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稱《心理建設》。孫中山的重要哲學著作。它是《建國方略》的第一部分。《建國方略》是從1917年開始寫作的，到1919年完成。《孫文學說》寫成于1918年，1919年6月正式出版。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編入《中山全書》、《總理全集》，解放后收入《孫中山選集》。

1911年，孫中山以革命暴力推翻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華民國。但由于資產(chǎn)階級的軟弱性，結果袁世凱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竊取了革命領導權。辛亥革命失敗后，有些革命黨人思想發(fā)生動搖。而孫中山堅定不移地領導革命，進行斗爭。他針對革命黨人“即起導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的思想，“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也。”從認識論的高度總結了革命的經(jīng)驗，把革命黨人的心理建設提到革命的首要地位，這就是《孫文學說》產(chǎn)生的歷史條件。

《孫文學說》共分為八章。前面有一個“自序”。第一章，“以飲食為證”；第二章，“以用錢為證”；第三章，“以作文為證”；第四章，“以七事為證”；第五章，“知行總論”；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這部著作的中心思想，就是論述了“知難行易”學說。它根據(jù)生物進化論、細胞學說、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的理論，提出宇宙進化論的思想。認為“進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此物種進化之原則也。”指出世界進化經(jīng)過三個時期。其一為物質(zhì)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為人類進化之時期。“據(jù)最近科學家所考得者，則造成人類及動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為之也。生物之元子，學者多譯之為細胞，而作者今特創(chuàng)名之曰生元，蓋取生物元始之意也。”肯定生命起源于細胞(生元)，細胞是“生物之元子”，“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為之也，人性之聰明知覺者，生元發(fā)之也，動植物狀態(tài)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議者，生元之構造物也。”在“知”與“行”的關系上，提出“行之易，知之難，人類有之，物類亦然。”認為“知”是難的，“行”是易的。“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此已十數(shù)回翻復證明，無可疑義矣。”既反對“非先知而不肯行”，又反對“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而不敢行”的思想。并強調(diào)“不知亦能行”，“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為必要之門徑也。”認為“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于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為矣。”還主張“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后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進于行”。但由于不了解認識對實踐的依賴關系，錯誤的認為“知”是難的，“行”是易的，這就割裂了“知”和“行”的關系。然后夸大“知”的重要，把人的認識分為“先知先覺”，“后知后覺”，“不知不覺”，宣揚英雄創(chuàng)造歷史的唯心史觀。

《孫文學說》的“知難行易”的思想，是他哲學思想中有價值的部分，提倡“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這在當時鼓舞革命黨人的斗爭意志，曾起過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