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殺還是自殺：

直覺有偏差

生活中，絕大多數人在遇到某件無法解釋清楚但又執意堅持的事情時，總是寧愿相信自己的直覺，而不是他人描述的事實本身。尤其是在無法辯解的情況下，脫口而出的一般都是“我相信自己的直覺。”

心理學家認為，人類的直覺是有缺陷的，不管你是否相信。我們的直覺往往會由于一些共同的偏差造成缺陷，但大部分人總是自我感覺良好，而且很難讓他們相信事實并非如此。

這是研究決策問題的心理學家所要面對的一個艱難課題。心理學家為了證明人們的直覺是不可信的，曾讓人們做過這樣一個簡單的預言，你可以花一點時間來思考一下答案。以下哪種事件會死更多的人：

他殺還是自殺？

洪水還是肺結核？

龍卷風還是哮喘？

人們普遍認為他殺、洪水和龍卷風會更常見，其實在美國有50%的死亡是因為自殺而非他殺，肺結核的死亡率是洪水的9倍多，哮喘導致的死亡是龍卷風的8倍多。

為什么人們的預言都是錯的呢？這正是由于可獲得性偏差的原因。可獲得性偏差是一種自然的傾向性，當我們在判斷一個特殊的事件時，它會導致我們用記憶中對該事件已經獲得的信息來判斷事件的可能性。我們的直覺會認為當事件更容易記憶的時候會更有可能性，但是我們記住的事情經常不是最精確的總結。

舉個例子，在俄勒岡大學的一個關于如何做決定的研究中，參與實驗的人認為死于他殺要比死于自殺的人多20個百分點，但事實是超過50%的死亡是因為自殺。人們認為更多的人死于洪水而不是肺結核，但結果是死于肺結核的人要比死于洪水的人多9倍。人們相信死于龍卷風和哮喘的人大概一樣多，可結果卻是后者比前者多8倍。

我們可能會因為事情能引發我們更多的情緒而記住它，而不是因為它們是經常發生的。我們也會因為媒體對它的更多相關報道而記住它，而不是因為它們更普遍。可獲得性偏差會使我們誤入歧途，促使我們把不尋常的事認為是普遍的，而把不可能的事想為可能。

美國NBA籃球聯賽。想象一下你的工作是指導NBA新秀認識艾滋病的危險。NBA球員都是年輕人——新秀們通常都不到21歲，他們會一夜成名，獲得隨著名聲而來的所有關注。他們肯定聽說過艾滋病，因此風險不在于對艾滋病的未知，而在于他們身處的環境會讓他們在一夜之間卸下所有防備。

這就需要你把艾滋病的危險變得更可信和迫切。想象一下關于可信度的可能素材，你也許可以使用一位著名專家的權威說法，也可以是一個與艾滋病戰斗到最后階段的運動員，你可以使用生動的細節——一個運動員可以重新估計他正常的安全性交警惕性是如何被一次特殊的狂歡派對破壞的。其中的任何一種方法都會是很有效的，但是如果你想把這些可信的素材植入那些運動員的腦中，NBA針對這個問題使用了一種很巧妙的方法。

在NBA新賽季開始前的幾個星期，所有新手們都被要求到紐約的塔里敦集合。他們會被鎖在酒店里6周：沒有傳呼機，沒有手機。新秀們被講授在聯賽中的生活——從如何與媒體打交道到如何對他們的財產進行合理的投資，所有的一切。

一年中，盡管圍繞培訓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還是有一群女球迷在駐地附近出現。在培訓的第一個晚上，就可以從酒店、酒吧和餐廳里認出她們，因為她們穿著惹眼。隊員們對于受到關注很滿意，到處都是調情和搭訕的人，他們計劃在培訓的后期認識其中的幾個姑娘。

第二天早晨，新秀們和往常一樣出席會議。他們很驚訝地發現那些女球迷守候在房間門口，她們再次一個接一個地介紹自己。“你好，我是希拉（Sheila），我有艾滋病。”“你好，我是唐娜（Donna），我有艾滋病。”剎那間，有關艾滋病的討論讓隊員們恍然大悟。他們明白人生如何開始失去控制，一個晚上的放縱如何造成一生的遺憾。

那么，我們到底應該如何使人們相信自己的創意？我們有賴于一個可信的素材。使用來自哪里的可信度材料并不重要，我們需要明白的是，一些生動的細節描寫可能比一連串的統計數據更有說服力，一個非權威人士可能比權威人士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