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趙老師

1971年清明節過后，一位身材魁梧的青年走進了尚在村內的宋家溝小學。他穿一身黃軍裝，身后背著方方正正的鋪蓋卷兒，因為沒有帽徽和領章，一看就是退伍軍人。他向我們說，他叫趙玉恒，公社教育組派他到這里任教，說著，從身上掏出一張介紹信。我們看看，上面蓋著公社教育組的大紅章子。

經過交談，我們進一步了解到，這位趙老師26歲，是本公社后劉王莊人，1964年考入臨沂師范，1968年參軍，在部隊干到副排長，因為當工程兵落下胃病，不得不轉業，回本縣加入了教師隊伍。來宋家溝之前，他剛剛結婚。

因為他在臨沂師范上過學，并且當過解放軍，我對他很崇拜。他的一言一行，在我的心目中都不同凡響。他走路，保持挺拔的身姿，上身軀干不動，只動胳膊和腿。他住在學校辦公室，我們每天早晨到了那里，都會看到他的鋪蓋疊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塊一般。他洗衣服的方法也很特別。我們都是將肥皂往衣服上搓，他是用身上帶的小折疊刀將它削成薄片撒在盆里，然后反復揉搓，弄出一盆白沫。他吃完從家里背來的煎餅，從公社糧店買來米面，自己做飯吃。他竟然什么飯都會做，有時候一天包兩頓餃子。他在辦公室墻外的小棚子煮餃子的時候，引得一些學生探頭觀望。

他教五年級，包班。學校大院里教室有限，五年級在校門外街南面的兩間破屋里。因為門朝北，上課時木板門不能關閉，我在我的班級里上課，能聽到趙老師講課的響亮聲音。有的五年級學生下課后對我說：“趙老師講課，真管！”“真管”，是真好的意思。

趙玉恒不只是講課“真管”，唱歌也“真管”。有一天，他在五年級教室里引吭高歌，院里的幾個班都聽得清清楚楚。學生們無心聽課，我也講不下去，因為他的歌聲實在是出類拔萃。他嗓子不光響亮，還能發出美妙的顫音，跟廣播喇叭里的歌唱家有一拼。我四叔是個粗漢，路過學校時聽到趙老師唱歌，對別人說：“再硬的心腸，一聽他的歌也軟了。”

那天他教給學生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歌人人都會唱，但他教給學生的是另一種曲調，有新疆風味，婉轉動聽。那個年代，誕生了許多具有民族風味的革命歌曲，如維吾爾族的、藏族的、蒙古族的、佤族的等，大家覺得“洋氣”，競相傳唱。我也是這類歌曲的熱愛者，下課后，便讓趙老師抄給我歌譜，他立即連譜帶詞抄給了我。我照著譜子哼唱，很快也學會了。

當時，我們學校各個班級雖然都安排了音樂課，但老師們沒有一個會唱的，到了這堂課，便讓學生上自習。趙老師了解到這個情況大為驚訝，說一所學校怎么能聽不到歌聲。他說，我給大家上音樂課。于是，他又去別的班教歌。他到哪個班，哪個班便是一片紅撲撲的小臉，一片響亮的歌聲。

很快，全村人都知道新來的趙老師唱歌好聽。團支部的干部也來找他，讓他教青年唱歌，他熱情應允，在晚上教給上夜校的年輕男女。進而，公社派駐宋家溝的整黨工作隊也來找趙老師，讓他教黨員唱歌，黨員們也跟著趙老師放開了嗓門。

那個春天里，趙玉恒老師給宋家溝帶來了溫煦的春風。

此時，宋家溝小學已經決定建設新校。前幾年，孩子出生較多，現在他們陸續進入學齡，而宋家溝小學的幾間教室根本裝不下。1971年初，貧管組長宋家美和教師組長宋家星商量了幾番，決定建設新校。他們向三個村的書記提出建議，書記們堅決支持。位于村莊東嶺的一片宋氏家族墓地被鏟平后，就被選作學校新址。貧管組長宋家美整天忙于這件事情，找村干部商量事情，籌款籌料。

趙玉恒來了之后，也參與建校事宜，他出的一些主意，得到宋家美的高度認同。宋家美向人講，新來的趙老師不簡單，有點子，有魄力，不愧是在部隊當過排長的。等到新校建起來，有他負責，咱們宋家溝小學就厲害了，就等著出人才吧。

這時，趙老師向學校貧管組提出，學校應該配備一件樂器。貧管組同意配置，讓趙老師自己去買，回來憑發票在建校經費中報銷。趙老師就騎上大隊的自行車去了臨沂，回來時，身后背著一把十分漂亮的二胡。這把二胡通身棕紅，閃著光亮，頂端的彎頭還有象牙色的薄片。我們問他花了多少錢，他說：“十九塊六。”

我們讓趙老師拉一下聽聽，他往椅子上一坐，從褲兜里掏出手絹墊于左腿，將二胡端放，扯動弓子，琴聲就像一條清亮的絲線讓他扯了出來。他一手推拉琴弓，一手揉動琴弦，為我們演奏了一曲《賽馬》。除了在廣播里，我在現實中還沒聽過這么優美的二胡演奏。

從此以后，趙老師再教唱歌，都是在教上兩遍之后，就用二胡拉一句，大家隨即唱一句。等到大家都會了，他則用二胡拉上兩句“過門”，讓大家合唱。這樣的效果，簡直與演出差不多了，讓學歌者激動異常。

然而，二胡的價格卻讓書記們難以接受。一村書記宋世前和我父親在一起議論：“一把二胡，怎么能花十九塊六！”說罷，二人都“嘖嘖”地咂牙花子，表示心疼。但是咂完牙花子，還是同意報銷發票。

有一天，長著絡腮胡子的學區校長劉玉合來到宋家溝小學，說公社要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宋家溝小學在許多方面比較出色，尤其是貧管組建設學校的事跡很突出，應該到會上做個典型發言，發言材料要抓緊寫好。校長走后，我們推舉趙玉恒作發言人，但他說，他初來乍到，以前的工作不是他干的，沒有資格發言。別的老師就讓我去，我不知天高地厚，就答應下來。但我不會寫發言稿，就央求趙玉恒代寫。他說，你應該自己寫才對。我說我真是不會寫，你幫幫我吧。經我反復央求，他終于點頭答應。那天晚上，我向他介紹學校的有關情況，他一邊聽一邊記，眉頭緊皺，看樣子是生我的氣。第二天，他把發言稿給了我，我發現，他的字十分漂亮，稿子也寫得頭頭是道。等到公社開會，我上去念完稿子，下來坐到趙玉恒身邊問：“我講得怎么樣？”他微微一笑：“就是念念稿吧。”

這件事，讓我幾十年來每次想起都會臉紅。十六歲的我，從此懂得了什么叫作胸無點墨，什么叫作淺薄無恥！

知恥而后勇。從那以后，我下定決心要學會寫稿子，再不能容忍這種以別人心血滿足虛榮心的惡劣行徑。

過了兩個多月，趙玉恒接到通知，讓他參加在縣里舉辦的教師學習班，并且是相溝公社的帶隊人，他就打起背包，暫時離開了宋家溝小學。他的離開，讓我惘然若失，同時又有點小興奮。興奮的原因，是我可以借機學習二胡。

我十四歲輟學割驢草，閑下來的時候，用一本從我三姨家拿來的《革命群眾歌曲選》反復揣摩，自己學會了簡譜。得寸進尺，我又想擁有一件樂器，將那些譜子演奏出來。但我到公社商店看過，二胡是兩塊二一把，貴得讓我不敢想。笛子是三毛六一支，父母肯定沒有“閑錢”讓我用于這種不頂吃不頂喝的行為。我想，先做一支假的吧，就爬到柳樹上砍下一段樹枝，截出一段，剝掉皮，用墨汁劃上吹孔、音孔，舉到嘴邊練習。心里響一個音符，手指相應地做一個動作。練過一段，許多曲子都能“吹奏”，只不過，曲子是響在心里的。那支實心笛子，陪伴了我的一段少年時光。二十多年后，我寫了一篇小說《實心笛子》講這段故事，臨沂電視臺拍成單本電視劇，曾在央視和多家電視臺播放過。

趙玉恒老師來宋家溝，讓我有機會親近真實的樂器。他買來二胡之后，我曾向他請教怎樣拉，他手把手地教我。但我拉得實在難聽，用父老鄉親的話說，是“殺蛙子”，意思是弄出青蛙被殺時的凄慘聲音。我不好意思“殺蛙子”，只好滿懷欽羨地聽趙玉恒演奏。他離開宋家溝，這把二胡閑置下來，別的老師不感興趣，我就去縣城書店買來一本《怎樣拉二胡》，有空就放肆地操練。

我學二胡多在晚上。因為趙老師不在，應該有人護校，我就和宋家壯在那里睡覺。宋家壯當時是臨時代課，因為宋家星參加村里的整黨，學校缺人。我們二人通腿，合蓋一床被子。每天吃罷晚飯，教罷夜校，我倆就去辦公室看書，備課。備完課，我就從墻上取下二胡“殺蛙子”。宋家壯不堪忍受，往往早早上床，用被子捂住腦袋。我在不知殺死了多少只“蛙子”之后，才讓音符去和諧地振動空氣和人的耳膜。后來，我拉二胡的時候宋家壯不再蒙頭，而是坐在床上傾聽，還不時夸獎我兩句，說我拉得越來越好。

宋家壯憨厚老實，微黑的長臉上經常掛著靦腆的笑容。他有歪頭的習慣，常將腦袋向右偏離身體中軸線。1969年春天，圈子小學辦起初中班，輟學兩年的我倆，約好再作同學。然而入學第一天，他走到圈子村外，眺望西嶺上的那所學校，突然止步不前，腦袋歪得更加嚴重。我問他怎么了，他說：“俺不想上。”將頭一扭就往回走。我試圖拉住他，他竟然歪著頭飛跑回村。后來我才得知，他之所以不去上初中，是因為1967年他曾去圈子村散發紅衛兵傳單，而傳單上的內容與該村紅衛兵的觀點對立，被人家追罵。1971年春天，我倆躺在宋家溝的一張床上拉呱兒，說咱倆一個上了四個月初中，一個連一天也沒上過，都來當了老師，實在是想不到。再想想那些同學，已經初中畢業，接著念起了高中，還沒能當上老師呢。說著說著，二人既感慨又心虛。

不過，我倆都愛學習，都在進步。有人說，歪頭的人愛琢磨事兒。宋家壯很快琢磨會了教學方法，將課上得像模像樣。當整黨運動結束，宋家星再回原來崗位，因為學校缺教師，就讓宋家壯留任，成為在冊的民辦教師。但是，他也像我一樣，在學生面前欠缺威懾力，面對調皮學生“干氣干鼓”。四十年后，我在日照遇見一個宋家壯教過的學生，他說還記得一個細節：宋家壯老師讓學生氣壞了，彎腰脫下用汽車輪胎做的土涼鞋，在教桌上“啪啪”地摔打。

快放暑假的時候，趙玉恒從縣里回來了。老師同學歡欣鼓舞，都以為他會在我們這里接著干下去，然而他說，上級調他到縣教育局工作，他要與大家告別了。說罷，就去收拾留在學校的私人物品，裝進一個大大的網兜。

去縣教育局工作，這在我們眼里等于進了天堂，我們為他高興，也對他依依不舍。大家把他送到學校后邊的河邊，我提著他的網兜繼續送，一直送到村外北嶺。我問他到教育局干什么，他神秘地笑一笑：“我可能要到更遠的地方。”我問：“到哪里？”他又一笑：“現在不能說，反正很遠很遠。”

說罷，他讓我留步。我站在那里，目送他遠去的身影心想，這人了不起，有本事，我要向他好好學習。

十一年后，我調到縣委辦公室當秘書，再次見到了趙玉恒。他當時是縣人大常委會的秘書。我和他在一起交談，才知曉當年那件事情的下文：上級要選拔一批優秀教師，經過培訓，派到中國駐外使館工作，教外交官子女學習中文，而且可以帶家屬同去。臨沂地區分到兩個名額，趙玉恒被選中。正要集合培訓時，有關部門卻又取消了這個做法。他在莒南縣教育局工作了幾年，被調到縣計劃委員會，接著又到了縣人大。

1984年，趙玉恒被破格提拔為劉莊鄉黨委書記，幾年后調任縣紀委副書記，后來又擔任縣委黨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為副縣級。他剛正不阿、疾惡如仇，同時又有一些書生意氣，講話富有文采，成為全縣干部中極具個性的一個人物。他平時創作了許多詩詞，1999年結集后囑我寫序，我恭恭敬敬寫了一篇：《逸興壯思 一腔真情——讀〈趙玉恒詩詞集〉有感》。

八、大仿課

我十六歲那年，二弟趙德富成了我的學生。他比我小一歲，之前一直在家干活。

在那個年代，莊戶孩子并不是人人都能念書，父母恩準某一個去上學，會留下其他孩子幫忙做家務。我六歲那年秋天，因為整天和我在一起玩的五叔去插班念書，我離不開他，就抱著一個小板凳跟在了他的后面。因不夠年齡，老師不給安排座位，我就靠著五叔坐在課桌一頭。我倆入學時，語文課已經學到了第9課，內容是四個字：“米面豆子”。

