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是挺拔的書籍，是站立的講述者。古碑是前人的代言人，不分晝夜，不論寒暑，向后人無聲講述著昨日故事。對于今天的文史學者來說，那些在山麓水畔、廟前祠后、圖一緬甸古碑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書（宋笠攝）草叢林間的石碑，就是點綴于山水之間的文獻，散落在大地上的史料。

日本奈良時代的石碑保存至今的屈指可數。今天我們所能讀到的，有些只是書本上留下來的碑文，而那些碑文又是哪里來的呢？很可能最早便是由當時人們在石碑前抄錄下來的。也就是說它們曾經經歷過一個寫本環節。當我們在紙面上而不是在石碑前閱讀它們的時候，就不能不考慮碑銘與寫本文字的特點。

從中國碑到日本碑

從現存文獻來看，日本古代的金石文源頭是在中國，至少深受漢唐碑銘文化的影響。弘仁本《文館詞林》卷四五二、四五三、四五五、四五七、四五九計五卷，共收入將軍與都督碑銘十五首，其中多提及立碑紀功之舉，在于將亡人的形象與品質永傳后世。如卷四五二北齊魏收《征南將軍和安碑銘》說道系于人，名憑于跡，“伐石懸鏡之山，傳響鳴鵠之地”。同卷隋薛道衡《后周大將軍楊紹碑銘》說立碑的目的就是“垂芳猷與懿范，共穹壤而俱弊”。卷四五三褚亮《隋右驍騎將軍上官政碑銘》說“刊石宣風，永貽相質”，“相”就是形象，“質”就是品質，“永貽相質”，就是刻碑立傳傳遞賢臣良將的風范，永垂不朽。日本奈良時代的《大安寺碑文》說：“夫前賢前哲有功，必刻銘于鐘鼎，又勒碑于宗廟，世雖遠而業逾顯，人雖古而名更新。”其中所說的“前賢前哲”，主要就是指漢唐那些先賢。

美國漢學家伊佩霞說：“大部分人閱讀碑文的時候都不得不在它面前停留駐足。石碑總是準備著被任何從它跟前經過的人閱讀。相對而言，書本總是被打開才能被閱讀。就傳達信息而言，石碑更有侵略性。”貴胄之家、名門之后，不免有人會利用樹碑立傳來狂刷存在感。白居易曾作《秦中吟·立碑》諷刺那些借立碑大吹大擂的人：“銘勛悉太公，敘德皆仲尼。”說那些貼金抹粉的冗長碑文，只能討得愚者歡喜，而讓賢者嗤笑。唐代對于勞民傷財立碑營私之風，也曾立法加以遏止。《唐律·職制律》：“諸在官長吏，實無政跡，輒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稱己善，申請于上者，杖一百。有贓重者，坐贓論。受遣者，各減一等，雖有政跡，而自遣者亦同。”有趣的是，這一段文字，幾乎原樣抄進了《日本律》：“凡內外諸司，實無政跡。（中闕）遣人妄稱己善，申請于上者，杖一百。有贓重者，坐贓論。受遣者，各減一等。雖有政跡，而自遣者亦同。”不過，再漂亮的碑文，對于不識字的人來說，也只是石頭一塊。所以，有學者就認為，在日本奈良時代，由于識字者少，立碑之俗，遠不如大唐盛行。

日本奈良時代那些原碑不在的碑文，我們就只好依據前人釋錄去理解它了。其中有一篇《大安寺碑文一首并序》（以下簡稱《大安寺碑文》），見于醍醐本《諸寺緣起集》，也收入了《寧樂遺文》，對于了解漢傳佛教在日本的傳播，尤其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碑文中頗多難解之語，讓人摸不著頭腦。

從碑刻到寫本

碑刻文字牽涉多方面的條件和知識，釋讀起來難度不小。

由于原碑不存，我們無法比勘，更增加了理解的困惑。不過我國出土了大量歷代墓志碑刻，墓志文字研究積學儲寶，總結出一套墓志俗寫的規律，為我們校讀日本碑文提供了有用的參照，會幫助我們破疑解難。這可以叫作我山之石，攻他山之玉吧。

《大安寺碑文》記述大安寺由來。今天奈良還有一座大安寺，已不像其他奈良名剎一樣壯觀。佛像尚保存完好，但寺院已衰微。它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7世紀前半葉。根據碑文，發祥于公元639年，稱百濟大寺。隨后演變為大官寺（時稱“大官大寺”）。對于寺院創建與發展，碑文中稱為“淡海圣帝”的天智天皇，曾經起過很大作用。碑文中提到對大安寺興盛有貢獻的人物，既有日本的道慈，也有從中國來的道璿和從印度來的菩提僧正（婆羅門僧正）。然而，更重要人物則是所謂“皇子大禪師”，這是天智天皇的曾孫、光仁天皇的皇子。此碑文的主角可以說就是天智天皇和皇子大禪師兩位。這位皇子大禪師，就是早良親王，他是繼光仁天皇后即位的桓武天皇的兄弟。早良親王在桓武天皇即位時還俗，走出大安寺成為皇太子，但不幸的是只作了四年親王，就因為卷入與藤原氏等相關的陰謀而被廢。早良親王及其支持勢力以謀反罪而被削弱，本人也在流放淡路途中絕食自殺。早良親王曾在東大寺出家，而后住在大安寺。碑文中提到的“皇子大禪師”，也就是后來的早良親王。由此可知，大安寺碑當是其住在大安寺期間，為彰顯其功績而立的碑。

