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賦與魏晉南北朝駢文

賦和駢文分別是漢代與魏晉南北朝的經典文體。從創作與閱讀的角度看，漢賦和駢文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講究才氣學問，才疏學淺而能成為著名賦家、駢文家者，實在太少；知識水平一般的人，大都只能充當賦與駢文的讀者。

一、漢賦

《詩·大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前者之“賦”，是《詩經》的一種表現手法；后者之“賦”，是指周代外交場合中的賦詩言志。二者意義雖各有側重且非文體之“賦”，但均有鋪陳直敘事物的意思。而鋪陳直敘事物正是賦體文學的主要特征，劉勰《文心雕龍·詮賦》云：“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賦作為一種文體，產生于戰國后期。從今存文獻看，最早寫作賦體作品并以賦名篇的是荀子。據《漢書·藝文志》載，荀子有賦10篇，現存《禮》《知》《云》《蠶》《箴》5篇，是用通俗“隱語”（即謎語）鋪寫“禮”、“智”、“云”、“蠶”、“針”等五種事物。楚國宋玉也有賦體作品，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等，辭藻華美，且有諷諫用意，較之荀賦，似與漢賦更為接近。賦體的進一步發展，當受到戰國后期縱橫家的散文和新興文體楚辭的巨大影響。漢代往往把辭賦連稱，西漢初年“騷體賦”，與楚辭相當接近，實難加以明顯的區分。

漢賦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先后出現了三種賦體。第一階段從漢初到武帝初年，賦體為騷體賦，其形式近似楚辭，直接受屈原《九章》《天問》的影響，其語言是四言和散句的結合；內容多抒寫懷才不遇的憤慨，代表作是賈誼《吊屈原賦》《鵩鳥賦》。第二階段從武帝時期到東漢中期，賦體是大賦（也叫散體賦）。枚乘《七發》是漢大賦出現的標志。漢大賦在形式上采用主客問對，規模巨大，結構恢宏，氣勢磅礴，語匯華麗，往往是成千上萬言的長篇巨制；內容上多寫山川宏偉、土地遼闊、林苑寬廣、物產豐饒、都市繁華、宮殿巍峨、文教昌隆、典禮隆盛、歌舞奢麗、宴飲侈靡、出獵壯觀，充分體現漢帝國的聲威與氣魄，寄寓某些諷刺之意；手法上鋪張揚厲。代表作是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揚雄《甘泉賦》《長揚賦》、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等。第三階段從東漢中葉到漢末，賦體是抒情小賦。張衡《歸田賦》是抒情小賦出現的標志。抒情小賦揚棄了大賦篇幅冗長、辭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漢賦基本文采的基礎上，形式上不用對問，文辭清麗，內容多寫對社會黑暗、政治腐敗的憤慨。代表作是張衡《歸田賦》、趙壹《刺世嫉邪賦》。

漢賦尤其是散體大賦在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首先，描寫宮苑、田獵、都邑的大賦，大都是對國土的廣闊，水陸物產的豐盛，宮苑建筑的華美、都市的繁榮，以及漢帝國的文治武功的描寫和頌揚，這在當時并不是毫無意義的。而賦中對統治者的勸諭之詞，也反映了賦家反對帝王過分華奢淫靡的思想，表現了賦家并非是對帝王貴族們毫無是非原則的奉承者和阿諛者。盡管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現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應抹殺的。其次，漢大賦雖然炫博耀奇，堆垛辭藻，以至好用生詞僻字，但在豐富文學作品的詞匯、鍛煉語言辭句、描寫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詩文，往往在語言、辭藻和敘事狀物的手法方面，從漢賦得到不少啟發。最后，從文學發展史上看，漢賦的繁榮，對中國文學觀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進作用。中國韻文從《詩經》《楚辭》開始，中間經過漢賦的發展，到東漢時期初步把文學與一般學術區分開來。《漢書·藝文志》中除《諸子略》以外，還專設《詩賦略》，除了所謂儒術、經學以外，又出現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晉則出現了“詩賦欲麗”（曹丕《典論·論文》）、“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陸機《文賦》）等對文學基本特征的探討和認識，文學觀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漢賦在流傳過程中多有散佚，現存作品包括某些殘篇在內，共約二百多篇，分別收錄在《史記》《漢書》《后漢書》《文選》等書中。今人費振剛《全漢賦校注》共著錄作家91人（含無名氏1人）賦319篇，其中基本完整者約100篇，殘篇180篇，存目39篇。