我成為全日制小學生，二弟到了入學年齡就沒能上，因為家中鍋灶每天消耗大量柴火，父母讓他下地拾草。比我小四歲的大妹妹德蘭，到了年齡也留在家中，照看二妹和三弟，幫母親燒火做飯。他倆也想念書識字，但父母只允許他們上“耕讀班”，在早上或午后去學上一會兒。

我剛當民辦教師時，上級要求普及小學教育，具體做法是：招足適齡生，動員流動生，控制降級生，拉大班容量，提高師生比。我們幾個老師分頭行動，拿著適齡兒童名單，一家家走訪，一個個動員。有的一說就成，有的連跑幾次也不行。家長理由多多，有的說，家里離不開；有的說，上學沒有用；還有的擔心，孩子上學會“學滑了”，不想再干活。還有一些孩子在外頭玩野了，視學校為牢籠，堅決不去。有一個男孩，我去他家動員了好幾趟，他一直說上學沒用，小嘴叭叭的，口才良好。我好說歹說，才把他勸到了學校。這學生腦子好使，后來考上南京紡織工業大學，成為宋家溝的首批大學生。他曾向我當面致謝，說如果不是我當年的苦口婆心，他就不會上大學。然而，他上完大學分到青島一家工廠，婚后有了孩子，騎車帶著尿布去單位的鍋爐房里烤，途中被汽車撞死。我聽到這個噩耗，心痛不已。

我身為教師，對沒入學的弟弟妹妹不能熟視無睹。我對父母說，應該讓他們也去上學。但父母說，都去上學，家里的活誰干？二弟此時上學的愿望十分迫切，一再央求父母，說放了學再去拾草。父母終于答應了他，他就在十五歲那年秋天入學，到我教的三年級插班。

三年級下學期的算術課，學多位數的除法，二弟雖然會背“小九九”，但不會寫除法算式。我見他作業做得一塌糊涂，就在課堂上將他狠狠批評了一通。那天中午放學后，一家人吃飯唯獨缺他。我出去找，找了好多地方，最后在一處無人居住的殘破院子里找到了他。他正坐在墻角，哭得十分傷心。我此刻也感到了內疚，就向他說，我不該當眾批評他。然后從地上拉起他，帶他回家吃飯。后來，二弟發奮努力，惡補以前缺失的課程，一有不懂的內容就問我，問同學，很快跟上了課程進度，成了一名優秀學生。那時，學校學習部隊建制，將班叫排，班委會稱排委會。我在我保存的筆記本上發現，這年秋后班級改選排委會，全班35人，二弟得34票，原來的排長宋家旺得33票。二弟得票多，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老師是他親哥；第二，他在三年級中年齡最大；第三，他的學習成績得到了同學的認可。我讓正讀四年級的宋家旺繼續擔任排長，讓二弟當了副排長。

二弟讀完小學，又去圈子村讀到初中畢業。我大妹妹德蘭，卻一步也沒跨進全日制學校。她腦子其實很好使，記憶力特別強，說起家里、村里過去發生的事情，她把時間記得準確無誤，讓我很是佩服。她一直在本村干農活，后來嫁到三里外的殷家溝，到另一條山溝里過莊戶日子。好在她的兩個兒子都聰明，先后考上大學，畢業后都找到了滿意的工作。但是，對她沒能上學的事，我們兄妹四個一直記在心上。2013年春天，我父母一齊生病，需要兒女伺候，德蘭伺候了幾天，孫女在濟南出生，她去那里看護。此后的兩年間，我們兄妹四個輪班，先后把二老送走，誰也沒對德蘭的缺位有半句怨言。

二弟喜歡毛筆字，看到誰家門上貼有對聯，便會站在那里觀賞，還伸出手指摹寫、比劃。我當上民辦教師的第一個春節，三姨一家到我姥娘家過年，三姨父為我家寫了春聯。拿來貼上，發現有一聯是“百花齊放姹紫嫣紅”，用行書寫的。二弟問我：“那是什么紫，什么紅？”我端詳了一下，只好實話實說：“我不認得。”二弟譏笑我：“你不認得字，怎么當老師？”

不認得字的哥哥，卻在這年秋天當了他的老師。二弟除了拼命彌補以前沒學過的知識，還一心想學毛筆字，對我說，人家五年級有大仿課，咱們怎么沒有？這話戳痛了我的軟肋。按規定，小學生從三年級開始要開大仿課，學習毛筆書法。但我覺得自己寫得不好，就沒敢開這門課。聽二弟這么說，我想，念小學的時候我上過大仿課，輟學后在家經常練習，開就開吧。

大仿課，要給學生提供描紅用的字帖。讓誰寫呢？我那時特別愛面子，不好意思讓別的老師代勞，就抽空裁出一些十六開的白紙，用毛筆蘸著紅墨水寫了一張又一張。每一張寫十來個字，都用楷書。寫夠三十五張了，我向學生宣布，星期三下午要開大仿課，讓他們買毛筆和墨汁，還要買紙訂一個十六開的本子。

到了這節課，我講了握筆姿勢和運筆方法，就把我寫的字帖發給學生，讓他們照著描。學生們描，我來回巡視，發現哪個學生姿勢不正，或寫得不好，就手把手教，煞有介事，誨人不倦。

一堂大仿課上完，學生交上作業。我拿回辦公室一一審閱，看到哪個字寫得好，就在旁邊用紅墨水劃上一個圈，以示嘉獎。

下一周再上這課，我總結上堂課的情況，該表揚的表揚，該批評的批評，接著讓他們繼續描紅。意想不到的是，我走下講臺巡視，發現有一些學生用的字帖不是我寫的，上面的中楷圓潤、娟秀、挺拔、整齊，比我寫的要好上十倍！就連我的親弟弟，也沒用我寫的字帖！

這是對我的否定與羞辱啊，比喊我的小名還要嚴重。我面紅耳赤，心跳加快，不敢再在課堂里來回走動，而是坐在講臺上假裝看書。等到下課，學習委員把作業收上來，我抱回辦公室里放著，覺得那是一大摞批判稿，每一張都在批判和控訴我這個老師的假冒偽劣。

這個字帖是誰寫的？我稍加端詳，便猜到了一個人，那是退休校長宋世貴。我見過他寫的字，就是這個樣子。他兒子宋家快，在我教的班里上三年級。

放學回家，我問二弟：“那字帖，是宋家快叫他大大寫的？”

二弟說：“你寫的字帖不好，有的同學叫宋家快找他大大寫，他大大就寫了。我也叫他寫了一張。”

見我臉色難看，二弟說：“你寫的就是比不上人家的。”

我只好點頭稱是。

第二天，我留下宋家快，對他說：“俺老姥爺的字真好。”

宋家快長著一張小白臉，此時卻變得通紅。他咧咧嘴說：“有些同學，非要俺大大給他寫……”

我說：“你叫他多寫，咱們全班都用他的。”

宋家快看看我的臉色，發現了我的誠懇，就點了點頭。幾天后，他拿給我一大摞。

此后，我教的大仿課，學生都用宋世貴寫的字帖。我自己也用，有空就從學生作業本里抽出一張，心悅誠服地讀帖，一筆一劃地摹寫。

二弟上學后認真練習書法，毛筆字越寫越好，很快超過了我的水平。他四十多歲從日照一家工廠下崗，春節前夕寫了大量春聯，到集市上擺攤賣，竟然也能換來一點收入。

九、縣里的大會

1971年中秋節前夕，莒南縣城里，每天早晨天色未明，就有兩千多人在大街上跑步。他們的年齡參差不齊，服裝也不統一，以上百人為單位，排成兩列，在領操者的帶領下喊著“一、二、三、四”一直跑。法國梧桐的落葉，在他們腳下“簌簌”作響。跑上二十分鐘，回到莒南第一中學的學生宿舍，進入“天天聽”階段。大家坐在各自的床位上，從六點半到七點，一氣聽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

中學生宿舍都是雙層架子床，幾十張床排在一起，像當年綁在赤壁江面上的曹營戰船。我坐在一個上鋪上，心中充滿戰斗豪情。因為，我參加的是“全縣教育工作會議”，和大家一起學習中央關于教育革命的最新部署。

那一年的4月15日到7月31日，長達三個月的全國教育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了“兩個估計”，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和解放后培養的大批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從這“兩個估計”出發，會議確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如“工宣隊”、“貧管會”長期領導學校；讓大多數知識分子到工農兵中接受再教育；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縮短大學學制等。

這個座談會結束后，山東省開了25天的會議來學習、傳達，莒南縣與會者回來在本縣開大會，那就到了9月中旬。縣里通知，每一所學校都要有一名代表。正是秋收大忙時節，有家口的老師事多，就讓我代表宋家溝小學去參加會議。那時，相溝公社沒有通往縣城的公交車，我背著一床舊被子步行40里路，帶著腳板上的多個血泡，踏進了莒南一中的大門。

縣一中，是我心中的圣地。我上學的時候聽老師講，一中是大學生的搖籃，一般學生考不上，考上了也供不起，所以，直到1971年，宋家溝無一人在一中念過書。我到那里發現，教室那么多，禮堂那么大，操場那么廣闊，心想：北京大學也就是這個樣子吧？

這次會議，實行準軍事化管理。參加會議的2074人，編成16個連，153個排，排以下還有班。連有連長，排有排長，班有班長。我們每天五點半起床，接著出操。相溝連的領操老師叫盧洪湘，是一位二十多歲的英俊青年，雖是民辦教師，卻受重用，每天含著一把鐵哨子，領我們到大街上跑一個來回。早操之后是“天天聽”，聽罷吃飯，飯后八點到九點是“天天讀”，集體學習與時事政治有關的材料。九點之后開會，午飯后開會，晚飯后開會或者觀看文藝節目，九點熄燈睡覺。

第一次集合開大會，是去縣委大禮堂。那是一排特別闊大的平房，在一個獨院里，里面排滿木連椅。兩千多教育工作者坐不開，有一部分人只好坐在院里聽大喇叭。我們相溝去的有幸坐在里面，見識了禮堂里的宏大場面。

我保存的筆記本上，記錄著這次大會的議程：

16號上午，縣教育組長劉東祥傳達《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下午討論。

17號，學習討論，晚上看越南電影《森林之火》。

18號，上午學習討論，下午大會批判。

19號，上午中會批判，下午小會批判，晚上看現代舞劇電影《紅色娘子軍》。

20號，上午聽解放軍樊政魯科長傳達省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和楊得志司令員講話，下午學習討論。

21號，學習北大、清華先進經驗，晚上看武術。

22號，大會交流經驗，晚上看紅小兵表演。

23號，上午中會交流經驗，下午小會交流經驗，晚上看電影《看不見的戰線》。

24號，上午聽樊科長傳達中共山東省委文件，下午小會討論，晚上看《紅色娘子軍》（現已記不清為何要看兩遍這部電影）。

25號，學習討論，晚上看京劇《智取威虎山》。

26號，上午聽樊科長做形勢報告，下午討論，晚上看縣宣傳隊表演。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參加這樣高規格、大規模的會議。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這么幾點：

第一，是軍人介入會議。第一天開大會，主席臺上就坐著幾個穿軍裝的人。“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氣場十分強大。部隊有一位樊科長，在大會上三次登臺，兩次是傳達上級重要文件，一次是做形勢報告。有一個文件，是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在山東省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記得，樊科長的形勢報告，講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都把毛主席看作心中的紅太陽，自覺學習毛澤東思想，翻譯成各種語言的《毛主席語錄》供不應求。全世界人民都覺醒了，“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聲震撼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和革命力量越來越強大，帝修反心驚膽戰，惶惶不可終日。我們聽了熱血沸騰，頻頻鼓掌。

第二，是教育革命的一些舉措。學習《紀要》，得知兩個“估計”，讓十六歲的我十分震驚。我想，這十七年是共產黨的天下，毛主席是共產黨的領袖，教育部門怎么會不貫徹執行他的教育路線呢？怎么會讓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呢？大多數教師和解放后培養的大批學生，“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這也太可怕了。教育革命，真是不搞不行呀。

會上，還學習了一些教育革命的典型材料。有一份材料，是講北京大學如何搞教育革命，“工宣隊”怎樣把握革命大方向，一些優秀的工農兵如何昂首闊步走進北大，搞“上管改”（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材料中提到一個例子：有一位礦工，一天學也沒上，卻被推薦上了北京大學。他正在井下采煤，接到通知，高喊著“毛主席萬歲”跑出礦井，洗了洗臉上的煤灰就去上大學。到了北大，老師寫了個算式“1+1”，他讀作“一拾一”。但是，老師并不因為他文化程度低而歧視他，而是耐心為他補課。與會人員學到這里都很吃驚。有人說，時代真是變了，不識字也能上北大了！我聽后則想，我的文化程度比那個礦工要強，照這樣看來，我也有機會上大學，只是我的政治條件還不夠。今后我要好好工作，努力創造條件。

第三，是會議伙食很好。一日三餐，都是以班為單位去食堂領，一盆菜，一盆飯。各班在宿舍外面各找一處空地，八九個人圍成一圈蹲下，將各自帶的碗放在菜盆周圍。班長執勺把菜分完，大家從另一個盆里拿起饅頭，或挖來米飯，就著菜吃起來。我在家長年吃地瓜或地瓜干做的煎餅，到這里吃白面饅頭，吃大米干飯，覺得過上了共產主義的生活。當然，這里的面食，是交上糧票才有的。民辦教師沒有糧票，來之前憑會議通知，每人背了20多斤地瓜干，到公社糧管所換了15斤糧票。

