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推翻帝國主義走狗清王朝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一年是夏歷辛亥年，故稱辛亥革命。

義和團運動失敗后，帝國主義憑借《辛丑條約》，加緊全面控制清王朝，通過經濟侵略，尤其重點掠奪中國的礦山、鐵路等利權，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進而操縱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使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控制權，從財政金融、交通貿易、工礦企業，一直伸展到內政外交、文化教育乃至軍事國防各個領域，中國已落入“名存實亡”的境地。而清王朝也甘當走狗，變成了“洋人的朝廷”，并為適應帝國主義奴役中國和維持反動的專制統治的需要，于1901年宣布實行“新政”。“新政”的巨額開支，加上沉重的賠款和償還借款，統統以苛捐雜稅形式落到廣大人民身上。帝國主義的猖狂掠奪和封建主義的殘酷剝削，使農村經濟更加殘破，激起了農民新的廣泛的反抗，也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限制。隨著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和組織程度有所增強，資產階級領導的愛國運動，如抵制美貨運動、收回利權運動等也得到蓬勃興起和發展。

日益深重的民族災難和持續高漲的人民抗暴斗爭，促進了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覺醒，促進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迅速形成。孫中山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創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1895年在廣州發動了第一次武裝起義，失敗后被許多人視為“毒蛇猛獸”、“亂臣賊子”。1900年在惠州發動第二次起義失敗后，許多人為他的失敗而惋惜。當他回到日本后，迎接他的不僅有贊助革命的華僑，還有傾心革命的留學青年。在孫中山抵達日本后的幾年間，留日學生急劇增至幾千人，孫中山積極地在留學生中間進行工作，取得很好的成績，大批留學生由愛國迅速轉向革命，留學生中宣傳革命的刊物大量出現。隨著革命思想的傳播，華興會、光復會、科學補習所等革命團體相繼出現。1905年7月孫中山由歐洲重返日本，倡議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及其他革命團體，成立一個全國規模的統一的革命組織。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

同盟會成立后，立即在兩條戰線上展開斗爭，一條是思想戰線上的斗爭，與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保皇派展開大論戰。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和保皇派的主要喉舌《新民叢報》是雙方論戰的主要陣地，大論戰圍繞同盟會的革命綱領，以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民主政治、要不要實行平均地權為中心內容進行。革命派旗幟鮮明地揭露保皇派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謬論，經過近兩年的論戰，縮小了保皇派的思想陣地，提高了人們的民主主義覺悟，進一步擴大了革命的影響。另一條是武裝斗爭，鋒芒直指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從1906年萍(鄉)瀏(陽)醴(陵)起義到武昌起義前，較大起義就有十多次，僅1907年5月到1908年4月，就有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欽(州)廉(州)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州馬篤山起義，云南河口起義。同時還有光復會發動的1907年的安慶起義，1908年熊成基領導的安慶起義。接著又有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1911年黃花崗起義。這些起義盡管由于沒有充分發動和依靠群眾而遭到失敗，但革命黨人百折不撓的斗爭意志和無私無畏的獻身精神，鼓舞了廣大人民，震撼了清政府反動統治的基礎，促進了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

面對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清政府除對革命活動加強鎮壓外，又宣布“預備立憲”，企圖以政治欺騙手段抵制革命，應付強烈要求實行君主立憲的立憲派。但立憲派發動立憲運動，以諮議局為講壇，吁請從速召開國會，一次又一次地發起大規模的請愿運動，對于揭穿清政府的預備立憲的虛偽性、啟迪群眾愛國精神和民主思想，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隨著清廷1911年4月皇族內閣成立，立憲運動徹底破產，立憲派中的一部分人開始轉向革命。皇族內閣賣國集權的倒行逆施，又進一步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把各階級、各階層人民推向反清革命陣營。“鐵路干線國有”政策的頒布，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引出了武昌起義的槍聲。

1911年9月，湖北地區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在四川保路運動的大好形勢下，經同盟會中部總會的幫助，正式聯合成統一的起義領導機構，擬定了起義的詳細軍事計劃。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2日武漢三鎮光復。武昌首義在全國范圍產生了巨大影響，引起各地區的響應，到11月下旬，全國二十個省區，相繼有湖南、陜西、江西、云南、浙江、江蘇、安徽、貴州、廣西、福建、廣東等十三省和上海宣布獨立，一部分海軍也轉向了革命。與此同時，各地廣大農民群眾的反封建斗爭風起云涌，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匯成的巨大洪流前土崩瓦解。但在革命的大好形勢下也潛伏了失敗的危機。宣告獨立的各省，大部分被立憲派所把持，資產階級革命派只在少數幾個省份掌握領導權。有的如湖北，起義者認為自己地位、資格不夠，把領導權拱手讓給了黎元洪。有的省份，如湖南，則是立憲派發動武裝政變，殺害革命黨人，篡奪了革命領導權。有的省份，如江蘇，舊官僚搖身一變，把自己打扮成共和制的擁護者，當上都督。立憲派和舊官僚站到共和的旗幟下，既加速了革命的進程，也增加了革命失敗的危險性。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各省獨立后，亟須建立統一的共和政府，11月9日，湖北以都督黎元洪名義通電各省，請派代表赴鄂商議組織臨時政府問題。同時上海、江蘇、浙江也發出類似通電，請派代表赴滬。最后各省代表到武昌，12月2日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并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世凱)反正歸來”。組織民國臨時政府一開始就和期待袁世凱反正聯系在一起，為袁世凱竊奪辛亥革命果實埋下了伏筆。12月孫中山從海外歸來，經十七省代表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南京臨時政府在它存在的短短三個月時間里，發布了不少有利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和資產階級文化教育的政令，并頒布了臨時參議院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建立和保衛共和制進行了斗爭。但是，南京臨時政府從成立那一天起，就面臨著重重困難。帝國主義在武昌起義爆發后，表面上宣布“嚴守中立”，實際上卻以政治陰謀方式破壞革命，支持袁世凱鎮壓革命，壓迫革命派向袁世凱妥協。而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革命派通過南北議和，與袁世凱已達成用革命成果換取他承認共和、逼清帝退位的初步協議，孫中山回國后，無法改變這種妥協的傾向，最后不得不讓位于袁世凱。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2月13日，袁世凱正式聲明“贊成共和”，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辭職，提出定都南京，新總統到南京就職和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三項條件。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以制造兵變破壞定都南京和新總統南下就職，孫中山再次退讓，4月1日正式解職。2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南京臨時政府夭折，辛亥革命遂遭失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對中國近代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它沒有也不可能完成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偉大任務。可參看章開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