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亞洲諸國出現了一次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潮。它包括：1896－1898年菲律賓資產階級革命、朝鮮甲午農民戰爭、越南黃花探起義、中國辛亥革命、印度孟買工人大罷工和伊朗、土耳其資產階級革命。在這次席卷亞洲的革命風暴中，“幾萬萬被壓迫的、沉睡在中世紀停滯狀態的人民覺醒過來了，他們要求新的生活，要求為爭取人的起碼權利，為爭取民主而斗爭。”(列寧：《亞洲的覺醒》，《列寧全集》第一卷，第四四八頁)列寧把這次斗爭高潮看作是亞洲覺醒的標志。

在19世紀最后三十年，歐美資本主義列強加強了對亞洲各國的掠奪。除日本而外，亞洲各國先后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帝國主義不僅把亞洲各國變成它們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更重要的是把這里變成投資市場；把大量的過剩資本輸出到殖民地來開礦、筑路、設廠，利用當地的豐富資源和廉價勞動力來攫取超額利潤。其結果，一方面造成亞洲人民貧病交加；另一方面加速了亞洲國家的自然經濟解體，促進了亞洲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無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形成。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矛盾在20世紀初急劇尖銳起來，這是亞洲覺醒的內在原因。1905年俄國革命也影響了開始覺醒的亞洲人民，發展成為20世紀初的巨大革命風暴。

亞洲覺醒與發生在19世紀中葉的亞洲革命風暴相比，具有一些新因素和新特點：人民運動由自發轉變為自覺，由分散轉變為有組織的為爭取民主權利和民族獨立的群眾性斗爭；斗爭主力不僅有破產農民、手工業者，而且有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參加，使斗爭有了新的階級基礎；這次斗爭拋棄了中世紀的宗教色彩，在民族意識日益增強的基礎上，把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作為斗爭的旗幟，使斗爭有了新的思想基礎；東方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同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開始有了直接的聯系和配合，從而使斗爭的威力和作用更加顯著。列寧高度評價了亞洲覺醒的歷史意義。列寧認為，20世紀初，世界有兩大革命潮流：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東方革命是在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影響下爆發的；而它反過來又支援和配合了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兩股革命潮流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把世界范圍的斗爭聯成了一個整體。西方革命喚醒了沉睡的亞洲；亞洲人民革命成為打擊帝國主義的前哨，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可靠同盟軍。東西方互相配合，使帝國主義腹背受敵，這必將加速帝國主義的滅亡。列寧特別指出：東方革命的興起，摧毀了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掠取超額利潤的源泉，這就將鏟除在西方工人中滋生工人貴族的土壤，促進西方工人革命化，推動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向深度和廣度進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