不光吃上了好飯，還吃上了肉。會上每頓飯都有帶肉的菜，讓我這個一年到頭難見葷腥的農村孩子大享口福。但是會議的第二天，我感到口福“享不了”。那天中午，每個班都領來了一大盆紅燒肉，香氣四溢。里面油多湯少，褐紅色的肉塊堆起來，在厚厚的油層之上像一座火山島。老師們群情振奮，垂涎欲滴，將滿滿當當的一碗肉端到手中，就大快朵頤，甩開腮幫子吃起來。吃光了肉，把一碗豬油也“滋溜滋溜”喝到肚里。午飯結束，我覺得身上每一個毛孔都散發著豬肉的香氣。然而下午開會時，我胃里很不舒服，腦殼也暈乎乎的。我明白，這是紅燒肉“享著了”。我不敢走動，一走動就覺得豬油在嗓子眼里蕩漾，隨時會像大慶油田里的原油那樣往外噴涌。讓紅燒肉“享著”的不只是我自己，還有好多人。有人坐在那里撫摸胃部，還有人起身跑向廁所。我去廁所時看見，那里有吐出來的，有拉出來的，反正是一片狼藉。我因為繼承了父親傳給我的好腸胃，既沒吐，也沒拉，但是明白了一件事情：過猶不及，好東西用多了也受罪。我受的罪，就是胃里飽脹，整個身心都不舒服。

晚上再開飯，盆里的肉明顯減少，近乎素菜，大家都吃得少了，都說讓中午的肉“享著了”。有人發表意見，說管伙食的司務長也沒個數兒，你一頓放那么多肉干啥，均勻一點好不好？你看看，搞得我們上吐下瀉，不是浪費國家財富嗎？對他的詰問，在場的每一位人民教師都提供不了答案。

十年后，一位食堂負責人才讓我明白了其中三昧。那時我已經到公社黨委擔任秘書，年底到縣里參加四級干部大會，每個公社都辦起食堂。會議第二天，我又見到了這樣一頓超量的紅燒肉。我接受教訓，沒有多吃，吃罷去問管食堂的同志，為什么要這樣辦菜給大伙吃，是不是太浪費了？他詭秘地一笑：“你以為是浪費，其實是節約。”見我不解，他接著告訴我：“來開會的人，在家吃不上好菜，辦這么一頓紅燒肉，把他們撂倒，以后就吃得少了。”我聽后恍然大悟，原來管伙食的并不是沒有數兒，而是太有數兒，這充分體現了他們過人的智慧。

第四，是我在會上做了發言。會議開了幾天，學區校長劉大胡子讓我準備一份材料，在中會上交流。他告訴我，要突出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主題，我答應了，心想，春天在公社開會，我念了別人寫的稿子，這次我要念自己的了。

我構思了一番，參照會上材料，汲取有關精神，有空就在會上發的筆記本上寫。這份發言稿，我一字不改錄在這里，沒有興趣閱讀的讀者可以跳過去。

最高指示

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

堅決走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光明大道

我村宋溝小學，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光輝指引下，在貧管會的領導下，教育革命蓬勃向前發展，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新勝利。雖然成績是微不足道的，比兄弟單位相差太遠，但也有點點滴滴膚淺的體會，我就向同志們匯報一下。

我們宋溝廣大貧下中農為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指示而成立的貧管會，從它誕生那天起，就一直積極地發揮著它的作用，成了我校教育革命的堅強柱石。廣大革命師生說，貧管會是貼心人，是領導我們沿著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前進的可靠帶頭人。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貧管會的同志們，確確實實地把學校裝到心里去了，把管理學校真正當作了他們義不容辭的光榮責任。他們管理學校，是懷著對毛主席無比深厚的階級感情，對工作極端負責的態度來管理的。他們為什么這樣做呢？貧管會負責人宋家美同志說得好：“過去，地主階級壓迫著我們，學校門都撈不著進，更談不上管理學校了。現在，毛主席他老人家把學校的大權親手交給咱們，這是對我們貧下中農的最大信任，最大關懷。我們要一定（一定要）把自己的學校管好，為我們貧下中農爭光，叫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這一句話，說出了廣大貧下中農的心里話。

先介紹一下貧管會的人員。負責人是一村老黨員宋家美同志，還有二村榮譽軍人、黨員高開秋同志，三村殘廢軍人、黨員丁甲友同志。他們三個人年齡都在五六十歲左右，但他們人老心紅，為革命赤膽忠心。特別是宋家美同志，年齡六十多歲了，頭發花白，他不但負責學校，而且也負責林場，工作繁忙，但他憑著對毛主席的一顆忠心，不怕疲勞，整天兢兢業業的（地）工作著，深深地感動著廣大干群。貧管會的幾位同志，和教師在一起，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每個人都懷著對毛主席無比忠誠的紅心，為實現我校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而忘我工作著。

就拿建校來說吧，在沒建以前，三個村的黨支部、貧管會專門開了好幾次會議，討論校址和建校中的具體措施，廣大貧下中農都非常同意，在每個步驟中都充分體現了貧下中農的威力。在買棒的時候，貧管會和宋世存老師一連趕了好幾個集，在河西買到了棒，共買了120多棵。到了去運，黨支部書記親自上外莊借平車。大隊都派出了主要干部負責，家美和世存又都去了。他們不顧天熱，把這些全部拉來了。特別是貧管會和宋世存老師都這么大年紀了，去趕集買棒都是步行，這充分顯示了貧下中農為落實毛主席的光輝指示而堅決辦學的堅強革命意志。

在建校的時候，廣大貧下中農都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統帥建校，每天都把毛主席像、紅旗、語錄板帶到工地，動手之前先學習一段最高指示，使大家提高了思想覺悟，明確了認識，工程進行得非常迅速。在勞動中，貧管會的同志以身作則，例如宋家美那么大年紀了，還是朝氣蓬勃，看到石頭趕不上，就親自上石塘抬，上圈子推墻角石，也和青年一起去推。高開秋同志身患胃潰瘍，還強忍病痛，堅持在工地。丁甲友小孩有重病，回家看了一眼，又馬上回到工地。干部帶頭就是無聲的命令。在他們的帶動下，每個人都在勞動中任勞任怨，爭先恐后，使工程得到了迅速發展。

在學習高家柳溝學政治學文化的群眾運動中，貧管會的同志們都親自抓。經過學政治帶文化，廣大干部和青少年大大地提高了思想覺悟，他們看見建校中石頭搬不上使，就自發組織起來，利用晚上的時間去做義務勞動，一年搬了好幾個晚上，共有200來人次。這里面有六十多歲的老人，也有不滿十歲的兒童，有夜校學員，還有學校學生。一村黨支部書記宋世前也親自去搬，宋家美一家就有六口參加。他們高唱革命歌曲，沒有抬筐就用肩扛，共搬了將近300車。特別是宋家美同志白天勞動一天，晚上還堅持去干，朝氣蓬勃，和大家一起高唱革命歌曲。他這樣是身體棒嗎？不是，他這是靠光芒萬丈的毛澤東思想武裝了頭腦。在貧下中農的努力下，學校工程發展得很快。

毛主席教導我們：“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我們革命師生遵照毛主席的光輝（光輝的）“五·七指示”，種的地取得了豐收。貧管會對此非常重視，在好收的時候，家美親自去通知老師，叫去收。收了以后沒有地方擱，家美就說：“放在我們林場里，我們給看著。”我們就把花生、黃豆都放在林場里，到時候好放了，他們就放開；好堆了，他們就堆起來。有一次來了雨，我們想起果子（魯南人把花生叫果子——筆者2017年注）還沒蓋，可是跑到那里一看，早就堆好蓋好了。果子磕（將花生剝皮叫“磕”）了以后，留的果種就放進他們的倉庫里。師生都被他們的精神所感動，都表示要堅決學習貧下中農的高貴品質，作（做）貧下中農的接班人。

二、《五·七指示》是教育革命的勝利航向

（不知為何，一級標題只有二，沒有一）

毛主席教導我們：“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遵照毛主席關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光輝指示，我校革命師生進行了教學改造，取得了一點成績。

我們學校是六個班，六個人，課多、作業多。但我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課抽空備，作業抽空看，騰出時間去輔導夜校、教歌等。尤其是宋世存老師年齡那么大還帶了一個班，可是他騰出時間，到建校工地去測量計算等。我們還抽空編出了三種課本，共600多本（一種婦女的，兩種夜校的）。

“學校一切工作都是為了轉變學生的思想。”我們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掀起了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還大力開展“四、五好”運動，使大家學有榜樣，趕有目標，好人好事層出不窮。例如，廁所清理了，還不知道誰清理的；五保戶的園澆了，還不知道誰澆的；泉子臟了，有人主動去淘（宋家溝村民吃水，過去要到河邊的泉子去取，隔一段時間要清理一下，叫作“淘泉子”）；院子不干凈，有人主動去掃。特別值得表揚的是：五年級學生宋佩珂，在假期中拾到一個書包，里面有七八元錢，好幾尺布票，還有塊布。可是他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拾金不昧，毫不猶豫地交到大隊辦公室，交給失主。這件事受到了黨支部的表揚，貧下中農都高興地說：“這才是我們的接班人、我們的好后代啊！”

我們還注意抓學生的活思想。例如，四年級有個學生，以前是非常調皮，不是打人就是罵人，課程也不好。我們以為他是不可救藥了，可是我們學習了毛主席關于“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教導，想到不能把這個學生看成一團黑。他出身貧下中農家庭，必然也具有很多貧下中農的優良作風的，我們就仔細觀察這個學生的言語行動。有一次他看到廁所臟，就主動拿锨去清理了，我們就抓住這點表揚了他，他很受感動，以后他就變成一個好學生，還被評為“五好學生”。

我們遵照毛主席的教導，讓貧下中農登上了講臺。例如宋家美同志用血淚斑斑的村史，使同學們懂得了愛誰恨誰。高開秋、丁甲友同志用當年戰火紛飛的年代，使學生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他們用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講出的課，非常生動，學生都說：“貧下中農講課就是好，使我們懂得了好多道理！”

回顧我們的歷程，證明這條真理：在農村，要想搞好教育革命，就必須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走貧下中農牢掌文權的光明大道，才能把農村教育搞好。

我們學校雖然在毛主席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指引下，在貧管會的指引下，做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成績，但離毛主席的要求相差太遠，比兄弟單位相差太遠。我們今后一定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活學活用毛主席的光輝哲學思想和教育革命思想。堅定不移走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光明大道，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階級教育路線，為徹底落實紀要而努力！

（我錄這篇稿子，用了“有道云筆記”的語音記錄功能，我讀，它記。“有道”聽不懂“貧管會”一詞，記成“品貧會”、“評管會”、“平板會”甚至“嬪管會”；“語錄板”記成“一路板”；“布票”記成“補票”。讓我哭笑不得）

相溝連的中會，在男老師住處舉行。大片雙層架子床，上上下下坐滿了人，誰發言誰就站到門內空地上。等到公社教育組長劉玉華點到我的名字，我從上鋪跳下去，兩手捏著筆記本就念起來。起初，我對自己的發言很自信，因為寫好后給學區校長看過，他說寫得可以。然而念著念著，忽聽左前方有壓抑著的笑聲響起。我用眼睛余光一瞅，發現那是幾個年輕女教師，都是未婚的大姑娘，坐在一張床的下鋪上，一齊看著我笑，還捂住嘴怕笑出聲音。其中一個特別漂亮，面色白嫩，用現在的話說，是我心中的“女神”。我想，這是怎么回事？是我寫得不好，還是念得不好？那時來不及多想，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念稿子。然而，女老師們還是笑，那位“女神”笑得特別厲害，讓我幾近崩潰，聲音也抖手也抖。此時，我特別后悔寫這么長的稿子，居然三千多字，讓我像跑三千米那么艱難。我趔趔趄趄終于“跑”完，急急忙忙爬到上鋪，一頭扎到我的鋪蓋卷上，自卑情緒像冷水一樣浸透我的五臟六腑。我絞盡腦汁，猜想自己究竟在哪個方面出了問題，竟然讓她們笑個不停？

我低頭看見自己的腿腳，覺得找到了答案。我開會穿了一條舊褲子，因為是幾年前做的，身體長高了它卻不長，一段小腿就暴露在外。天氣漸涼，我按農村人的習慣，不到冬天不穿襪子，又沒有洗腳的習慣，兩只腳背已經皴了，黑乎乎皺巴巴，非常難看。

我更加自卑，膀胱充盈也不敢下床，直到散會之后才敢去廁所。走路時，仿佛所有的人都在看我的腳面子。吃午飯時蹲在那里，我將褲筒往下扯了又扯，企圖蓋住我的丑陋。飯后我悄悄上街，去商店里買襪子。有一種軍裝色的“半尼龍”襪子，又厚又便宜，我就買了一雙，一出商店就穿上。這樣，褲腳和鞋之間的皮肉有了遮蓋，讓我重拾信心回到住處。下午開會時我注意觀察，有沒有人再看我的腳背，女老師是不是還看著我笑，結果是沒有，人家誰也不再看我。