二、魏晉南北朝駢文

駢文，也叫駢儷。兩匹馬并駕叫“駢”，夫妻成雙叫“儷”。“駢儷”即語句結構的平行和對偶。駢文是一種以對偶句（駢句）為主的文章，是南北朝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一種文體。

駢文形成于魏晉時期，盛行于南北朝。駢文的興盛，有其特定的原因。首先是排偶的日趨成熟運用。排偶是先秦、兩漢詩文中運用的一種表現手法；漢代的辭賦與文章，更加講究句法的整齊；到了漢末魏晉，辭賦的駢化更加明顯，對偶日益精工；此后，辭賦作品的駢化已成為一種風氣，同時也對散文產生了影響；至齊梁時代，駢文的創作已成為一種風尚。其次是聲律的確立。南朝永明年間，謝朓、沈約等人在詩歌注重對偶雕琢的風尚中，歸納了詩歌聲律方面的特點，把平、上、去、入四聲運用于詩歌中，這不僅對詩歌走向格律化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對魏晉以后的駢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再次是文學的自覺。從南北朝時期開始，作家開始探索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起初，他們把經、史與諸子之類的作品劃在文學范圍之外，后來又進一步在文學范圍內對文筆之別進行辨析，把有韻與無韻作為區分文筆的一個標準。劉勰在《文心雕龍·總術篇》中曾稱：“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中分論文與敘筆。梁元帝蕭繹提出：“至如文者，惟須綺轂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這就是南北朝時期頗有影響的文筆說。這樣，駢文的創作便在南北朝時期興盛起來。

就文體特征而言，駢文具有以下四個特點。第一，駢文講究對偶，并且在句式上多用四六句式，所以駢文又稱為“四六文”。魏晉時期的駢文，一般以四字句為多，字數還未有嚴格的限制；南朝劉宋時的駢文，“四六”的格式已具雛形；齊梁以后，“四六”格式完全形成。駢文的“四六”格式大抵可分為四字句對四字句、六字句對六字句、上四下四和上四下四相對、上四下六和上四下六相對、上六下四和上六下四相對，其中駢四儷六是駢文在句式上最基本的特點。第二，駢文講究平仄。講究平仄的諧和調，是永明新體詩的追求，受永明體詩歌創作的影響，駢文的創作也注意聲調的諧美。盡管駢文創作沒有像詩歌那樣有“四聲八病”的嚴格限制，但追求平仄配合也是駢文文體的特點之一。第三，駢文注意征事用典。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篇》把用典當作“事類”：“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用典的目的是援引古事或古人的話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駢文用典，除了起論據的作用、增強說服力外，還有啟人想像、發人幽思、豐富文章內容，以及使文章委婉含蓄、語言簡省、風格典雅等作用。第四，駢文講究辭藻的華麗。駢文用得最多的是顏色、金玉、靈禽、奇獸、香花、異草等方面的詞語。六朝有的駢文僅顏色一類詞就占全文字數的十分之一以上，構成了色彩極濃、富麗典雅的風格。從上述四個特點看，駢文實際上是一種詩化的散文。

以上闡述了駢文形式上的特色，這些特色與漢語的特點有一定的關系，也產生了形式美。比如駢偶和四六句式，能使駢文產生整齊的美感；用典能使人引起聯想，并使駢文顯得典雅；注重句子的平仄能增強語言的聲音美。然而，過于追求形式整齊、詞句駢偶，往往影響內容的表達，使之單調板滯。在駢文中，為了適合四六句式的需要，往往要割裂詞語，如“楊得意”說成“楊意”，“鐘子期”說成“鐘期”。部分駢文作品用典過多，堆砌成篇，不僅使駢文繁蕪，而且隱晦難懂，影響內容的表達。就一般情況來說，駢文有追求形式美而忽視內容的傾向，但也有不少駢文作品情感深摯，風格清新。尤其是一些將寫景與抒情完美結合的佳作，更為人們所喜愛而傳誦不衰，魏晉南北朝此類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如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孔稚珪《北山移文》、丘遲《與陳伯之書》、吳均《與宋元思書》、陶弘景《答謝中書書》，以及庾信《哀江南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