要在于跟對了人，“得附驥尾，而致千里”，沾了劉邦這位真龍天子的光。從某種意義上說，司馬遷所言不無道理。如果沒有劉邦在前面引路，為人循規蹈矩的蕭何能否走上造反的道路確實很難說。如果沒有劉邦這位同鄉，蕭何也許會運用自己的智力，在動蕩不已的亂世中盡量尋找平靜，而不會冒殺頭的風險走造反之路。

蕭何能夠在亂世中脫穎而出，除跟對了人而外，還在于他做了不少堪稱高明的大事。一是在劉邦軍隊進入咸陽后無暇他顧，立即前往秦朝丞相、御史、太尉的官署中，把所有的圖籍簿冊律令文檔全都收到軍營中妥善保管起來；二是夜下追韓信，為劉邦追回了韓信這位不世出的帥才；三是在輔佐劉邦與項羽爭奪天下“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立下了“萬世之功”；四是在劉邦“約法三章”的基礎上，根據百姓愿望，革除暴秦的苛刑峻法，主持制定了以漢律九章為標志的律法規章，為漢朝國家機器的有序運轉提供了保障。

盡管蕭何對劉邦忠心耿耿且功勛卓著，但劉邦卻對功高震主深受百姓愛戴的相國蕭何抱有戒心。早在楚漢對峙形勢異常嚴峻之時，劉邦便對坐鎮關中的實權派蕭何放心不下，一再派人到后方慰問蕭何。蕭何意識到劉邦對自己心有疑慮，于是采納謀士鮑生的建議，把自己的兄弟子侄中能夠打仗的都派到了前線。

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劉邦率軍前去和陳豨的叛軍作戰，蕭何協助太后呂雉在未央宮誘殺了企圖謀反的韓信。劉邦派遣使者回長安拜蕭何為相國，加封食邑五千戶，并命令加派五百人組成的衛隊護衛相國府。前秦遺老召平見狀，馬上提醒蕭何注意這個危險的信號。于是蕭何辭了封賞，并把自己的全部家私拿出來贊助軍隊平叛。

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黥布叛亂，劉邦率軍前去征討。其間，劉邦多次派人回京詢問相國做什么。當蕭何打算按照以往的經驗把家財拿出來勞軍時，一個旁觀者提醒他說：皇上之所以一再派人回來打聽您在做什么，是他擔心您會利用威望動搖關中。您需要做些玷污自己清譽的事情，使皇上放心。于是，蕭何忍痛自毀名節，干了許多有悖自己良心的事體。劉邦平叛回到長安時，遇到百姓攔路狀告相國低價強行收買民田房屋數千萬，劉邦不怒反喜，把狀子交給蕭何，讓他自己處理。蕭何見劉邦高興，趁機為民請命，請求允許百姓耕作上林苑空閑的土地。劉邦勃然大怒，下令將蕭何關進了監獄。后經人勸諫，劉邦又把蕭何從監獄中放了出來，繼續擔任相國。

經過劉邦多次修理敲打，蕭何終于大徹大悟，一切以皇上的意志為意志。正所謂“一竅通百竅通”，政治上的豁然開悟使蕭何明白了治家之道。據《史記·蕭相國世家》載，蕭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蕭何的這一治家格言，和春秋時的孫叔敖如出一轍。同樣的選擇出于同樣的考量，卻又有主動和被動的分別。

和孫叔敖、蕭何相比，諸葛亮在百姓中的知名度更高，更受人們景仰。從“三顧茅廬”、“火燒新野”、“舌戰群儒”、“草船借箭”、“智算華容道”、“三氣周瑜”、“巧布八陣圖”到“劉備托孤”、“七擒孟獲”、“前后出師表”、“揮淚斬馬謖”，到“木牛流馬”、“六出祁山”，諸葛亮不僅是智慧的化身，而且是忠誠的楷模，“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早已成了他的傳世名片。這里不去談論他的忠誠，也不去談論他的功績，只是想透過《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記載，來認識他的治家理念。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余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余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諸葛亮是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給后主劉禪的表文中說這番話的，是他對蜀國無限忠誠的自我表白。為了不辜負先主劉備的寄托和后主劉禪的重望，諸葛亮克勤克儉，忠于職守，“不使內有余帛，外有贏財”，留給子孫們的，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作為封建時代的丞相，諸葛亮能做到這一點，確實堪與古人孫叔敖、蕭何相媲美。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人癡迷于富貴夢而不肯醒來，為了讓自己的后人常保富貴，他們不惜濫用手中的權力，不遺余力地索取，貪樁枉法、行賄受賄，任何卑鄙齷齪的事體都能做得出來。然而，盡管他們留下了萬貫家財，留下了肥沃的田產，留下了無數金銀財寶，卻無法保證讓子孫們永遠占有和享用，有的是現世報，有的留傳不過一兩代。正如《紅樓夢》“好了歌解注”所云：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什么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杠；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透過無數歷史教訓，來看待先賢孫叔敖、蕭何、諸葛亮在治家問題上不同流俗的人生選項，才有可能理解他們為何給子孫后代留薄田，才有可能真正領會人生哲學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