那是我第一次在不是冬天的季節里穿襪子，而且穿了從商店買來的半尼龍襪子。在縣城穿到散會，回家的路上卻沒有穿，一是怕走長途磨損，二是怕村里人笑話。

那份發言稿，后來我一直沒再看，直到四十六年后我寫這部紀實文學，找到這個筆記本，才重讀了一遍。我一邊讀一邊笑，羞愧不已。至此，我才知道了當年那些年輕女教師發笑的真正原因。

十、騎“雙頭馬”

我剛當民辦教師時，學校每周上課五天半，周六下午學校關門，教師要去學區開會。我們出村向西，翻過一道嶺，越過一條河，再穿過圈子村，到達位于該村西嶺的聯中，坐到一間由花崗巖石壘成的教室里。

那間教室，就是我讀初中時的那一間。坐在我的同學上午坐過的凳子上，想一想自己身份的變化，不知道該喜該悲。

圈子學區共有一處聯中、六處小學，公辦加民辦，有幾十位教師。三點鐘左右，學區校長點一下名，開始學習文件，再講一講工作，不到兩個小時就散會。因為有一些公辦教師要回家，與分開了一個星期的家人團聚。學區校長家在洙邊公社，離圈子有三十多里山路，他散會后立即騎上自行車上路，看來是歸心似箭。

這樣的會，我開過六七次，就到了快放寒假的時候。周六這天又去，劉校長講完話后宣布，發工資，發補貼。老師們聽了都面露喜色。我以為這事與自己無關，起身要走，宋家星卻說，甭走，你也應該有。我留在那里，看著老師們一個個到劉校長面前簽字、領錢，走到一邊再數一遍，欣欣然揣起來。

發到宋家溝小學，校長果然叫到了我的名字。我過去一看，是1971年11月和12月的民辦教師補貼，共四元。我簽了名字接過來，那兩張深綠色的票子讓我心花怒放，因為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領取屬于我的現金。我想，當民辦教師真好，不光能掙到工分，還能跟國家領一份錢呢！

當時，我們生產隊的工值是五毛錢左右，也就是說，干一天活，記十分工，到年終分配時能頂五毛錢。然而，因為要扣口糧款，家家戶戶很難分到現金，有些人口多、工分少的家庭，還要向隊里“倒找”。

在我十三歲那年，全家七口人，父親掙的工分抵頂不了口糧款，我家成為“倒找戶”。沒有錢交，只好掛賬。這事給了我很大刺激，我覺得，我作為長子，已經十三歲了，應該幫父親掙工分養家了。那時正值隆冬，隊里沒有活兒，要想掙工分，只能早起拾糞。因為隊里鼓勵這事，每天早上安排會計在糞場等著，誰拾來糞給誰過秤，十斤記一分。我發現了這個門道，就早早起床，背著糞筐出門。我先在村里的大街小巷轉悠，遇到人糞、畜糞或禽糞，統統收入筐中。因為早起拾糞的人很多，轉悠半天，收獲寥寥，只好去村外的道路上、山溝里。那些地方也有人在“淘寶”，我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撿漏。起得早，天不亮，有時會將黑乎乎的石頭當作糞蛋子，讓我負擔沉重。太陽出來，我發現筐中贗品不少，就氣鼓鼓地剔除。終于撿滿一筐，背著回村讓會計過秤，一般有二十斤左右，能掙二分，相當于一毛錢。看見會計在賬本上記下，我帶著用一筐糞撐起來的成就感，昂首挺胸地回家。父母心疼我，不讓我拾糞，我不聽，每天早上都去，刮風下雪也攔不住我。我沒有手套，手背凍成紫紅饅頭，繼而開裂，經常出血。現在想想，我的成人禮就是在那個冬天完成的，從那以后，我就覺得自己不是孩子了，是大男人了。

十五歲的我，領到每月兩元錢的民辦教師補貼款，悄悄計算：這相當于我起二十個早晨拾二十筐糞，或者在隊里從早到晚干四天活兒呢。

我想，我要把這四塊錢花掉，享受享受。買什么呢？低頭看見，母親給我做的棉鞋已經又臟又破，很不保暖，就決定換一雙新鞋。散會回家，路過大結莊的供銷社中心店，進去看看，恰好有四塊錢一雙的棉鞋，我就買了。那鞋是黑布幫，膠皮底，我穿上試試，腳趾像暖室里的花瓣一樣怡然舒展。回家一展示，父母都很高興，弟弟妹妹既羨慕又嫉妒。

那年冬天，我的雙腳特別溫暖。過年的時候串門，感覺自己高人一等，走路時將腳抬高，坐下時將腳前伸，唯恐大伙看不見我的新鞋。

過完寒假開學，再到學區開會，又領了一次補貼。這次還是四元，卻是一個月的。校長講，國家提高了民辦教師補貼。我算了算，這相當于我起四十個早晨拾四十筐糞，或者在生產隊里干八天活兒。我還這樣算：我因為未滿十八歲，是“半勞力”，雖然在學校里每天的工作量和別的老師相等，但隊里只給我記八分。我一月領四塊補貼款，等于把這份差別補上，和整勞力掙一樣多了。這么算來算去，心中更加愜意。

然而，這回領到的四塊錢，我不好意思自己花掉，而是交給父母三塊，補貼家用。那時我家經濟拮據，長年難見現金。父親雖然當著支部書記，除了偶爾陪上級來人吃一頓好飯，別無外快。我記得，有一回趙氏家族有姑娘出嫁，我家要送兩包“喜果子”，就是要買兩包點心送去，但父母沒有錢，只好向別人借了兩元。還有一次，弟弟上耕讀班要訂一個本子，向母親要錢買紙，母親拿不出錢，只好給他一個雞蛋，讓他去供銷社門市部去換。

那個年代，我們那兒家家都窮。現金收入，只有如下幾條途徑：

一是年終分配。有的家庭勞力多、工分多，能分到錢，多的能分幾十元。但是如果“倒找”的家庭多，交不上錢，該分錢的就會拿不到現金，只在生產隊的賬本上留下一個空頭數字。

二是賣豬。多數人家都養一頭豬，讓它吃糠吃草，有的人家還將人便當作豬的添加食品，將糧食的效能發揮到極致。辛辛苦苦喂上一年，交給公社食品站，能得百十塊錢，再買來一頭幼豬將家庭養殖業繼續下去，剩下的幾十塊錢，便是家里的重大收入了。這錢不能隨便花，要留著辦大事，如蓋屋娶兒媳婦、給老人置辦棺材等。

三是賣柴草。我們那里有山場，秋后分給各戶一片，讓他們“割山”。割來的雜草，摟到的樹葉，用于自家燒火；收獲的松樹枝、檗欏（柞樹沒長大，尚在灌木階段），一般家庭都不舍得燒，用于賣錢。沭河西岸的平原地區，經常有人拉著地排車來收柴火，一百斤能出三四塊錢。這一項收入也很重要，各家能進賬十幾塊或者更多。在我們那里，有一種莊稼叫“馬穇”，收獲時間較早，可用來緩解饑荒。它的葉子干了變白，有韌性，可用來結蓑衣。各個生產隊都種幾畝，將馬穇秸子分掉。各家分到這種蓑衣草，也能賣幾塊錢。有的婦女手巧，將葉子擗下來，結成蓑衣拿到集市上賣，會增值不少。

四是賣糧油。生產隊無論收獲多少糧食，只能按照上級規定，分給每個社員三百六十斤“口糧”，五斤“口油”，其余的都要作為“愛國糧”低價賣給國家。那些糧食和花生油，本來就不夠用，有些人家卻吃糠咽菜，炒菜時少放或不放油，省下一些拿到集市上賣掉。

五是賣雞蛋。家家戶戶都養雞，卻很少舍得吃雞蛋，因為一個雞蛋值五分錢，可以到門市部里換日常生活用品，如火柴、煤油、食鹽之類。有的婦女，生火沒有火柴了，也沒有鹽下鍋了，好不容易等到一只母雞下了蛋，撿起來就往門市部跑，到那里換來一盒火柴和一把鹽，才把窮日子繼續過下去。“雞屁股銀行”在那個特殊年代里發揮了重要作用。

六是賣頭發。許多婦女早上梳頭，都將掉落在地上的頭發收拾起來，在指頭上繞作一團，塞進墻縫。等到串四鄉的貨郎進村，婦女們將那些積攢的頭發摳出來，去換針頭線腦，換“洋紅洋綠”（繡花絲線的染料）。大姑娘的辮子值錢，一根能賣好幾塊，如果到了急需用錢時，有的姑娘會忍痛割愛，將大辮子鉸掉賣錢。在我們那一帶，就發生過好幾回老人得了急病，閨女鉸辮子賣錢買藥的事情。有一位姑娘，鉸了辮子也沒能救回娘的命，出殯時，大家看著她用白孝布裹著的短發茬子，個個落淚。當然，有的姑娘愛美，不舍得。有一個老頭，家里實在缺錢了，老是盯著閨女的大辮子看。閨女看透了他的心思，明確告訴他：“爹，你把眼珠子瞪成雞蛋，瞪成鵝蛋，俺也不給你鉸辮子！”老頭氣急敗壞，逢人就講他閨女不好，不孝順老的。

七是賣布票。那時，許多物品都是憑證供應，買布要用布票。上級每年發給每人面額為一丈六尺五寸的布票，能買五米多一點的布幅，做一身衣裳。兒童領的布票，是成人的一半。有些人家視布票為現金，不舍得用，千方百計省下來賣錢。因為有些人家兒女辦喜事用布多，布票不夠用，會向別人購買。鄉間各個集市，都有一個買賣布票的角落。1970年代，一尺布票能賣三毛錢左右，一人一年發的布票，能賣五塊來錢。于是，各種節省都出來了，衣服破了照常穿，“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如果實在需要置辦新衣了，一尺布票可買三尺三的孬布、半尺布票可買一尺的“半尼龍”便成了搶手貨。商店里有時會賣不要布票的褲頭，這也成為一些不想光著屁股睡覺的年輕人的首選。有一位農村青年去縣城買，見了漂亮女售貨員心里緊張，他本來要問“有不要布票的褲頭嗎”，卻說成了“有不要褲頭的布票嗎”。女售貨員莞爾一笑：“有，這里的布票，都是光屁股的！”他鬧出的笑話，在我們縣廣泛傳播。還有這樣一件怪事：少先隊員戴的紅領巾特別暢銷，因為不用布票就可購買。人們買回去，多是做褲頭。我老伴年輕時在板泉公社綜合廠縫紉店工作，經常接這種活兒。如果拼接巧妙，兩條紅領巾可做一條三角短褲。她手法嫻熟，一點兒面料也不浪費。她也想給我做一條，但因為還沒結婚，不好意思送褲頭，我才得以幸免，沒讓紅領巾包在我的臭屁股上。后來，上級發現了紅領巾熱銷的異常情況，發下通知，要求拿著學校介紹信才能買，讓那些節儉之人十分失望。

來錢之路貌似不少，但每一條都是狹窄難行，時斷時續。有一些路本來沒有，也不應該有，是人們被逼無奈闖出來的。所以，望錢若渴的父老鄉親，得知民辦老師月月都有補貼款，心理嚴重失衡。有人就說：“隊里有一份，國家有一份，這是騎‘雙頭馬’！”還有些細心的人這樣算賬：“當老師的，多數時間不下地干活，省了鋤頭，省了鐵锨，省了镢頭，省了鐮刀，省了穿戴，省了糧食，還跟國家領一份錢，不公平，一萬個不公平！”

騎著“雙頭馬”，民辦教師欣欣然也惴惴然。他們到隊里分糧食，往往聽到這樣的牢騷話：“咳，黑臉的掙給白臉的吃呀！”一到星期天或放假，民辦教師要回所在的生產隊干活，不然那一天就沒有工分。有的隊長心胸不夠開闊，會給民辦教師派重活兒，或推車子，或挑擔子。因為多數時間不出大力，民辦教師干重活兒會吃不消，汗流浹背氣喘如牛，老想休息一會兒。

我的手比一般人小，那年放了麥假，我到隊里割麥子，別人一抓一大把，我抓得少就趕不上，累得精疲力竭，卻又緊追不舍。有一天晚上月亮很圓，大伙借著月光，用車子往回搬割下的麥子。我拉了一會兒車子，到麥場邊去小便。如果是正常情況，尿流在月光下是看不見的。但那天我忽然發現，自己竟然尿出了一道黑乎乎的拋物線！與此同時，我腰間隱隱作痛，與筋骨之痛不太一樣。我明白，我尿血了，我的腎出了問題。但我害羞，回家也沒告訴父母。第二天起來，尿流還呈醬油顏色，我不好意思請假，依舊堅持上工。好在那時我年輕，兩天后小便又恢復正常。

那時我在隊里干活，如果稍顯疲倦，就會被人譏笑：“嗬，整天當閑肉，怎么沒攢出勁兒？”

“閑肉”，是魯南人對游手好閑者的蔑稱。在某些人眼中，民辦老師也成了“閑肉”。我多次碰到有人向我開玩笑：“你這塊閑肉……”在他們看來，只要是不費體力不流大汗，無論你干什么，都是閑肉。

