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代表作。寫于1899年。各種文字譯本的書名曾很不一致，例如英文譯本名為《進化的社會主義》，俄文譯本名為《歷史唯物主義》，日文譯本名為《馬克思主義的改造》，列寧在他的著作中常把這本著作簡稱為《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

這本著作出籠有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轉折時期，即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過渡時期。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矛盾空前激化，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斗爭此伏彼起，革命運動蓬勃發展，這預示著巴黎公社失敗以來的資本主義“和平發展”時代即將結束，革命動蕩年代即將開始。隨著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斗爭的日益尖銳化，國際工人運動內部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的斗爭又重新激化起來。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右傾機會主義者便向馬克思主義發動了猖狂的進攻。伯恩施坦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從1896年開始，在《新時代》雜志上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題目，陸續發表了許多反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這種卑劣的行徑激起了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強烈反對。德國黨的廣大黨員要求黨中央把伯恩施坦問題提交即將召開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來討論。伯恩施坦以先發制人的手段，給斯圖加特代表大會寄出了自己的《書面聲明》，表示要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這次代表大會雖然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觀點，但沒有就伯恩施坦問題作出結論。會后，考茨基和阿德勒等人要求伯恩施坦對自己的觀點和主張作出系統的說明，伯恩施坦表示接受這一建議，遂于1899年1月寫成《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同年夏季由斯圖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

《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共分五章、十三節。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是修正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三章主要是修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是修正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在這本書中，伯恩施坦以完整的形式篡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哲學方面，伯恩施坦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號，向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大舉進攻。他說，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關于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原理的論述，是夸大了社會存在的作用，是把“存在”和“意識”截然地對立起來，是把人僅僅看成歷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還認為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規律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的論斷也是夸大了客觀規律的作用。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夸大了經濟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在他看來，影響社會發展的因素是多樣的，除經濟因素外，還有非經濟因素，而且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程度愈大，經濟因素的支配作用就愈受限制。但是他又認為這些非經濟因素現在是難推測的，因而，社會發展是不可知的。同時，他還企圖用進化論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他認為，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只有緩慢的進化，各民族發展上的重要時期是沒有飛躍的。因此，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改良主義運動具有“極大的價值”。在政治經濟學方面，伯恩施坦企圖用柏姆－巴維克的價值論來修正馬克思的價值論。他認為馬克思提出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極分化，生產集中及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的現象，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沒有了。在工業方面，不是大生產排擠小生產，在許多場合，大企業和小企業之間根本沒有競爭；在商業方面，雖然大百貨商店迅速發展，但中等商店和小商店仍然站住了腳。他否定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具有防止經濟危機的能力，表現了越來越大的適應性。他列舉了許多理由：壟斷組織能夠使生產適應市場的變動，信用制度揚棄了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對立，世界市場的擴展和交通、通訊工具的改善等等。這些因素交織到一起，就可能在較長時間內避免經濟危機。他認為卡特爾和托拉斯的出現會使資本主義矛盾根本消除，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是“沒有根據的”，應該以他的改良主義學說加以“修正”。在政治方面，伯恩施坦鼓吹取消階級斗爭，提倡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妥協和結盟。他認為馬克思指出的階級矛盾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日益尖銳化的原理已經“過時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和普選制，使階級斗爭基礎消滅下去，階級矛盾緩和了。現代各國的政治組織越是民主，政治大災變的必要和機會越是減少，工人階級政黨用合法的手段，比用不合法手段，更利于它的發展。他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聲稱社會民主黨應是“一個力圖通過民主改良和經濟改良的手段來實現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黨。”把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實質用一句話概括起來，就是他主張“運動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實際上是算不得什么的。”倍倍爾說，伯恩施坦的思想、批評、建議的道路，都是幾十年來資產階級方面屢次說過的，他的著作不過是這一切思想的混合物而已。列寧認為此書是一本“叛賣變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