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是抗戰前期文學運動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向民族化、大眾化方向邁進的又一次探索。

“左聯”時期就進行過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抗戰爆發后，為適應形勢的需要，文藝界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這為文藝與大眾的結合提供了現實的條件。因此，文藝大眾化問題又被重新提出來。討論中引起作家普遍重視的是作家與群眾的關系以及舊形式的利用問題；而尤其著重討論了舊形式的利用問題，認為這是實現通俗化大眾化的一個重要手段。但在創作實踐中又出現了生搬硬套，甚至無批判地接受其中落后庸俗成分的傾向。這就迫切需要從理論上解決如何繼承民族遺產、如何創造新的民族形式以適應群眾需要的問題。1938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關于民族形式問題作了精辟的概括，這就是要形成“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后來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又進一步指出“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這些論斷為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指明了方向。

從1939年年初開始，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首先在延安文化界展開。周揚、艾思奇、蕭三、何其芳、柯仲平、冼星海等先后在延安的《新中華報》、《文藝突擊》、《中國文化》等報刊上發表文章，舉行座談會，廣泛地涉及到文學、詩歌、戲劇、音樂、美術等方面的民族形式問題。同時，在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國統區也展開了學習和討論，晉察冀的《邊區文化》，國統區的《文藝戰線》、《文藝陣地》等刊物，都紛紛發表討論文章，領會和闡述毛澤東同志關于民族形式問題的見解。

國統區的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由于意見分歧，逐漸地引起論爭。討論圍繞著“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問題，出現了以向林冰和葛一虹為代表的兩種分歧意見。1940年3月，向林冰發表《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強調要以“民間形式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對民間形式采取形而上學的全盤繼承的態度，而對“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則基本上加以否定，把創造民族形式與“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對立起來。葛一虹發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謂“民間形式”嗎?》等文章進行辯論。他在正確地批評向林冰一些錯誤觀點的同時，卻走向了另一極端，一方面對舊形式籠統地采取否定的態度，另方面又無視“五四”以來新文藝存在的缺點，把新文藝與利用舊形式完全對立起來。顯然，上述兩種意見都存在著片面性的錯誤。在民族遺產繼承問題上，或盲目崇拜，或一概否定；在對待“五四”以來的新文藝上則不是一筆抹殺，就是十全十美。這種極端片面的態度，使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出現了偏頗，而糾纏于所謂“中心源泉”的爭論，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民族形式本身的深入討論。論爭中，郭沫若、茅盾、胡風等人都寫文章闡述了自己對民族形式的見解；重慶的《文學月報》和《新華日報》還召開了有知名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對民族形式的有關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次關于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前后延續了一年多的時間，雖然未能徹底解決建立民族形式的關鍵問題(如作家深入生活和世界觀改造問題等)，但對民族形式問題已引起了普遍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