既然是“閑肉”，就不能比那些出大力的享受更高待遇。宋家星就遇到這樣的事情：生產隊里評工分，隊長在會上講，當老師的有工分，還在國家領錢，騎“雙頭馬”，不能給他評十分！結果，宋家星只評上九分，讓他當場受辱。他不服，第二天去找學區校長反映此事，校長專程來找我父親，說這樣做是不對的。我父親又找到那個隊長，讓他給宋家星改為十分。那個隊長嘟嘟噥噥，很不情愿地給宋家星恢復了原來的待遇。

民辦老師的地位，就是如此尷尬：他們一腳站在講臺上，一腳插在墑溝里，半是農民半是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閑肉”這個稱呼，說明了勞心者階層從勞力者階層之中剝離的艱難。在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社會里，這種剝離不知造成了多少悲劇和喜劇。1992年，我寫了一個短篇小說《閑肉》，展現一位民辦老師的悲喜劇，發在《春風》雜志上，被《小說月報》轉載。

毋庸諱言，那個時代，因為可以“識仨教倆”，民辦教師當中有許多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包括初登講臺的趙德發。但他們大多能夠發奮努力，讓自己成為合格教師、優秀教師，騎著“雙頭馬”，兢兢業業地工作。

后來，民辦教師由騎“雙頭馬”改騎“單頭馬”了。

一種是轉為純粹的農民。上級發現了民辦教師隊伍的參差不齊，多次考核、整頓，將一些教學能力差的人辭退。被辭退者，卻再也拂不去滿身滿心的粉筆面子。1990年代，有一位被辭退的老同事向我訴苦：“毀了，咱教了大半輩子學，落了個肌肉松弛，回家干不好農活打不了工，村里人嘲笑，老婆孩子瞧不起，咱等于廢物啦！”我聽了這話，非常難過。

有一些民辦教師重回莊稼地，是因為違反計劃生育國策。在宋家溝，有兩個人擔任民辦教師多年，因為想生兒子自行離職，帶老婆孩子到東北當了“超生游擊隊”。有一位和我同歲，他母親是宋家溝資格最老的接生婆，我和我女兒兩代人都由她接生，但她就是接不來自己的孫子。他兒子帶著老婆孩子去東北，不到一年出了事：老婆被人欺侮，他氣得精神失常。回來之后，雖然兒子生了，但他的病情更加嚴重，整天不干活兒，只會抽煙、打老婆，只會蹲在一個地方發呆。另一位，干了十二年民辦教師，生下兩個女兒后，準備去東北生兒子。為了攢路費，他往信用社里存了二十塊錢，堅持不動用，家里沒鹽了也不買，舀咸菜缸里的水代替。但他老婆到了東北遲遲生不下兒子，他們又受不了那里的寒冷，就回到臨沂住著，當修鞋匠，當環衛工，后來終于生了個兒子。他年紀大了回到宋家溝，三年前當了環衛工，因為莒南縣實行城鄉環衛一體化，村村都設垃圾箱，要有專人打掃衛生。他穿著鄉里發的紅馬甲，天天上街勞作，一個月能領五百塊錢。

騎另一種“單頭馬”，就是轉正，由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我1978年秋天通過考試轉正，是“文革”后山東省“民轉公”的第一批。后來又有第二批、第三批。進入1990年代，國家決定加快民辦教師消化速度，差的辭退，好的轉正，至新世紀之初，“民辦教師”在全國不復存在，成為一個歷史名詞。在宋家溝，我的老同事宋家星、宋家壯和后來當上民辦教師的十幾個人都先后轉正，包括和我一起上過初中的五叔趙洪臣、周盼義、王玉建、解桂蘭四人，以及我堂叔趙洪亮、堂嬸宋秀美、二妹趙德芬等。不過，王玉建轉正后，有一次鄉教委要抽查老師的備課簿，他被抽中，急忙去辦公室補寫，緊張之下倒地而亡。

民辦教師轉正后，工資不斷上漲。宋家星1993年轉正時在相溝中學教地理課，之后調到鄉教委當出納，1996年擔任成人教育校長。五十六歲離崗后，在村里住著沒事，整天到村中央的老年活動中心和別人打牌。有人問他開多少工資，他說：“睜眼一百。”意思是早晨睡醒一睜眼，就有一百元收入。一些人妒意十足，說他是“拉恣話”，不愿再和他一起打牌。當然，也有人羨慕不已。他妻子病故后，很快有一個漂亮女人前來續弦。在一起過了七年，女人要去臨沂看孫子，讓宋家星一起去住。宋家星不同意，與她分手，又找了一個更漂亮的小老太太，活得很滋潤，很幸福。他現在的退休工資更高，已經是“睜眼二百”了。

宋家壯，1996年轉正，現在也是“睜眼二百”。退休后，他到外鄉一所學校當過幾年門衛，還在本村干過環衛工。2014年相溝撤鄉改鎮，鎮委鎮政府要編印一本《魅力相溝》，宋家壯是撰稿人之一。他平時還經常打零工掙錢，到本村建筑隊搬磚和泥，一天能掙一百。打工的日子里，他是“睜眼三百”了。

對民辦教師的轉正，多數人贊成，也有一些人反對。得知我要寫一本關于鄉村教師的紀實文學，一位曾經擔任縣委書記的老領導給我發來短信，這樣講：“有一些教師在品行、知識方面有缺陷。有的不稱職，因歷史演變過來，曾經的大鍋飯，泥沙俱下，而未能擇優選拔和嚴格考核。而他們現在的待遇與農民的收入太懸殊。一邊種地，一邊教書，普遍教得不好，退休卻高薪，遭到農民的反對。更有甚者，沒有待遇的，曾經干過多年教師的多年上訪，爭取到待遇。社會上系列上訪有示范作用，有人說某地生產隊干部也要組織上訪，實可憂也，甚可憂也。”

老領導的話，代表了一部分人對民辦教師轉正的不認可。他說的“爭取到待遇”一事，是指前些年一些擔任過民辦教師卻因為各種原因離開講臺的人頻繁上訪，要求解決待遇，山東省就在2004年1月出臺了《關于向農村原民辦代課教師發放教齡補助的實施意見》。文件開頭講：“原民辦代課教師為我省農村基礎教育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歷史性貢獻。為使原民辦代課教師共享發展成果，積極改善民生，推進社會和諧，經研究，決定向我省農村原民辦代課教師發放教齡補助，并制定本實施意見。”《意見》規定，曾在農村公辦中小學（含農村公辦幼兒園）教師崗位上連續工作一年以上（含1年），離開教師崗位再沒有被國家機關或者企事業單位錄用，且已經年滿60歲的原民辦代課教師，按教齡每滿一年每月補助20元。這就是說，如果當過十年民辦教師，年滿六十，每月可領二百元教齡補助。錢雖然不多，但這些人覺得，政府沒忘了他們，這是經濟待遇，更是政治待遇。

這部分人，又騎上了讓莊戶人羨慕的“雙頭馬”。

我從老同事那里得知，在落實這項政策的時候，個別人鉆了“空子”。有的人從沒干過民辦教師，也找人寫證明，通過了審核，領到了補助。鄰村就有一位婦女，大家都知道她從沒教過學，卻也成了教齡補貼領取者，讓人們頗感疑惑。

十一、縣師范

1971年冬天，我成為莒南師范文藝班的一名學員。我背著鋪蓋卷兒，提著二胡，興沖沖地去縣城報到。

那把二胡，相當于我邁進縣師范的拐棍。

趙玉恒老師買來二胡，沒過多久調離宋家溝，這把二胡就歸我使用，因為別的老師都對音樂不感興趣。我一有空就操練，夢想自己拉得像趙玉恒那樣好，讓學生佩服我，讓村里的人對我刮目相看。我想，如果我再進一步，能得到宣傳隊的認可，讓我給他們伴奏，我就心滿意足啦。

古羅馬的哲學家普羅提諾說過：“音樂毫無疑問是一種巫術，它的魔力受到演奏者的歡迎，并為演奏者所追求；受到音樂迷惑的，不是人的意志或智慧，而是無理性的靈魂。”普羅提諾說的“無理性的靈魂”，就像釋迦牟尼講的“種子識”，代代相傳，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軀體里輪回流轉，生生不息。

在農村，每個時代都有一些被“無理性的靈魂”附體的人。他們不管生活多么艱苦，不管肚子是飽是饑，總喜歡聚在一起吹拉彈唱。“文革”時期，我們村的文藝愛好者組成“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經常在晚上和農閑時的白天排練、演出，無論村里給不給記工分，都不影響他們的熱情。那時，我也有和他們一樣的靈魂，最愛跑到他們那里，感受著串串音符變成絲聲、竹聲、肉聲和金屬聲來撞擊我的耳膜。

宣傳隊的人分兩大類：一類是演員，一類是樂手。當演員我不敢奢望，因為我嗓子不太好，個子還沒長高。但是，樂手大多坐著，不在乎個子高低，我要是拿著那把十九塊六的二胡，往臺邊一坐，該有多么風光！要知道，宣傳隊的幾把胡琴，都是低檔貨，都比不上學校的這一把。幾個會拉二胡的，都眼饞得很，有機會就到學校用它拉上一曲。

宋家溝二村宣傳隊的樂手有四五個，樂器有二胡、板胡、笛子三種。有人說：“心里沒有譜，不能拉二胡。”但是，宣傳隊的樂手大都不識譜。我問過他們，曲子在他們心里是什么樣子，他們說是“浪當、浪當”。聽到這樣的說法，我對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記曲子要用七個音符，他們只用“浪當”兩個字，不是天才又是什么？

他們不識譜，“浪當”來“浪當”去，卻比我拉得還好。我虛心向他們學習，重點學習二胡。怎樣操弓，怎樣調弦，怎樣換把，怎樣模擬出馬叫、蟬鳴等特效聲音。

我還向他們學會了兩件事情：一是自制琴弦。因為二胡弦經常斷，一旦斷了還得跑到縣城花錢買。絲制二胡弦，老弦是三分錢一尺，子弦是一分五一尺。鋼絲弦就貴了，一根要兩毛多。宣傳隊的人為了省錢省事，就用節育環代替。那東西用鋼絲做成，盤成很細的螺旋，螺旋相接成環。他們托婦女主任從公社醫院要來（那時還沒有專門的計劃生育辦公室），把它拉直，再在筷子上擰一圈，反反復復地推拉，讓螺旋徹底消失，這就有了亮閃閃的一根琴弦。讓人遺憾的是，琴弦的粗細全都一樣，使用時只好將外弦擰得特別緊，將內弦擰得特別松，這樣才有五度之差。但不管怎樣，宣傳隊員們硬是用節育環奏出了時代最強音。他們演奏時往往激情澎湃，頭也晃，手也抖，拉著拉著，那根過緊的外弦“嘣”的一聲斷掉。我的琴弦也是常常斷掉，就死皮賴臉向宣傳隊要來幾個節育環，學他們的辦法加以改造。盡管節育環放在二胡上不太好使，但并不妨礙我對它的喜愛。我曾經把玩著一個未加改造的節育環想，這么好的文藝器材，放進女人肚子里真是糟蹋了。

向宣傳隊學會的第二件事，是自制松香。拉二胡要用松香，以增強琴弦與弓毛的澀度，不然琴聲不夠響亮。到城里買松香，一是貴，二是不方便，有人就上山尋取。到松樹上摳下一塊塊樹脂，回家放進一個鐵勺里在火上烤，將其熔成一團，倒進用地瓜或蘿卜挖出的一個個小模子里，就有了一塊塊“松香”。拉二胡時，或將它燒化滴在琴筒上，或用它在弓毛上來回摩擦。不過，這種自制松香太松，即使滴上一大坨，用不了多久就沒了。

然而，我親近宣傳隊，學習宣傳隊，宣傳隊對我并不“感冒”。有一位宣傳隊負責人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截了當地說：“就你那水平，練上三年也不一定行！”

這話對我打擊很大。我想，你真是小瞧了我，我一定練出個樣子給你看。于是，我在學校里、在家里有空就練，左手指上磨出了繭子，右大腿褲子上常有一片松香屑染出的白痕。我還在自己教的班級里開起了音樂課，學習趙玉恒的做法，教會學生之后用二胡領唱，進而為他們的合唱伴奏。別的老師見我將音樂課教得有板有眼，就替我上班，讓我到別的班級教，這樣，我就成了宋家溝小學的兼職音樂教師。

冬日里的一個周末，我在家門口遇見了推著自行車的宋金珂，他剛剛從相溝中心小學回來。他見了我說：“德發，縣師范要辦教師培訓班，其中有一個文藝班。聽你妗子說，你對音樂很癡迷，愿不愿去學習？”

我心中大喜，立即點頭：“愿意！”

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再一次得到了貴人相助。

兩周后，我收到了莒南師范的入學通知。

報到在元旦之后，時令已是隆冬。我還是穿著原來的舊棉衣，卻圍了一條新買的“圍脖”，深褐色，帶格子的。我戴一頂藍布單帽，上路后覺得北風特毒，就用“圍脖”系在頭上包起了耳朵。走完四十里路，來到與莒南一中相鄰的莒南師范。

9月份來開全縣教育工作會議時我就發現，兩所學校在縣城東北部占據了很大的地盤，如果比作田字，師范就是右下角的那一格。右上角的一格，則是兩家共用的操場。這個操場，當時還用于縣里召開大會，凡是萬人以上的都到這里舉行，我早在廣播里多次聽過現場錄音。

