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談治學方法：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

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

近現代著名學者胡適的治學方法是“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季羨林先生認為，無論是人文社會學家，或是自然科學家，真正想做學問的，都離不開這10個字。其中最關鍵的是“大膽”和“小心”。因為研究任何一個新問題，必先有某種假設，否則就是抄襲別人的舊論，拾人牙慧，而假設則是越大膽越好，越大膽越有創新力量。有了假設之后，不要認為輕而易舉就能得到結論，必須嚴謹小心地求證，千萬不要看到一些表面現象就信以為真，一定要多方探索，慎思明辨。有了確鑿的證據之后，無懈可擊了，然后才可下結論。

季羨林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在學術上的創造性也是世人矚目的。在他的著作里，學術的創新與治學精神密不可分。可以說，治學精神是學術的靈魂，季羨林先生的治學精神對于現代社會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學術貴在創造

季羨林先生重要的一條治學理念便是“學術貴在創造”。這個寶貴的信條是季羨林先生留學德國時，瓦爾德斯米特導師傳授于他的。季羨林先生在寫作博士論文時，導師要求他盡量刪去一切無用的陳言。自此以后，季羨林先生在學術研究中對自己的論文要求極為嚴苛，必須要有學術新意或者提出新的見解，有時也會提供新材料，用以填補學術上的空白和攻克學術難點，并把重復前人研究成果視為大忌。

眾所周知，季羨林先生在佛典語言研究方面是翹楚，《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是他重要的創造性研究成果。早年在德國留學期間，季羨林先生便跟著西克教授學習吐火羅文。在一番深入學習之后，他就用《福力太子因緣經》中的一些譯文翻譯與吐火羅文進行對比研究，用來解決吐火羅文在語義上的一些問題，這一點讓西克教授“大喜過望”，對他也是“獎譽有加”。季羨林先生正是采用這種取平行異本比較研究的方法，翻譯了大量的異文文獻，為翻譯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

季羨林先生1982年開始對《彌勒會見記》進行譯釋時，也是采取平行異本比較研究的方法，歷經五六年的時間才完成翻譯工作。這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吐火羅文作品的英譯本，也使吐火羅文的研究工作更上一個臺階。

另外，季羨林先生在梵文和巴利文方面造詣也很深，他認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影響很大，因此要對中印文化關系進行研究，找一些全新的角度深入探討。他在格丁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系，并加學了南斯拉夫文。他師從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唯一的聽課者。最終他在論文答辯、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秀”，獲得了博士學位。他在梵文和印度學方面的一些創見是前所未有的，開創出研究中印文化的新領域。

重視考證

季羨林先生認為學術的創造性不是憑空想象，新的見解也不是主觀臆想，要有材料為依據。觀點來自于材料，有一分材料，就有一分話語權。因此，季羨林先生認為在學術研究上要重視考證，搜集材料時要有“竭澤而漁”的氣魄，辨析材料時要有“如剝春筍”的精神。

季羨林先生曾在1944年發表了一篇名為《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變為o和u的現象》的論文。為了完成這篇論文，季羨林先生考據了大量的語言材料，譬如生僻的阿育王銘文、新疆尼雅俗語文書、和闐俗語殘卷、混合梵語佛典，以及阿波布朗舍語、于闐塞種語和吐火羅文，還翻閱了龜茲文資料。正是這些豐富而嚴謹的考證，使他發現了中世印度西北方言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語法特點，從而才有了這篇論文的問世。

在《糖史》一書中我們也不難看到季羨林先生對考據的嚴謹，全書大量引證了中國古代文獻，如農書、醫術、游記、筆記、類書、科技書、地理書等，還有外國人的游記和著作，凡是與糖史有關的文獻資料，他都事無巨細地一一引證，網羅殆盡。

追求“徹底性”

學術問題不是單一而論的，一兩篇論文并不能把所有問題全部解決，還需要不斷發掘新的材料，不斷驗證、修訂和完善。而“徹底解決”一直是季羨林先生的目標，只要有不解的地方，他一定會抓住不放，直到真正解決。

1947年，季羨林先生對長期以來“佛”是梵語中的Buddha（佛陀）的錯誤音譯進行了糾正，并在《浮屠與佛》一書中闡述了大量的觀點。他指出“佛”的音譯詞應該是來源于吐火羅文，但對此仍有疑惑，雖然“佛”在漢語和吐火羅文中都是單音節，但是“佛”在古代漢語中屬于濁音，而吐火羅文卻是屬于清音。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季羨林先生的心頭，終于在1989年出版的《再談浮屠和佛》中，才真正確定“佛”是源自于中亞新疆小國的語言。而這兩者之間橫跨了40多年。季羨林先生追求“徹底性”的治學精神令人欽佩。

學術上的創新、重視考證和追求“徹底性”無疑是季羨林先生治學精神的精髓所在，也是他留給學術界以及現代中國人寶貴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