不論是醍醐寺本《諸寺緣起集》的錄文，還是《寧樂遺文》的錄文，碑文都有很多讀不下去的句子，像是橫在大道上的路障。由于年代久遠，要想分清楚哪些是從碑刻抄錄的人“念錯經”，哪些是后人在寫本謄抄時照葫蘆畫瓢走了形，顯然是很困難的事。實際上現在來“問責”，似乎也沒有什么實際意義。然而，討論墓志釋讀和抄寫容易出現的“走樣”，也不是“無用功”。

碑文敘述日本與朝鮮半島的戰爭，新羅引兵滅百濟，“淡海圣帝以為，昔有苗弗卒，尚勞大禹之駕；葛伯仇，猶動成湯之師。況彼新羅附小國，敢逆皇命。沴我雄英，若不致誅，何以徴肅？”這一段文字疑點有好幾處。“弗卒”，當作“弗率”，不順服，不順從。有苗，古國名，亦稱三苗。堯舜禹時代我國南方較強大的部族，傳說舜時被遷到三危。有，詞頭，《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孔傳：“三苗之民，數干王誅。”“仇”，當作“仇餉”。“”，“餉”字之訛。“仇餉”，謂殺餉者而奪其食物。餉，用食物等款待。《書·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孔傳：“葛伯游行，見農民之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上面是說，天智天皇認為，過去有苗不順服，曾有勞大禹去征討；葛伯殺害送飯的人，成湯也曾興師問罪。這是給日本出兵百濟編造理由。后半句的“附”，當作“附餉”，意思就是靠別人養活。“沴”，“殄”字之訛。“殄”，滅絕；疲敝。“況彼新羅附小國，敢逆皇命。沴我雄英，若不致誅，何以徴肅？”這里是說新羅不過是附庸小國，竟敢違抗天皇的意旨，殺了日本的將士，所以必須加以征討，才能顯示天皇的威風。碑文的火藥味濃濃的，然而日本慘敗的結局卻被掩蔽不提了。

思考一下這些誤字產生的原因，“率”與“卒”不僅字形相近，而且在日語中發音相同，都讀作“ソツ”（sotsu）。“”和“餉”的右邊，字形相差不遠，日語中都讀作“きょう”（kyo）。“殄”與“沴”，在中國碑銘中就能找到一些兩字相混的例子。這些字，或許在從石碑到寫本的環節，就已經被讀錯寫錯了。

從寫本到版本

在初讀這篇《大安寺碑文》的時候，腦海里就會涌出一堆疑問：“媛火”是什么火？“若天”是什么天？“粵壤”是什么壤？“于云”是什么云？“賬海”是什么海？不足一千五百字的文章，疑點一籮筐。不過，通過寫本文字規律的分析，這些字大致都可以讀通。

碑文說到天平元年（729）道慈律師受命修營大安寺：“法師以為，不滅媛火，功業難成，于是上表，請為寺業。”“媛火”，文義不通。“媛”，疑為“婬”字之訛。“婬”，同“淫”。淫火，或稱淫欲火，淫欲燒心，譬之火也。《千手陀羅尼經》曰：“若能稱誦大悲咒，婬欲或滅，邪心除。”婬為十惡之一。《止觀》七上曰：“皆以不凈為初門，悉治婬火。”《智度論》十四曰：“婬火內發，自燒而死。”碑文說法師認為不滅淫火，便難成功業。碑文中的“淫”原作“婬”，與下面的“火”字相連，眼一花就看成了一個字，“火”字被重復利用，于是就成了“媛火”。碑文收入《寧樂遺文》時，被錄成“妖火”，終究沒看準是什么“火”。

碑文描繪大安寺的地理位置：“若天皇居粵壤，帝里名區。北望平岡，揚震耀于紫闕；南瞻吉野，泛仙氣于碧峰；東領嵯峨，煙嵐之所搖蕩；西阜隱軫，日月于焉蔽虧。”“若天”，“若夫”之訛。“粵”，“奧”字之訛。“奧壤”，謂腹地。《晉書·孝武帝紀》：“三吳奧壤，肱股望郡，而水旱并臻，百姓失業。”《文選·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姑蘇奧壤，任切關河。”李善注：“奧壤，猶奧區也。”“奧壤”，又猶沃土。日本人很容易將“天皇”讀成一個詞，就把發語詞“若夫”生生拆散了。“皇居奧壤”正與“帝里名區”相對，下面再從北、南、東、西順序分別展現氣勢之雄偉非凡，也就順理成章了。

