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明大義,為國盡忠
什么是深明大義,為國盡忠?吉鴻昌烈士向我們做出了最好的詮釋。他的功績和精神深刻在歷史的光榮榜上。
1895年,吉鴻昌出生于河南省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受父親影響,自幼愛國。1913年秋天,不滿18歲的吉鴻昌棄學從戎,投入馮玉祥部當兵。他因吃苦耐勞、智勇正直被馮賞識,被提升為手槍連連長,不久又被提升為營長。1925年10月,吉鴻昌升任綏遠省督統署直轄騎兵團團長兼警務處處長。不久又被任命為第36旅旅長。十幾年里,吉鴻昌雖不斷升官,卻絲毫沒有改變“當兵救國,為民造福”的初衷,他時刻銘記著父親“做官即不許發財”的教誨,平時省吃儉用,興辦公益事業,并嚴于律己,約束部隊不許擾民。1926年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響應北伐。吉鴻昌率部參加了西安之戰。1927年4月,吉鴻昌所部擴編為第19師,吉鴻昌升任師長。國民革命軍沿隴海路東征,吉鴻昌率部攻克洛陽、鞏縣,又強渡黃河,占領豫北重鎮新鄉,奉軍被打得抱頭鼠竄。吉鴻昌所部被譽為“鐵軍”。
1930年4月,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吉鴻昌奉命率部從寧夏出潼關,參加討蔣大戰。9月,馮玉祥的西北軍戰敗。吉鴻昌為了保存實力,接受蔣介石改編,就任第22路軍總指揮兼第30師師長,不久被蔣派往光山、商城一帶進攻鄂豫皖蘇區。后來,吉鴻昌結識共產黨員宣俠父等人,開始接觸革命思想,對進攻蘇區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與中共黨組織取得了聯系,隨后又化裝到鄂豫皖蘇區進行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觸動。隨后曾在潢川組織所部起義參加工農紅軍,未果。蔣介石發現吉鴻昌有“謀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軍職,逼迫他出國“考察”。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鴻昌將軍被蔣介石逼迫“下野”,到國外“考察實業”。船到美國,吉鴻昌接二連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頭等旅館不接待中國人,卻對日本人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鴻昌要往國內郵寄衣物,郵局職員竟說世界上已經不存在中國了。吉鴻昌異常憤怒,剛要發作,陪同的使館參贊勸道:“你為什么不說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說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禮遇。”吉鴻昌當即怒斥:“你覺得當中國人丟臉嗎?可我覺得當中國人光榮!”為抗議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人的歧視,維護民族尊嚴,他找來一塊木牌,用英文仔細地在上面寫了一句話:“我是中國人!”
在國外,吉鴻昌利用記者的采訪,以事實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國的種種罪行,并斥責英國縱容日本侵略中國和蔣介石對日妥協的丑惡行徑。在德國時,吉鴻昌曾多次要求到蘇聯進行訪問,遭到蔣介石反動政府使館的百般刁難,不予簽證。悲憤之下,吉鴻昌揮筆疾書:“渴飲美齡血,饑餐介石頭。歸來報命日,恢復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后,吉鴻昌聞訊立即回國,寓居天津,秘密與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聯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環球視察記》,借以抒發他的憂國報國之情。同年4月,吉鴻昌在北平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愛國的舊軍人轉變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從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按照黨的指示,到湖北黃陂、宋埠一帶召集舊部策劃起義。起義失敗后,他赴泰山動員馮玉祥“出山”組織武裝抗日。吉鴻昌毀家紓難,變賣家產6萬元購買武器,積極聯絡各地抗日零散武裝,為起兵抗日做準備。
1933年5月26日,吉鴻昌同馮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將領依靠蘇聯的武器支援并集合東北義勇軍在張家口宣布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兼第2軍軍長。旋任北路前敵總指揮,率部向察北偽軍進擊,在收復康保、寶昌、沽源等城池后,吉鴻昌又指揮部隊向多倫進攻。經過五晝夜血戰,7月12日終于收復多倫。察北四城的收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斗志。然而,蔣介石反誣同盟軍破壞“國策”,令何應欽指揮16個師與日軍夾擊同盟軍。