報到時得知，我參加的是縣師范停課幾年后舉辦的第一期短訓班，時間為四個月，有數學、物理、文藝三個班，文藝班學員共三十六人。同學中有公辦教師，有民辦教師；有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也有十七八歲的小年輕。相溝去的兩個人年齡最小，都是十七歲，一個是我，一個是來自中心小學的劉鳳蘭。她從小就喜歡演唱，有藝術天分，十幾歲時在公社駐地參加各種演出，扮樣板戲里的小鐵梅、小常寶，還能在《沙家浜》全劇中演阿慶嫂，轟動整個相溝公社。因為她眼睛大，小名叫“鳳”，人們都叫她“大眼鳳”。

文藝班的班主任老師叫劉善貴，是師范的體育老師，四十來歲，大個子，紅臉膛，說話時身體前傾，肢體語言特別豐富。他留著平頭，大冬天不戴帽子，讓我們感到這位老師的卓爾不群。他和我們初次見面就開著各種玩笑，讓我們感到輕松愉快。

我住的宿舍，是師范大院最后邊的平房。屋里是四張雙層架子床，我住在東北角那張的上鋪。趴在床頭，從后窗可以看到操場上正上體育課的中學生。同室的八個同學，有幾個帶了樂器，不是二胡就是笛子。有幾個沒帶樂器，我猜想，他們一定是帶了一副好嗓子。

大家做了自我介紹，原來八個人都是民辦教師，這一下拉近了大家的心理距離。住我對鋪的一個中年人笑著說：“咱們都是拉青屎的！”大家懂這話，聽了都笑。因為莊戶人多是吃粗糧青菜，所以叫“拉青屎的”；吃國庫糧的多是吃大米白面，屎的顏色高貴，叫“拉黃屎的”。

住在他下鋪的一個人接著說：“咳，咱們來縣里學習，也要拉幾個月的黃屎了！”

他的話大家也懂。因為我們來報到，都是憑入學通知，用地瓜干到糧管所換到糧票，報到時已經用它換了飯票。

大家接著敘年庚。有三十多歲的，有二十多歲的，不到二十的只有我和胡懷美兩個。胡懷美大我一歲，來自縣城西南方向十多里路外的春移官莊。從側面看上去，他臉型像一彎新月——額頭與下巴前突。正面看上去，最突出的特點是嘴像一個倒扣著的單括號。他很靦腆，很少說話。我當時根本想不到，他后來會成為我的同事，由我來操辦他的喪事。

第二天開學，班主任劉老師走進教室。劉老師拿著一個本子，逐一點名，讓我們相互認識。他講了文藝班的辦班宗旨，講了學習紀律，而后詭秘地笑著宣布，學校研究決定，由楊子榮擔任我們的班長。

楊子榮？《智取威虎山》上的打虎英雄？我們都愣住了。劉老師伸手示意，男同學朱崇利站起來向大家擺手。他二十多歲，模樣與著名京劇演員童祥苓相似。我們扭頭看看，一齊鼓掌。

劉老師還講，安正老師負責文藝班的主要課程，下一節課由他來上。

第二節課，一位年輕的男老師來了。他長著一張白白嫩嫩的娃娃臉，頭戴“三大扇”棉帽，腳穿黑亮皮鞋，“咯噔、咯噔”走上講臺，用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問同學們好，讓我們耳目一新。

后來我們了解到，安正老師祖籍日照，生于青島，畢業于山東師范學院（山東師范大學前身）中文系。他多才多藝，在大學里就是話劇團成員。畢業后分到位于坪上公社的莒南二中，在學校排練節目，被周圍村莊請去排練樣板戲，后來還被毛主席批示過的高家柳溝大隊請去編排一臺歡迎參觀者的演出。當時縣師范要辦文藝培訓班，卻沒有教師，有關領導發現了他，就調他到莒南師范。他教我們的時候二十七歲，還沒有女朋友。

安老師果然有才，他教我們樂理知識，教歌唱藝術，教舞蹈編排，每天上四五節課，依然精力充沛，聲音洪亮。他刻印的講義，字體工整，整潔漂亮。

文藝班還開了鍵盤課，由一位姓王的老師教。全班只有一架腳踏風琴，放在講臺上供老師做示范演奏，學員們就在紙上畫出鍵盤，跟著老師“彈琴”。下課后，大家爭先恐后，擠到講臺上玩真的，你彈幾下他彈幾下。好不容易輪到我，我用雙腳用力蹬動踏板，讓琴肚子儲滿空氣，卻因為手指頭不靈活，彈不出一個像樣的樂句。我這是第一次接觸西洋樂器，看見那些黑鍵白鍵排列整齊，像精靈的牙齒，心生敬畏。我將指頭放上去，滑溜溜的觸感入骨徹髓。

文藝班學員的業務水準懸殊。樂理方面，有的會作曲，有的連音符都認不全；歌唱方面，有的堪比廣播里的歌唱演員，有的五音不全；鍵盤方面，有的雙手并用，各種和弦手法都能嫻熟運用，我卻是第一次接觸風琴。我記得，有一位中年男學員是公辦老師，一有空就彈琴，兩只手在鍵盤上飛快跳躍，讓我看得眼花繚亂。我問他，你水平這么高，還用得著來學習？他向我一笑，來縣城玩玩。

但我不是去玩的。我知道自己水平可憐，應該珍惜這次學習機會。我認真聽課，認真做筆記，認真學習歌唱與演奏。我最癡迷的是風琴，心想，這么好的洋玩意兒，宋家溝是沒有的，我要多多親近，早點學會。于是，課間與晚自習時，我一旦發現風琴前面無人，就跑過去彈一會兒。我學會了用右手彈主旋律，還想用左手和弦。但是因為手小，把不過八度，只好用左手拇指做低八度單音伴奏，等于一下下打拍子。

晚上，我們有時到教室里自習，有時男女成群上街游逛。我們看電影，看演出，還經常到工會俱樂部看籃球比賽，因為我們的班主任劉善貴老師經常去打球。他穿一身球衣，來回帶球飛跑，每投中一次，我們就為他鼓掌喝彩，讓他很是得意，頻頻向我們打響指。在體育課上，劉老師也是指揮倜儻，講解并示范如何打球，如何跑如何跳，讓我們受益頗多。

這期間，有一件事情讓我特別煩惱：下巴上的胡子越來越黑。按家鄉的風俗，不結婚不能刮胡子，有些未婚青年就自己動手拔除。我的做法是，用一個小小的鐵夾子夾住，一撮撮用力拔掉，直至下巴變得干干凈凈。有一次晚飯后逛街，劉鳳蘭當著許多同學的面問：“趙德發，你的胡子呢？”我捂著嘴沒有回答，羞得無地自容。我那時的性格，就是內向、自卑，動不動羞得滿臉通紅。

我們剛上了一個月的課，寒假到了。回家的頭一天晚上，我們在教室里唱歌說話，很晚才回宿舍。胡懷美在路上扯扯我的袖子，讓我停步，然后吞吞吐吐問我，能不能借給他一條褲頭。這事讓我既驚訝又犯難。我早就發現，胡懷美每天光著屁股睡覺。那時，農村人不穿褲頭是很普遍的現象，我是當了民辦教師才穿上了褲頭。我來學習時穿了一條舊的，到縣城后又買了一條新的。胡懷美家里窮，兄妹八個，他發的民辦教師補貼可能是全部交給了父母。但是，褲頭這玩意兒涉及個人隱私，我不想借給別人用。我就說，我的舊褲頭破了，其實只有一條，沒法借給你，你去買一條吧。他聽了很是失望，回去脫掉衣服鉆進被筒，悶悶不樂。

我不知道他第二天買沒買褲頭，后來也沒問他。幾十年來，一想起這事我就內疚。

放假期間，我到大隊宣傳隊玩，他們知道我在縣里學文藝，讓我教他們節目。我就將安老師教的表演唱《戰鼓催春學大寨》教給了他們。我用整張白紙抄了歌譜歌詞，貼在墻上將大家教會，然后選出四男四女，一句一句傳授給他們動作。他們學會之后，春節演唱會上就多了一個節目，讓我很有成就感。

寒假期間，《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陜西文藝工作者改詞、續詞、編曲的《陜甘寧邊區革命民歌選》，共有《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咱們的領袖毛澤東》《軍民大生產》《工農齊武裝》《翻身道情》五首。與此同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播送了這五首歌曲。文藝班一開學，安老師就教我們這些歌曲，還把每一首都編成表演唱，讓全班同學都學。有一間空蕩蕩的教室是文藝班的排練場，我們每天都去那里。安老師設計好了隊形與動作，給我們做了分工，除了組成樂隊的七八個同學，其余的都當演員。五首歌曲中，《翻身道情》由一個叫曾昭玲的女同學獨唱，她的臉雖然黑，但嗓音高亢清脆，很有穿透力，將貧農婦女翻身后的喜悅表達得淋漓盡致。《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由滕華彩、李懷芬二位女同學領唱，她們的嗓音珠圓玉潤，聽著她們的歌唱，我們就仿佛看見了開遍陜北高原的山丹丹。我們這些普通的男女同學，按照安老師的編排，連唱邊舞，變換出各種隊形。

學完這五首民歌的表演唱，安老師又教了一些別的節目。那時流行一首新歌《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安老師寒假回家，向他妹妹學會，又教給了我們。他示范的唱與演，有濃烈的朝鮮風味，有女性的婉約與嬌柔。我們男同學學不來，一些女同學則學得惟妙惟肖。劉鳳蘭擔任領舞，幾個月后她考進臨沂師范音樂班，又把這個節目教給了那里的同學。

除了表演唱，安老師還教我們演戲。他組織我們先后排練了兩出革命樣板戲的折子戲，一出獨幕話劇。

折子戲，是《智取威虎山》的第五場《打虎上山》和第六場《打進匪窟》。朱崇利長得像童祥苓，嗓子也好，楊子榮這角色非他莫屬。楊子榮打虎上山，有一個“騰空跨叉”的動作很經典，劇照在當時廣泛印發，安老師示范這個動作時，雖然穿著黑皮鞋，卻跳得很高，動作、神態與劇照毫不走樣，讓我們崇拜得不得了。匪首座山雕，由年齡較大的姜紹亭扮演。我是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剛之一，臺詞只有幾句，而且是“眾金剛”一齊說的。主要動作是彎腰仰臉，向英雄楊子榮作仰視狀，表情極其猙獰，內心卻必須極其虛弱。

獨幕話劇，叫《革命家風》，內容是一家人面對公與私的矛盾，經過一番思想沖突，最后選擇了大公無私。劇中三代女性，由女同學滕華彩、劉鳳蘭、劉志花扮演。有一個雷雨突降的情節，為了模擬雷聲，老師不知去哪里弄來一塊像乒乓球桌那么大的鋼板，立在地上猛然一晃，就是炸雷驟響的效果。

因為才藝一般，我在文藝班里不顯山不露水，卻一直發奮學習。樂理與視唱，我進步最大，拿過一首新歌，不用唱譜子，可以直接唱出歌詞。再進一步，可以直接用二胡自拉自唱。一首新歌，到我腦子里會立即轉化成譜子，我能夠用簡譜記錄下來。為了結業后能教給學生更多的新歌新戲，我拼命搜羅，有空就抄。當時有一出新的樣板戲《龍江頌》剛被推出，《人民日報》發表了整部劇本，轟動一時。等到《龍江頌》主旋律出版，安老師讓同學從北京買到一本寄來，我立即借到手，用幾天時間全部抄下，用了兩個十六開本子。抄完此書，我又把《海港》的主旋律抄了半本。

這時，劉善貴老師到班里講，莒南縣春季運動會將要召開，莒南師范要出一支代表隊，讓大家報名。但是報名并不踴躍，劉老師就點了幾個同學的名字。從那天開始，從三個班選出的二十來名學員就跟著劉老師訓練，時間是早上和下午，有田賽、徑賽多個項目。訓練一段時間后，劉老師讓十二位同學留下，正式組成師范代表隊。我是被留下的一個，參賽項目是跳高和四百米中跑。除了我，文藝班還有張文德、陳常亮、劉順運、胡懷美、劉鳳蘭、李克香六人。

訓練正值“五·一”前夕。傍晚，我在操場上或跑或跳，身邊是生龍活虎的男生女生；回到教室或唱歌或彈琴，沉浸在濃濃的藝術氛圍里。有一天晚上回宿舍，我一個人走在校園中，感受到溫馨和煦的春風，聆聽著白楊樹葉被春風撩撥出的響聲，不由得停住了腳步。抬頭看看，只見每一片新長成的楊樹葉子都反映著月光，亮閃閃的，我心中生出一種深深的感動！我扶著一棵白楊樹，久久地站在那里，淚水不知不覺涌出眼窩。

后來我一直認為，我對春天的審美意識，是十七歲那年在莒南師范才萌發的。在此之前，每年春天家中缺糧，母親愁容不展，我的情緒也變得十分灰暗。所以，春天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個可怕的、讓人難過的季節。而在十七歲這年，我第一次感到了春天的美好、人生的美好。

