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恕可以成德

中國古代官場上父子皆為高官的比比皆是，而父子做官皆為“名世之臣”的卻極其罕見。宋代范仲淹、范純仁父子就是一對罕見的“名世之臣”。《宋史·范仲淹列傳》論曰：

“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為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于是。豪杰自知之審，類如是乎！考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后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為，豈讓古人哉！”

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救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如果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展現了范仲淹博大的士大夫情懷，那么，官位比乃父還要高、仕途與乃父同樣坎坷的范純仁的忠恕胸襟同樣令人景仰。

范純仁，字堯夫，蘇州吳縣人。自幼天資聰穎，好學勤勉，很早便考中了進士，被任命為武進知縣，他卻以離家太遠為由相推卻。改任長葛知縣，范純仁仍不赴任。父親范仲淹感到奇怪，便問他：“汝昔日以遠為言，今近矣，復何辭？”范純仁回答道：“人生在世，怎么能夠看重祿食，而輕易遠離父母呢？長葛雖然離家近，上任后也不能隨時養奉雙親呀！”原來，范純仁不想赴任做官，是為了留在父母身邊盡孝。

直到范仲淹去世以后，范純仁才投身仕途，“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后調任“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英宗治平年間，“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后出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陜西轉運副使。神宗即位后，范純仁奉詔回京，“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

此時，深受神宗倚重的宰相王安石正全力推行變法，范純仁與之政見不合，遂不顧個人利鈍得失再三向神宗和王安石陳說新法之弊：

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于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倘欲事功亟就，必為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于我哉？言不用，萬鐘非所顧也。”

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屬官喜謂純仁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純仁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言者之非。后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宋史·范仲淹列傳》）

此后，因為一次小過錯，范純仁被“黜知信陽軍”，“移齊州”。在齊州任上，范純仁一改前任的酷刑峻法，而以寬恕之道治理齊州，民風很快為之改觀：

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為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于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系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邪？”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于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

哲宗即位后，范純仁“復直龍圖閣、知慶州”，旋回京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此時，王安石變法失敗，政敵司馬光主政，對王安石的變法舉措不加區別，一律廢止。原本和司馬光政見相同的范純仁見狀，挺身而出，與之辯論，意圖匡正：

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愿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宋史·范仲淹列傳》）

元祐初年，范純仁遷為吏部尚書。數日之內又遷為同知樞密院事。元祐三年，范純仁拜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其時以尚書左右仆射為左右宰相），步入了北宋朝廷的權力核心層。

身居廟堂之高的范純仁，一方面恪盡職守，一方面寬厚待人，屢屢以常人難以想象的寬容大度來對待曾經誣告甚至算計陷害過他的政敵，故而被史家大書特書。

一位名叫種古的官員心懷叵測地誣告范純仁，被朝廷查明后予以停職處分。范純仁非但沒有給他穿小鞋，反而覺得他是一個可用之才，舉薦他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不僅如此，范純仁還經常因種古而自咎：“先人與種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

奸臣章惇、鄧綰失勢后，范純仁本著與人為善的心態，不計前嫌，而請求不要對他們處分過重：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為綰也，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

蘇軾、韓維、王覿先后因言獲罪，范純仁盡量為他們開脫，想方設法予以保護：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官。及王覿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于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歷柄任，各舉所知。常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愿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

蔡確遭貶黜后，因《車蓋亭詩》而受到言官彈劾，太師文彥博擬將其從嚴治罪，范純仁力排眾議，在太后面前反復為蔡確求情：純仁于宣仁后簾前言：“圣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于哲宗，退而上疏，其略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于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確卒貶新州。

宰相呂大防和范純仁意見相左，以為蔡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由是引發范純仁上疏陳說朋黨之事：“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正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后來柄臣，固合永為商鑒。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為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跡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

元人脫脫對范純仁救蔡確之舉感慨良深：“純仁救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

元祐四年西夏入侵，“朝廷欲罪將吏”，范純仁主動承擔責任，引咎求貶，結果“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昌”。不久又被召回，“復拜右仆射之職”。哲宗親政后，范純仁主動請辭。哲宗不許，對宰相呂大防說：“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后哲宗重用奸臣章惇為宰相，范純仁自忖正邪不兩立，堅決請辭，“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后徙河南府，又徙陳州。

宰臣呂大防和范純仁共事有年，曾經處心積慮地排擠過他。章惇得勢后，呂大防也被貶黜。當朝廷頒布大赦令時，章惇卻說：呂大防等數十人，“當終身勿徙”。范純仁基于道義而欲奮起抗爭。親友們勸說他不要觸怒權臣章惇，以免在古稀之年再被遠徙。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系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圣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圣念。今赴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愿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

果然和人們所預料的一樣，“疏奏，忤惇意，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史書關于范純仁坦然面對仕途坎坷和秉持與人為善對待權奸章惇的記載，令人讀來為之動容：

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范純仁晚年迭遭貶黜，皆與奸相章惇使壞有關。范純仁的家人一提起章惇，便氣不打一處來。遠徙永州途中，過江時翻了船只，范純仁和船上的人衣服盡濕。范純仁便借用眼前的這一意外變故點化家人，開拓他們的視野。“難道這也是章惇所為嗎？”范純仁的這一千古之問，遠勝過許多以德報怨的佛家故事。

直到徽宗繼位，范純仁才重獲朝廷重視。徽宗即位之日，即授范純仁為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在范純仁由永州前往鄧州的路上，又被封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范純仁手捧詔書老淚縱橫，說道：“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責。”享年七十五歲的范純仁壽終正寢后，詔令助葬白金三十兩，敕令許、洛官員供給其葬費，贈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御書碑額為“世濟忠直之碑”。

范純仁生前經常對人說：“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茍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圣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于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邪？”弟純粹在關陜，純仁慮其于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斗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范純仁投身仕途之際，正值北宋王朝黨爭愈演愈烈的時代。王安石、司馬光、呂大防、章惇等人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不偏不黨的范純仁特立獨行，直言無忌，自然會于無意之間得罪各路神仙而迭遭坎坷。身為一代“名世之臣”，范純仁恪盡職守，絕不隨波逐流，始終堅持以寬厚待人，對算計他的、誣告他的、陷害他的政敵，從來不還以牙眼，從來不與之計較。在浩瀚如海的史籍中，奉行恕道的人和事雖不少見，但像范純仁這樣始終堅持以忠恕立身待人處世的，卻極為罕見。“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愈是品味范純仁所言，愈是對范純仁心存敬意。回望“名世之臣”范純仁的偉岸身影，愈加感佩他的忠恕抉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繼大成至圣先師孔子之后，在范純仁的身上，忠恕情懷又一次得到了完美的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