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深處鬧革命——文字有這個力量。好的文字是心與心之間的交流。《通過交談而保持人心》是這樣的文字，是心與心的交流。該文作者許章潤對我們說：“友愛的本質在于言談，據說這是希臘人的看法。因為只有經常交換意見，才能把公民聚集為一個城邦。”說得多好啊！章潤還引用了拜倫的詩，將交談比作“一種渺冥靈氣的莊嚴的幻影……像夏日的風在花叢中潛行；像是月光瀉下了山中的森林，它以流動不定的視線，照耀人的心和容顏”。恰到好處地引用經典，也是好的文字。美國作家埃默森說過，創造好的句子最好，其次就是引用好的句子。

《六事集》封面

好的文字不僅觸及心靈，而且會言及時弊或民族劣根性。比如，我們這個民族到今天也不會交談。兩千多年前孔子便批評我們“言不及義”。我們是一個嚴重失語的民族，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而且有暴力傾向。所以《通過交談而保持人心》一文有很強的針對性。做賊心虛的人還會自己對號入座。但這只是暗合，并非作者好事而故意影射。實在是好的文字觸及終極問題，給人很多聯想。

《通過交談而保持人心》收在《六事集》一書中，文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我的感覺是這本書夜讀最好。書中有多篇懷舊的文章。我以為懷舊的文章應該是夜讀的：“凄絕昨宵燈影里，故人顏色漸模糊。”往事也如“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我很喜歡《六事集》那幾篇關于校園和校園舊事的文章：鐘樓挺秀、芭蕉打雨的華東政法學院，嘉陵江畔高樹濃蔭里的西南政法學院，還有學院路41號中國政法大學中的“今夜復今夜”。《六事集》翻開了褪色的舊相片，用章潤自己的話說是：“而婆裟舊籍，就如詩人所詠，當水月流逝，它們也披滿了憂傷。”

好的文字要有誅心之論。《六事集》有這樣的文字。章潤批評那些濫竽充數的博導時說：“不少受惠者，心性和心智都不適合從事大學教育，自己受罪，學生蒙難。”一針見血，一刀見血，絕無鈍器解牛的感覺。朋友，如果想去大學教書而沒有機會，看了這段文字就不會難過。當然，如有孩子要上大學，那就另說。讀到《六事集》的這段文字，我不禁產生了聯想：有些朋友的中文難以達意，卻常以岳武穆自居。我很是納悶，文字是文化最大的載體，中文都講不好的人，如何會愛國？怎么愛國？

章潤的文字也是幽默的。請看下面一段：

去校醫院體檢。查牙，遵令坐上治療椅。一大夫來，摸索不到開關，我疑心她真是大夫。第二位白大褂來，解釋說第一位不常使用該椅，所以出現剛才的情形，叫我不要胡想。結果，她雖找到開關，機器卻無反應，于是坦承，這椅子早已不能用，今天體檢人太多，只好湊合，不想成了這樣，對不起啦！

幽默不是調侃。幽默是有絕望的痛苦，卻帶著微笑徐徐道出我們的荒誕之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見痛苦的。大部分人對痛苦是視而不見。章潤的眼里有痛苦。《六事集》中他說：“十年前為自己常常淚溢雙眼暗自羞愧，十年后的今天為自己還能落葉驚心、滿眼濕潤而慶幸。”《六事集》中“愚人樂園”一詞——很精準的表達。愚人樂園中那些傻笑的人，本身就讓人為他們感到痛苦。幽默與調侃的不同還在于：幽默是含淚的同情，而調侃只不過是沒事偷著樂。章潤有同情之心，有悲憫之心。他寫道：“心事是人的定義的要素，心靈是存在的家園……我們彼此以心取暖，守候著世界。”

《六事集》所收的長文不多，好的文字通常不會連篇累牘。《常識》（Common Sense）、《動物農場》（Animal Farm）、《別人的錢——如何去用》（Other People’s Money，and How to Use It），還有《共產黨宣言》（Communism Manifesto），都是分量很重的書，但短得像小冊子，有的就是小冊子。霍姆斯大法官的《普通法》和黑格爾的《哲學講義》也都是講稿匯編成的薄書。大師有微言大義的水平，將自己的意思表達清楚。從另一方面來說，即便是大師，其輝煌思想也是有限的。多數時候大師也是在重復自己。貝多芬的主旋律不多，大部分時候他是在變奏。

篇幅短并不影響文字的分量。我與北京大學法學院的陳瑞華教授談起《六事集》，瑞華表示，“章潤的文章理論性比較強”。理論性強便給人頭頭是道的感覺。偷放冷箭可以不談理論，但正面明辨是非則必須理論性強。《六事集》中還有理論文章，如《自由在于分享公共權力》《公共權力的私性化和準黑化》《國家目的與法律宗旨》，還有《國家的德性與倫理功能》。但這些理論文章感知性強，并不拒人于千里之外。

《六事集》有立體感和層次感。立體感和層次感來自視角。章潤學過繪畫，感知性比較強。章潤熱心推動中華法律體系，卻是在海外拿的博士學位，又多了幾個視角，如孔子所說，“遠行必有所獲”。章潤西南政法的本科，在中國政法大學讀過書也教過書，最后在清華大學法學院落腳，教授法理學。

我與章潤相識已有十多年，但很少見面，每年不過一兩次。但交談并不一定要見面，筆談也可以。每次在報刊上見到章潤的文字，總有如晤的感覺，雖然沒有對答，卻是彼此心同。我以為，作者與讀者之間也是一種對話。當然，肯定有人對《六事集》并無共鳴。《六事集》說的是真話，但出于種種原因，問者不聽逆言是一種常見現象。戴維·梭羅說過：“真話需要兩個人：一個愿說，一個愿聽。”

章潤在國內求學時正是20世紀80年代。那是一個志趣向上的年代，學子大多親近英雄，文章意氣，臨風高唱。但轉眼物是人非，恍若隔世，耿耿書生反成遺老遺少，落盡梨花，飛盡楊花，晚涼滿人間。我讀《六事集》看不到春色，感到的是深深的秋意。《六事集》是一曲哀歌——不，應該說是挽歌。當汽車成為廉價產品時，思想和思索便成為一種不可及的奢侈。還有那望不到邊的奴才，在電視劇中不斷出現。枯葉蕭蕭有恨聲，南枝留得夕陽明。當秋去冬將來臨的時候，向南的樹枝上還有殘陽的最后一抹余暉。南枝留得夕陽明——《六事集》以文字幫助我們留住、感受和詮釋已經逝去或正在逝去的世事和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