運動會在一中和師范共用的大操場上舉行。開幕式上，我們師范代表隊穿著學校發的運動服雄赳赳地入場。開賽之后，有幾位同學表現出色，張文德晃著大個子，在長跑、跨欄、三級跳遠比賽中都是第一名。這人后來考入山東體育學院。我是最差勁的一個，無論是跳還是跑，小組初賽中即被淘汰。我在師范吃了幾個月的好飯，身體有點發福，影響了比賽。跑四百米剛到中途，就被別人甩到了后面，有觀眾指著我笑：“哈哈，那個小胖子跑不動了！”我聽了很泄氣，但還是拼盡力氣跑到終點，是小組倒數第二名。停下之后，我的心臟像要爆炸，惡心欲吐，難受極了。

這是我平生參加的唯一一次體育比賽，至今想起還很慚愧，覺得對不起莒南師范，辜負了劉老師的厚望。

開罷運動會就到了“五·一”，安老師講，現在我們要準備實習和畢業演出了。

實習，在幾所縣城小學，老師安排了一部分同學授課。我被分到莒南縣第一小學，到一個三年級班教唱當時剛剛流行的兒童歌曲《我愛北京天安門》。我認真地寫了教案，抄了歌片，到了講臺上卻十分緊張。為何緊張？因為我忽然想到，眼前的這些孩子大多是縣城的干部職工子女，是吃國庫糧的，而我只是一個農村來的小民辦老師，低他們一等。于是，我帶著嚴重的自卑情結上課，聲帶高度緊張，示唱效果不佳，有些孩子臉上顯露出蔑視的神色。我硬著頭皮繼續上課，教唱幾遍，再坐下用風琴領唱。等到大家都會了，又讓幾個學生先后獨唱。我讓一個男生獨唱，他“騰”地站起，氣宇軒昂，居然唱得比我還好。這進一步加重了我的自卑，額頭上汗流涔涔。終于把課上完，在現場觀看的安老師對我說：“你不要緊張嘛。”我在心里說：我要是公辦教師，就不會緊張了。

實習結束，安老師帶領大家將以前學會的節目反復排練，還教我們如何化妝。他教的是油彩妝，先用凡士林打底，再上油彩，最后描眉畫眼涂嘴唇，很是復雜。他選出一男一女兩位同學，在他們臉上做完示范，就讓我們自己給自己畫。我畫完之后，一位女同學瞅著我說：“你嘴唇本來就厚，一畫更厚了。”我聽后大窘，像舊時代的封建小姐那樣羞羞地捂著嘴，再不敢讓它暴露，直到下課卸妝。

此后，我們一次又一次化妝，一次又一次登臺。我們在本校向全體師生演出；去縣政府大禮堂參加莒南縣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9周年文藝晚會；去城郊一個大隊與下鄉知青同臺獻藝；還去文疃公社演給群眾看。

文疃之行讓我終生難忘。我們先坐一輛敞篷大卡車，去了毛主席批示過的高家柳溝大隊。在那里演出一場，又步行十八里去文疃演。老師借來一輛地排車，將樂器、道具放在上面，由男同學輪流拉著，一路上嘻嘻哈哈，興高采烈。

在文疃，我逛商店時腦子犯了迷糊，只想著馬上就畢業了，有些相片要回家掛著，沒想到路遠難帶，居然買下了一個相框。它像八開紙那么大，花了我三塊六毛錢。回縣城的路上，我抱著相框坐在汽車最后一排。山間公路坎坷難行，汽車在中途下坡時做了個跳高動作，我的屁股被彈離座位。再落下時，只聽懷里“咔嚓”一響，急忙去看，發現相框玻璃出現多條碎紋。我心痛不已，卻舍不得扔掉，兩天后抱它回家。我用膠布將玻璃黏合一下，放進一些我與同學的照片，掛在墻上向人炫耀。一些女同學在照片上本來端莊漂亮，卻被玻璃碎紋弄得變形變丑。

5月29日，是我們離校的日子。相處四個月，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結下了深厚友誼。臨別時，許多同學淚光閃閃，甚至痛哭流涕。學校向每個學員發了一個紅色塑料皮筆記本，扉頁上用紅色油印了一句毛主席語錄“忠誠黨的教育事業”。我拿著這個本本，讓每一位老師和同學留言，別的同學也是這樣。劉善貴老師提起筆龍飛鳳舞，為我寫下一句話：“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那個“勇”字，下面的一撇甩出老遠，很像他踢足球時的腿部動作。安正老師的字纖小秀美，他給我寫了幾行詩句：

暢迎紅日走

終生莫停留

志在百花繁開日

一覽觀赤球

我們還相互交換照片以作留念。我早已洗好了多張一寸單人照，是之前到縣照相館照的，此時向這個送，向那個送。當然，我也收到了同學送的一些。

那天晚上，我又去排練場，發現那里空蕩蕩的，只有一位女同學在彈風琴。她是位公辦老師，身材嬌小。看到我，她往旁邊一挪凳子說：“來，咱倆一起彈吧。”我搬了個凳子過去坐下，和她一起彈了起來。彈的是什么曲子，現在已經忘了，反正是她彈高曲區，我彈低音區。琴下兩張充氣用的踏板，她踏一只，我踏一只。兩條腿免不了觸碰、摩擦，讓我有點小激動。彈完一曲，她扭頭沖我一笑，與我握了一下手，起身走出教室。

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與女性共彈一琴。后來翻看留言，發現別人署名都用了真實姓名，只有她寫的是“頌軍”。是歌頌解放軍的意思，還是“送君”二字的諧音？我不明白。至今也不明白。因為此人畢業后嫁到外省，與同學們斷了聯系。

十二、音樂夢

從縣師范回來，我繼續在本村教學。這時，學校已經擴展到八個班，公社派來一位叫王可善的公辦教師，民辦教師也增加了好幾位。學校不再讓我包班教課，讓我擔任專職音樂教師，并幫忙建校。

當時，宋家溝小學新校已經在村東建起兩排新房，搬去了幾個班。按照整體搬遷的規劃，要再建一些房屋才夠用。貧管組長宋家美一直在忙，又是籌集建材，又是現場督建。我上課之余成了他的小跟班，按照他的吩咐干這干那。這位花甲老人在建校中非常清廉，不貪不占。有一回，他帶我去臨沭縣買木料，為了節省公款，竟然步行四十里山路，到他女兒家吃住。我在那里與老人通腿睡覺，見他哼哼著用手揉膝蓋，知道他累得腿疼，心中對他充滿尊敬。宋家美已經去世多年，但我每次回老家經過學校門口時，眼前還會浮現出他蹣跚而行忙忙碌碌的影子。

學校分作新舊兩處，相距四五百米，我提著二胡上課，或者從新校往嶺下跑，或者從老校往嶺上跑。途經之處，一些在街邊做針線活兒的婦女看著我笑，說我像個小賣唱的。我覺得受了侮辱，不好意思公開反駁，只是在心里給自己打氣：我是小賣唱的？胡說八道。我是音樂教師，我是經過莒南師范培訓過的文藝戰士！

到了班里，文藝戰士開始教唱新歌，用二胡輔助。此時我多想擁有一件新的武器，明確地說，想有一架風琴。我想，如果像在縣一小實習時那樣，彈著風琴讓學生唱歌，那是一個多么令人向往的場景。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宋家美管校建校，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半花，我怎么好意思要求他買風琴？再說，全公社只有相溝中學和中心小學才有風琴，各個管理區的聯中都沒有，普普通通的宋家溝小學能買那樣的洋玩意兒？

我只好繼續當婦女們眼中的“小賣唱的”，提著二胡來回奔波。有的老師跟我開玩笑：“路這么遠，讓大隊給你配一頭驢，你騎著驢上課！”我想，那樣的話我得改名，不叫趙德發而叫“趙得驢”了。

得一頭驢，當然不是我的理想。繼續在宋家溝教學，也不是我的理想。因為在縣師范結業時，一個人生大目標在我前方赫然出現。

那是臨沂師范音樂班。

莒南師范文藝班快結業的時候，安正老師突然找到我說：“臨沂師范音樂班來咱們班招生，兩年制的，咱們班選六個比較優秀的同學去考，你是一個。下午他們過來，在我的辦公室開考，你兩點之后去等著。”我一聽，急忙向他道謝，問他考試考什么。安老師說，視唱肯定會有，你再展示一下別的文藝特長。

能參加這次考試，我激動不已。因為臨沂師范是全臨沂地區最權威的師范學校，能考上那里的音樂班，我會在藝術上有更高造詣。更重要的是，考上臨沂師范，就會轉戶口，吃國庫糧，畢業后當上公辦教師。這是我做夢都不敢想的事情呀！

與我一起參加考試的同學，是朱崇利、劉鳳蘭、滕華彩、曾昭玲、胡懷美。與他們相比，我水平差了許多。想到這一點，我心中滿是焦慮與不安。

下午，六個考生準時去了安老師的辦公室門口。他叫到誰，誰就進去。一個出來，再進去一個。叫到我時，我提著二胡往屋里走，心慌腿軟。

屋里坐著一男一女，那是臨沂師范派來的考官。女老師遞過一張紙，上面是一段曲譜，讓我唱出來。我一看很容易，開口就唱。等我唱完，男老師抬起兩個巴掌說：“你聽著。”他拍出一段節奏，讓我模仿，我也根據臨時記憶拍了出來。男老師又說：“你唱一首歌吧。”我早就準備了一首《我為祖國獻石油》，中午到操場上練習了幾遍，此時就站在那里唱。剛唱完一段，老師說：“好了。”擺手讓我出去。我想，我還帶了二胡，準備拉一曲的，怎么不讓我拉呢？

疑疑惑惑走出去，心里想，人家可能沒看中咱。考試結束，我打聽結果，安老師說：“他們要回去研究一下再決定，你等著吧。”

等了十來天，我們結業離校，也沒等到任何消息。回去僅僅過了一個星期，胡懷美突然步行三十里路到了我家。他進門后雖然臉上掛笑，但笑中的苦澀顯而易見。我問他考試結果怎樣，他說：“還能怎樣？人家已經去臨沂報到了！”我問是誰考上了，他說是朱崇利、劉鳳蘭、曾昭玲三個。我心中很失望，默默地點點頭。胡懷美說：“我打聽了，臨沂師范來年還招新生，咱們再去考，不考上不算完！”他的情緒感染了我，我說：“嗯，咱們好好準備，爭取來年成功。”

同學們雖然各分東西，但通信很頻繁。我那段時間接到一些同學的來信，但每一封都是敞著口的。因為信件送到大隊辦公室，父親身為大隊書記，就將我的信拆開先看，看后再拿回家給我。男同學來信，他看就看了，可是他連我的女同學來信都看，讓我十分惱火。雖然女同學來信并不是談情說愛，只是說自己回去后的情況，鼓勵我為黨的教育事業多做貢獻云云，但這畢竟是女同學私下里對我說的話，怎么能讓別人得知內容？我給同學回信，讓他們將信改寄宋家溝小學，這才杜絕了父親妨礙我通信自由的錯誤行為。不過，改了地址之后，我并沒有收到幾封信，因為此時同學之間的通信熱情已經大大降低。

暑假里，劉鳳蘭突然與她姐姐到了我家，她們是來宋家溝走親戚的，一村的書記宋世前是她大舅。人家考上師范并沒忘了同學，看罷舅舅又看望我，讓我暗暗感動。但我自慚形穢，在她面前木訥呆板，讓她掃興而歸。她走后，我母親向人諞：“‘大眼鳳’來找俺兒了。”我趕緊制止了她，讓她不要再提這事。

胡懷美來信，約我一起去看望同學。那時，各個大隊都有一輛公用自行車，主要用于干部外出開會。我們大隊買來一輛“大金鹿”，父親也想騎它，但他學車時摔倒幾次，知難而退，這輛車子就由別的干部騎用。我向父親講，我要去找同學玩，他同意了，讓我當天回來。我說，看看吧。就去大隊部推出車子，出村上路。

我先去了胡懷美家。到那里發現，他家可用“熙熙攘攘”一詞形容。因為他家人口太多了，他是老大，下面還有七個弟弟妹妹。他父母對我熱情招待，做了飯菜讓我和他們的大兒子吃，年齡小的弟弟妹妹在門外屢屢伸頭，目光直盯著桌上的飯菜。我讓他們進來一起吃，他們躊躇著要進門，胡懷美立即喝退他們。

吃罷飯，我倆推著自行車到了村東，胡懷美回頭看看他的村子，恨恨地說：“春移官莊，春移官莊，春天早已經移走了，不在這里了！”我說：“春天在臨沂師范，對吧？”他說：“對，來年咱們一定要考上，我可不愿一輩子待在老家！”我說：“我也不愿待在老家！”

兩個十七八歲的小民辦老師，就在那里發下了宏愿。我記得，我們說這話的時候，路邊樹上知了高叫，還向我臉上泚了一泡涼尿。

我倆騙腿上車，經縣城往西北而去，到了六十里之外的朱崇利家。屋里太熱，朱崇利帶我們到村外河灘上說話。他的村莊叫泱溝，因為是沭河支流，每當沭河發大水，這條河的水就會向上倒流。我們坐在這條會倒流的河邊，坐在濃濃的柳蔭下，一直說，一直說。朱崇利當時是二十四歲，他以老大哥的口氣回答我們的問題，臨沂師范怎么樣，來年考試要注意什么等。

說著說著，一個光著上身的老頭走過來，講他中午的奇遇：他見家里窗臺上放著一碗剩米飯，就端起來扒到了肚里，吃完了心口難受，接著嘔了，低頭一看，地上那些米粒竟然會爬會拱，這才知道自己眼神不好，吃下了半碗蛆！

