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自發反帝愛國群眾運動。

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加緊侵略，外國教會在華勢力也日益擴大。披著宗教外衣的侵略分子，不僅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還刺探情報，挾制官府，包攬詞訟，霸占田產，高利盤剝，魚肉百姓，無惡不作。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中國人民曾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洋教斗爭，以反抗教會侵略勢力。義和困運動正是在反洋教斗爭的基礎上，在甲午戰后民族危亡不斷加深的情況下爆發的。義和團，原名義和拳，是清代許多秘密結社中的一種。甲午戰后，與大刀會、梅花拳等相結合，首先在山東迅速興起，在反對外來侵略勢力的基礎上，開始有了鮮明的反帝政治色彩。1899年下半年，義和拳等組織改稱義和團，并逐漸匯成一支反帝愛國洪流。義和團的參加者，主要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群眾，也有“衣冠之族，殷實之家，雜在其中”，并以男女青少年居多數，婦女則組織紅燈照、青燈照等組織。其基層單位稱壇口、壇場或拳場，以某一城鎮或自然村為一壇，每壇少則幾十人，多則數百人，設老師、大師兄、二師兄等名目，主持練拳、指揮戰斗及管理日常生活。壇與壇之間，彼此獨立，互不統屬，有時臨時協商，以傳帖等方式聯合行動，始終沒形成統一的組織或共同的領導者。義和團組織上的這些特點，反映了義和團運動既有廣泛的群眾性，又具有濃厚的自發性和分散性。

義和團運動主要口號是“扶清滅洋”，最早出現于1898年10月，1899年又提出“助清滅洋”、“興清滅洋”等類似的口號，至1900年，“扶清滅洋”口號已普遍流行，成為義和團運動的主要宗旨。這個口號的“滅洋”，反映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和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表現了中華民族覺醒的程度；另一方面，又有籠統排外主義傾向，表現了落后性的一面。“扶清”，一是指扶中國，一是指扶清王朝。前者帶有鮮明的愛國主義色彩，后者表現為當時還難以分清國家和朝廷的區別，錯誤地以為要愛國就要愛大清，從而在群眾中散播對清王朝的幻想，麻痹和削弱人民群眾的反清革命意識，易于被清統治者控制和利用。清政府對義和團運動開始張惶失措，嚴令鎮壓。山東地方當局，一方面因無力鎮壓，另一方面也不滿于教會的橫行不法，主張對義和團不可“一概剿捕”，建議改剿為撫，“改拳勇為民團”，使義和團發展更為迅速。帝國主義對此十分不滿，要求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為山東巡撫，帶新軍前往鎮壓。袁世凱到山東后宣布凡參加義和團者“格殺勿論”，使義和團運動由山東向直隸發展。直隸總督裕祿派兵鎮壓，激起義和團的反抗，二、三萬人進占涿州城，聲勢越來越大。慈禧派親信前往涿州調查，回奏說義和團“誅不勝誅”，“斷無輕于圍剿之理”，還“力言團民忠勇有神術，若倚以滅夷，夷必無幸”，這使因帝國主義反對廢帝立儲而心懷不滿的西太后，更加滋長了利用義和團“驅洋人而復舊制”的心理，堅定了清政府全面招撫義和團的決心。于是在西太后的認可下，義和團象潮水般涌入北京城，東北、山西、陜西、河南、甘肅等地義和團也接踵而起，形成了全國規模的反帝風暴。

義和團運動的蓬勃發展引起帝國主義各國的震驚和惱怒，他們先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撲滅義和團；接著便直接出兵進行武裝干涉。5月下旬，以“保護使館”為名派兵進入京、津。6月10日，英、法等八國組成二千余人的聯軍，在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率領下由天津向北京進犯，在廊坊地區受到義和團的阻擊，敗退回去。17日，八國又組成新的聯軍，攻陷大沽炮臺。20日，清政府經過多次御前會議的激烈爭議，決心對外宣戰，當天指使清軍并利用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各國使館。21日正式下詔宣戰，并下令鼓勵義和團“御外侮”，設立團練大臣控制義和團。南方各省督撫，在帝國主義操縱下，制造“東南互保”，鎮壓人民群眾的反帝斗爭，北方的義和團運動也很快遭到清政府的出賣。還在天津保衛戰中，慈禧太后即調李鴻章回任直隸總督，準備投降談判。7月14日天津失陷，8月4日聯軍向北京進犯，義和團沿途抵抗，清軍節節敗退，敵軍直逼北京，14日北京攻破前，慈禧挾光緒倉惶離京西逃，逃亡途中即任命慶親王奕劻和直隸總督李鴻章為談判代表向帝國主義乞和；并污蔑義和團為“肇亂之由”。下令痛剿，使義和團運動在八國聯軍的血腥鎮壓和清政府的無恥叛賣下遭到失敗。1901年9月，清政府在帝國主義逼迫下簽訂了《辛丑條約》，從此清王朝完全變成了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工具。義和團的壯烈斗爭及其失敗，成為舊式自發群眾運動的終結和正規的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開始。從此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斗爭進入了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歷史階段。可參看廖一中等：《義和團運動史》；《義和團運動史論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