接著描述修建的過程：“于是人揆光景，工展規矩，就此靈墟，創茲梵宇。鍾棲經藏，開峻牖于于云，佛殿講堂，起高甍于蔽日。”“鍾”，通“鐘”。“棲”，“樓”字之訛。“鐘樓”，懸掛大鐘的樓。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寺塔記上》：“寺之制度，鐘樓在東。”“于云”，當作“干云”，形容大安寺高大，聳入云霄。有些日本人愛將“干”字多加一個鉤，“干”“于”不分，畫蛇添足惹來麻煩。

碑文特別提到來自唐國的道璿律師和從唐國來的印度高僧菩提僧正，把大安寺描繪成8世紀國際交流的重鎮：“由是道璿律師，登（澄）心戒定，超賬海而來游；菩提僧正，凝神總持，涉流沙而戾止。”問題又來了，“賬海”何在？賬海，當作“漲海”，南海的古稱。南朝宋鮑照《蕪城賦》：“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舊唐書·地理志四》：“南海在海豐縣南五十里，即漲海，渺漫無際。”這是說道璿是經由中國南海到的日本。

“媛火”“若天”“粵壤”“鍾棲”“于云”“脹海”，這些都是錯錄誤書的詞語，它們盤踞在句子里，就成了閱讀的攔路虎。我們要想搬開它們，就要研究利用碑銘文字與寫本文字的書寫規律，研究日語對書寫的影響。

從日本碑看漢傳佛教

《大安寺碑文》講述的是大安寺的故事，通過這個故事，我們看到的是漢傳佛教在日本早期傳播的特點。撰寫碑文的人，顯然不僅鉆研過佛經，而且重視外典，即佛書以外典籍的學習；何況漢譯佛經本身，就滲透了中國文化元素。熟悉這些材料，也就能更好地理解碑文文字。

碑文在描寫早良親王居于大安寺，對佛像和寺內建筑重新裝修時，寫道：“緬惟祖德，情深追遠，登梵宇而傷壊，愿增飾以崇麗。遂乃流霞澹彩，飛霧摛英，縟千艷土楹，圖八相之銀壁。”“壊”，當作“懐”，即“懷”。“傷懷”，傷心。《詩·小雅·白華》：“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史記·高祖本紀》：“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縟千艷土楹”，醍醐本《諸寺緣起集》在“”字旁有注：“瓊カ”。即疑“”為“瓊”字之訛。此說可從，然全句仍很難懂。這一句《寧樂遺文》作“縟于艷土，瓊楹圖八相之銀壁”，就更費解。“土”當為“于”字之訛。“瓊（瓊）楹”，對楹柱的美稱。“縟千艷于瓊楹，圖八相之銀壁”，即是說楹柱上作各種華麗裝飾，白墻上畫上八相成道圖畫。

在敘及碑文撰寫經過時，碑文說：“下走影暮桑榆，文倦雕龍之筆；高命難辭，謬摛土鳳之章。”“下走”，自稱的謙辭。前半句說自己上了年紀，不善辭章。后半句將自己所作碑文稱作“土鳳之章”。何謂“土鳳之章”？“鳳”，“風”字之訛。鄉土歌謠或樂曲稱為“土風”。《左傳·成公九年》：“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樂府》：“匹夫庶婦，謳吟土風。”“土風”，是對本人述作的自謙之詞。“高命”，對對方指示的敬語。“高命難辭，謬摛土風之章”，就是說不能推辭尊上的指令，寫出了一篇不像樣的文章。一敬語，一謙語，碑文作者嚴守著尊卑有序的儒家禮儀言語之道。

碑文最后的頌詞，也有一些典故涉及儒家經典。“於穆立良，作民慈父。”“立良”，“立身”之訛。“良”字與“身”字字形很相近，不明詞義很容易看錯。“立身”，處世為人。《孝經·開宗明義》：“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於穆”，對美好的贊嘆。“於穆立身，作民慈父”，贊嘆天智天皇等慈孝，是把他們視為儒家所說的理想帝王而奉上的諛詞。

寫本是艘擺渡船，前承金石簡帛，后通刻本（槧本）。碑銘文字、寫本俗字和古日語知識，是我們解讀奈良碑文的三件寶。有了它們，那些看似佶屈聱牙的文字，讀起來就順暢多了。不過在分析這些碑文的時候，還是不忘朱東潤先生在《論傳記文學》一文中說的那段話為好，他說：“是不是可以把唐宋八家的神道碑、墓志銘、行狀這一類的文字作為我們的范本呢？當然不可以，因為這些作品，大半是為了諛墓而作。”這些話，大體也適用于讀日本古碑中講的那些故事。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