朱崇利聽到這里，站起來對我們說：“走，咱們回去。”他在路上說，這人是個老光棍，腦子不好使，所以才弄出這樣的惡心事來。

到了他家，老人已經做好飯菜等著我們。我捧起那碗大米飯，想起河灘上老頭講的，覺得自己碗里的米粒也要亂爬亂拱，抑制住胃部痙攣才吃下一些。

在這里住了一夜，我和胡懷美一大早往回走，途中到兩個公社看望了兩位女同學。在縣城西邊我倆分手，各自回村。我把自行車送到大隊部，老會計瞅著我道：“回家小心點。”我知道，父親見我昨天沒回來，欺騙了他，肯定會生氣。果然，我一進門，他就指著我破口大罵，說我怎么不死在外頭？還躥上來要砸斷我的腿，叫我再不能騎著公車亂跑。多虧母親把他緊緊扯住，我才逃脫了皮肉之苦。

經歷了這場風波，我更加堅定了一個信念：一定要走出宋家溝，徹底離開農村！

我發憤努力，加緊操練。我將在師范文藝班領到的活頁油印教材裝訂成冊，翻來覆去研究；我將買來的《怎樣拉二胡》、《怎樣練習歌唱》兩本書放在手邊，有空就看。放學后，人家走了我不走，到空曠的教室里練習歌唱，練習二胡，練習舞蹈。偶爾去公社中心小學開會，中午休息時我就去彈那里的風琴，也不管人家煩不煩，不管自己的水平差不差。到開會時間了，我不得不離琴而去，坐到會場上，十個指頭還在微微發抖，處于激動狀態。

十七歲的我，成了一個百分百的音樂發燒友。那時的音樂發燒友不像今天，有高檔音響，有MP4，有CD，有KTV，還可以在電腦和手機上K歌，可以到演唱會上揮舞著熒光棒或鼓掌器當粉絲。我發燒的主要表現，是廣泛收集新歌新曲。每當有一首新歌流行，我千方百計都要把它搞到手，否則會寢食不安。我訂閱音樂雜志，買歌本，收集每一張帶了曲譜的紙片。那年夏天，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國務院文化組革命歌曲征集小組編的歌曲集《戰地新歌》，我跑到縣城買來，把上面的上百首歌全都學會。我還多次到縣文化館，討要他們編印的演唱材料。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有“每周一歌”欄目，我備好紙筆，到了時間記譜記詞，從那個節目里“下載”了一首又一首新歌。

舞蹈方面，我也下了功夫，又是練劈叉，又是練下腰。往后下腰比較艱難，但還能做到肚子一挺，兩手在身后落地，兩眼從腿襠里觀察世界。劈叉似乎容易，我練了一段，把兩腿前后分開，屁股一沉，就可以坐成“一字馬”。

備考是在業余時間，本職工作該咋干咋干。我照樣提著二胡到各個班級上課，把我搜集到的新歌教給學生。“六·一”兒童節前，我還精心編排了幾個節目，讓學生到學區師生大會上演出。我記得，有一個節目，主題是打倒美帝國主義，讓幾個美國大兵上場出丑。我找來幾個蠶繭，剪出一道口子，夾在他們的鼻子上，冒充大鼻子。那時候，因為“美”這個字被美利堅合眾國使用，我覺得它不再有“美”的含義，而是丑，丑極了。

有一段時間，教育系統掀起自制教具的風潮，我和同事們絞盡腦汁，或簡或繁地造出了一些，如圓規、半圓儀、計算器、視覺暫留器等。我造的教具最沒有技術含量卻最費工夫：將一塊褚紅色的沉積巖敲掉棱角，用手抱著反復研磨，最終磨成圓球，準備在體育課上代替鉛球。然而磨成后沒舍得用，因為公社要辦自制教具展覽。送去后，不只在本公社展出，還被選送到縣里的展覽會上，獲得一張獎勵證書。

放了寒假，公社教育組舉辦漢語拼音培訓，地點在相溝中心小學，我和幾個同事前去參加。到那里才發現，給我們上課的竟然是安正老師。我喜出望外，到他跟前說話，問他怎么教起了漢語拼音。他說：“我在山師學的是中文，這是我的本行呀。”原來，莒南師范文藝班，只辦了我參加的那一屆，此后安老師就教起了語文。縣里為基層小學教師舉辦漢語拼音培訓班，他已經在好幾個公社教過了。

安老師的漢語拼音教學也非常出色。他教給我們每一個聲母和韻母的發音方法，“開口呼”、“齊齒呼”、“合口呼”、“撮口呼”，一遍遍示范，不厭其煩，并耐心為我們糾錯。三天過去，我的漢語拼音水平有了顯著提高。

安老師在班上講，毛主席在1956年就做出最高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漢字改革，首先是逐步簡化，最終要取消漢字，實行拼音文字。我聽了很振奮，回去積極練習，找純粹的拼音文章讀，準備迎接那個中國人不再使用漢字的偉大時代。練過一段時間，我讀拼音文章能和讀漢字文章一樣順溜。

但我知道，國家實行拼音文字，那是一個長遠目標，我眼前的目標還是要考臨沂師范音樂班。我邊工作邊準備，一天一天盼望著考試。剛過春節，我就寫信給朱崇利，讓他打聽考試的事情。他回信說，臨沂師范還要去莒南招生，時間定了就告訴我。胡懷美比我還著急，經常到縣城打聽消息，還去一些老師那里請教專業上的問題。

有一天，朱崇利寫信透露考試的時間與地點，那天我早早騎車進城，找到了設在莒南一中的考場。去應考的人有幾十個，都是莒南縣的文藝青年。師范文藝班有三人，是上一年落榜的胡懷美、滕華彩和我。

考試開始，我緊張地等待著，去了好幾次廁所才聽到叫我的名字。進去之后，還是先考識譜能力和節奏記憶，然后是唱歌給考官聽。我準備的是《我愛這祖國的藍天》，在家練過無數遍，此時很投入地唱了起來：“我愛祖國的藍天，晴空萬里陽光燦爛。白云為我鋪大道，東風送我飛向前……”哪知道，我剛唱過這幾句，男考官舉手叫停，讓我突然從白云上摔下，在東風中折翅。這么粗暴的拒絕，真讓咱接受不了。2005年國慶期間某電視臺搞了個歌手大賽，有位男孩在海選時受到了和我同樣的待遇，做個鬼臉大聲抗議：“我還沒到高潮呢！”我那時候說話比他專業，觍著臉對考官說：“我能唱到高音A。”你猜人家怎么答復咱？“那沒意義！”

我知道，我完了。我灰頭土臉走出來，強笑著和同學打了個招呼，狼狽不堪地離開了那兒。

時隔不久，莒南有三個人接到了錄取通知書，一個是胡懷美，一個是滕華彩，另一個是莒南東部的一位男性民辦教師。

后來的日子里，主考老師的那句話整天響在我的耳邊：沒意義，沒意義。我此時才明白，自己缺乏音樂天分，唱功很差，要想考上音樂院校，無異于猴子撈月。

明白了這點，我萬分沮喪，覺得前途一片灰暗。

那時候，我的發小們陸續定親，我家也經常有媒人上門，但我概不答應。我母親與街坊四鄰的女人們在一起拉呱，說到自己還沒找上兒媳婦，感到很沒有面子，回家就在我面前嘮叨。我奶奶更著急，她生下第五個兒子的第二年我就來到世上，讓她頗感自豪，十幾年過去，她又希望能早早抱上重孫子。我第二次落榜的那個夏天，又有媒人向我父親提親。這個媒人與我父親關系不一般：我父親十八歲擔任農村信用社業務員，二十九歲被公社黨委任命為宋家溝二村黨支書，鄰村小結莊的劉彥世接了他的班，二人經常在一起喝酒。有一次，酒酣耳熱之際，劉彥世要把連襟的女兒介紹給我父親當兒媳婦。他連襟是板泉公社管委會副主任（相當于后來的副鎮長），老婆孩子在沈保村，離宋家溝只有五里地。父親回家一說，母親和奶奶立即同意。我不愿早早定親，他們就輪番做我思想工作，苦口婆心，恩威并行。我讓他們叨叨煩了，就說：“你們看著辦吧！”父親高高興興地找劉彥世定下相親時間，那天帶著我奶奶、我母親、我姑姑、我嬸子、我妹妹，還有我，呼呼啦啦一大群人，去了宋家溝與沈保村之間的河灘上。那邊也是浩浩蕩蕩一大幫，由劉彥世的連襟杜洪恩率領。兩群人相距幾十米遠，相互拿眼光掃視。我當時的心態像局外人，麻木不仁地站在一邊，向對面看了一眼，也沒有看清目標。過了幾分鐘，劉彥世讓兩邊分頭討論，男女雙方就各自后退百十步，站成一堆討論起來。這邊，我奶奶首先發言，用手比劃著道：“長得不孬，腚盤子那么寬，咱們要了！”她一拍板，別人也紛紛贊同。問到我，我還是那句話：“你們看著辦吧。”

我的終身大事，就在十八歲那年的夏天定下了。

暑假后開學，我繼續在宋家溝小學教音樂，但我不甘心這樣過一輩子，經常思考往后該怎么辦。有一天我突然生出野心：我嗓子不好，考不上音樂學校，就在作曲方面下功夫吧，我當個作曲家讓大家看看！

于是，我把主攻方向改為歌曲創作，自己作詞自己譜曲，寫一首向外投一首，夢想自己寫的歌能從李雙江、羅天嬋等著名歌唱家的嗓子里飛出來，被全國人民傳唱。我查到了《工農兵歌曲》《紅小兵歌曲》《解放軍歌曲》等編輯部的通信地址，一有新作就寄給他們。在那個秋天，幾家編輯部的廢紙簍里肯定都有我的貢獻。

其實，我那時寫出的都是些垃圾。歌詞，都是政治口號；譜子，則簡單而粗糙。農村人把不找師傅、獨自鉆研的木匠叫作“憋木匠”，我就是一個音樂創作上的“憋木匠”。寄出去的作品如泥牛入海，一首也不見回音，“憋木匠”著急了。我想，我不能這樣閉門造車，我應該去找同學請教，在一個星期天，騎車去了八十里之外的臨沂師范。到那里見到莒南的幾位同學，我的自卑感油然而生，說話期期艾艾，不好意思請教寫歌的事，怕他們說我不自量力。說了一會兒話，朱崇利、胡懷美帶我去學校食堂吃過午飯，到路邊楊樹底下坐著，只見一男一女從校門外走進來，腳步輕飄，面帶羞容。胡懷美指著他們笑道：“喏，又有一對搞上了。”我看著那對戀人心想：考上學真好，能在學校里搞對象。哪像我，要遵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臨沂師范，后來升格為臨沂教育學院，再后來并入臨沂大學。當年考上臨沂師范音樂班的幾位同學，各有各的命運軌跡。朱崇利畢業后留校，擔任校團委書記。因為妻子是農村戶口，他后來回到家鄉，當了幾年中學教師，轉行到鄉黨委工作，從鄉黨委紀檢委員的位子上退休。其他四位同學，畢業后都回莒南當了音樂教師。幾年后，劉鳳蘭跟隨丈夫去聊城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工作。滕華彩的丈夫早早去世，凄慘了幾年又改嫁別人。曾昭玲畢業后嫁給縣教育局長的兒子，到縣一中教音樂。她與丈夫吵架，發現丈夫有一副金嗓子，把他也培養成了歌手。丈夫前幾年去世，曾昭玲成為一名虔誠的佛教居士，整天念經拜佛。

胡懷美的一生更是令人唏噓。他畢業后當了一段時間的音樂教師，被調到莒南縣文藝宣傳隊任演奏員，二胡、笙、手風琴都是他的強項。在那里，他與一位女演員戀愛、結婚，并開始迷戀煙酒。后來我在縣委組織部工作時，他經常找我要求改行，我向有關領導提建議，讓他到城關鎮當了宣傳干事。我從山東大學作家班畢業后到日照工作，籌建文聯，他又找我，要跟著我干。他來后先當辦公室秘書，多年后擔任市文聯秘書長、副調研員，兼任市音樂家協會主席。副調研員是非領導職務，卻享受副處級待遇。市委下文公布后，胡懷美興奮得很，專程回老家到祖墳前燒紙放鞭，報告喜訊。可惜的是，兩年后他得了癌癥，于2006年4月23日去世，享年五十二歲。我主持了他的遺體告別儀式，并護送他的骨灰回老家。我跪在春移官莊村東他的新墳前磕頭時，正在拔節的麥苗青青嫩嫩，戳在我的臉上。我在心里說：老胡呀，當年咱們在你村邊一起發誓，要拼死拼活離開老家，你怎么又早早回來，躺在這里了呢！那一刻，我的淚水洶涌而出，灑在他的墳前。

而1973年秋天，我看望了幾位同學，從臨沂師范回來后，依然在宋家溝小學迷茫著，痛苦著，掙扎著。我還是不安現狀，還是想沖破桎梏，改變自己的身份與命運。

我沒有別的道路可走，只好繼續當著“憋木匠”，歌曲寫了一首又一首。我想，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我能不能像愚公移山感動上帝那樣，就這樣一個勁兒地寫下去，最終有一天能夠感動編輯大人，讓我的作品發表呢？

（未完待續）本欄責編 李青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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