1933年8月26日,吉鴻昌率領3000多人試圖去商都同抗日同盟軍高樹勛會合,建立蘇區,但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蘇區因而無法建立。吉鴻昌無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準備一同進攻由國民革命軍駐守的北平城。9月21日,他們行進到日軍和國軍交界的非武裝區。日軍飛機投放傳單,要求吉鴻昌部隊三日內離開,不然派兵剿滅,吉鴻昌迫于無奈,只好在三日內離開了。10月10日,吉鴻昌部隊在進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時被中央軍伙同晉軍、西北軍包圍,軍隊大部崩潰。隨后,日軍主力在察邊境集結,并驅使敗退偽軍準備重新進攻。蘇聯在國民政府的壓力之下也停止了對同盟軍的支援。國民政府中央派出要員去說服同盟軍領袖馮玉祥放棄獨立割據的念頭,將部隊交給中央指揮;中共則在同盟軍內部開始宣傳策反,準備將抗日同盟軍發展成紅軍,在河北、山西建立蘇區。內憂外患之時,同盟軍內部的東北義勇軍部首先表示歸附中央。馮玉祥也發表聲明取消了同盟軍司令的頭銜。8月15日,偽軍重新進攻多倫。分崩離析的同盟軍不敢正面對抗。在15日夜連夜停戰,放棄多倫,全軍轉移。轉移之后,剩下的五萬抗日同盟軍徹底瓦解。
吉鴻昌戰至10月,因彈盡糧絕而失敗。為了保存抗日實力,吉鴻昌與方振武到國民黨第32軍駐地同商震談判。不料,蔣介石卻電令商震把吉鴻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審問。途中,吉鴻昌用計使方振武脫身。車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員在吉鴻昌的感化下,冒著生命危險放走了吉鴻昌。
1934年5月,吉鴻昌回到天津,組織成立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為主任委員,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在他家三樓一角,設有一個秘密印刷所,出版機關刊物《民族戰旗》報。他的住宅也成了中共黨組織的地下聯絡站,被黨內同志稱為“紅樓”。6月,吉鴻昌、南漢宸秘密與西安楊虎城將軍取得聯系,并得到楊虎城將軍的援助。吉鴻昌積極籌資購買武器,進行武裝抗日反蔣的準備工作。吉鴻昌還親自約集原西北軍中具有反蔣思想的蘇雨生、刑肇棠、雷中田等人來天津,由天津地下黨組織集中開展秘密武裝斗爭的訓練,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組織人民抗日武裝自衛軍,作為紅色火種。
1934年11月9日晚,吉鴻昌在法租界秘密開會時遭軍統特務暗殺受傷,被法國工部局逮捕。宋美齡和親戚孔祥熙拿公款向租界行賄,吉鴻昌被引渡到國民黨“北平軍分會”。11月23日,北平軍分會舉行了一場所謂的“軍法會審”。吉鴻昌在法庭上義正詞嚴地說:“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由于黨的教育,我擺脫了舊軍閥的生活,而轉到為工農勞苦大眾的陣營里來,為我們黨的主義,為全人類解放事業而奮斗,這正是我的光榮……”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鴻昌殉難的日子。面對“立時槍決”的命令,吉鴻昌鎮定地向敵人要來紙和筆,揮筆疾書,寫下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終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歷數蔣介石禍國殃民的種種丑行。他在給夫人胡紅霞的遺囑中寫道:“夫今死矣,是為時代而犧牲……”吉鴻昌披上斗篷,從容不迫地走向刑場。他用樹枝作筆,以大地為紙,寫下了浩然正氣的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特務喝令他跪下受刑,吉鴻昌聲色俱厲地對特務喝道:“我為抗日而死,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槍,死后也不能倒下,給我拿把椅子來!”吉鴻昌又命令道:“到前面開槍!共產黨員要死得光明正大,決不能在背后挨槍,我要親眼看著蔣介石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當特務在吉鴻昌面前顫抖著舉起槍時,吉鴻昌振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革命萬歲!”在這震山撼岳的呼喊聲中,英勇的吉鴻昌壯烈地犧牲了,年僅39歲。
吉鴻昌的壯烈之舉,集中體現了他深明大義,為了正義的事業頑強斗爭、誓死維護真理的英雄氣概和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他的功績和精神感動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雖然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堅持正義、不畏強權,這種力量就依然可以氣壯山河。為國盡忠有很多方式,在我們的祖國迫切需要人才的時代,很多深明大義的人為了國家利益摒棄了個人私利,公而忘私,舍小家為大家。他們的品格是高尚的,他們的行動也感召著身邊的人,贏得了人們的尊敬。讓我們都以國為重,忠心耿耿地為國奉獻,爭取早日圓我們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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