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揭露、批判以蒲魯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反動思潮，捍衛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斗爭。這一斗爭始于19世紀40年代中期。馬克思在巴黎期間，曾同蒲魯東有過來往，并對他作過爭取工作。1846年春，馬克思、恩格斯在布魯塞爾組織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曾希望蒲魯東擔任該委員會駐法國通訊員的工作。但蒲魯東拒絕了這一邀請，提出根本用不著采取革命的行動作為社會改革的手段，聲稱要用文火把私有制燒掉。1846年底蒲魯東發表了《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主張用生產者之間直接的產品交換來改善資本主義社會，不需要任何的國家政權，也不必進行任何的階級斗爭。對于這種純粹空想的改善資本主義的方案，恩格斯指出，這等于用月亮的銀光鑄造法郎，根本不能實現。但這種空想卻被一些人奉為真理，在當時工人運動中有一定市場，嚴重妨礙無產階級認識自己的階級利益和歷史使命。1847年6月馬克思發表了《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一書，針鋒相對地批判了蒲魯東反動的經濟思想和唯心主義的哲學觀點。馬克思指出，蒲魯東幻想把資本主義大生產化為小生產，使小生產的私有制永世長存，建造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極樂世界”，是政治經濟學上的極端唯心主義，客觀上適應了資產階級的需要。馬克思還批判了蒲魯東的形而上學觀點，指出，他不僅不善于把辯證法運用于政治經濟學，而且把事情弄糟了，因為他把同辯證法完全格格不入的唯心主義精神帶進來了。在蒲魯東那里，政治經濟學變成了實用主義的形而上學。他把主觀杜撰的經濟范疇說成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否認客觀事物內部的矛盾運動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從而摒棄了整個辯證法。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深刻地剖析了蒲魯東的所謂“交換銀行”的小市民幻想及其反動實質。揭露了他反對一切國家和權威，鼓吹無政府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險惡目的。并指出，無產階級要擺脫私有制的剝削和壓迫，獲得自己的解放，必須經過艱巨的革命斗爭，不能走蒲魯東的改良主義道路。蒲魯東主義在當時法國、比利時、瑞士等國的工人運動中，造成很大禍害。恩格斯指出，它要把世界的時鐘倒撥一百年。如果蒲魯東主義真能實現，世界是要滅亡的。

第一國際成立后，蒲魯東主義者繼承蒲魯東的衣缽，妄圖把他們的機會主義路線強加給國際。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蒲魯東主義者篡奪國際領導權的陰謀。1865年倫敦代表會議和1866年日內瓦大會上，蒲魯東主義者胡說要把國際委員資格限定為體力勞動者，妄圖把馬克思從國際的領導崗位上排擠出去，遭到馬克思主義者的堅決反對。蒲魯東主義者為把國際變成他們推行機會主義路線的工具，對馬克思在《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中明確規定的第一國際的性質、任務和路線，進行肆意歪曲和篡改。公開兜售蒲魯東的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反對罷工、反對婦女解放、反對民族解放等思想觀點，鼓吹把建立合作社，確立平等交換原則，作為無產階級解放的根本途徑。馬克思尖銳指出：蒲魯東的合作社計劃決不能改造資本主義社會。在如何對待波蘭人民反對沙皇俄國的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革命斗爭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從無產階級解放的根本利益出發，號召各國無產階級支持波蘭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正義斗爭，譴責了蒲魯東主義者公開為沙皇政府的侵略擴張政策辯護的叛賣行徑，并領導國際總委員會排除蒲魯東分子的干擾，作出支持波蘭人民獨立斗爭的決議。在關于所有制問題上，蒲魯東主義者站在維護小生產者私有制的立場上，頑固地反對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原則。1867年洛桑大會上，他們企圖強行通過維護私有制的決議。遭到馬克思主義者的強烈反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對正確解決國際中關于所有制問題的爭論，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1868年布魯塞爾大會上，國際以絕大多數票通過了關于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決議，使蒲魯東思想體系破產。

馬克思、恩格斯反對蒲魯東主義的斗爭，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取得了勝利，使得蒲魯東主義的影響日趨下降，蒲魯東派發生分化。左派蒲魯東主義者逐漸拋棄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積極參加和領導了法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這場斗爭廣泛地傳播了科學社會主義，從思想上、理論上極大地武裝了國際無產階級，為后來國際無產階級反對機會主義的斗爭提供了光輝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