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之一。中國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字翔宇，曾用名有飛飛、伍豪、少山、冠山等。祖籍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蘇淮安。1917年在南開學校畢業后，留學日本。1919年回國，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是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并與運動中的其他活動分子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1924年秋回國，正值國共合作，他曾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等職，并先后任中共兩廣區委員會委員長，后改任常委兼軍事部長。1925年2月，任東征指揮部政治部主任，親自領導黃埔軍校學生軍進行第一次東征。10月參加領導和指揮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第二次東征。1926年冬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兼中共江浙區軍事委員會主任。1927年3月，和羅亦農、趙世炎等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了勝利。5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接著，擔任中國共產黨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在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協同下，組織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1928年在中國共產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對黨的軍事工作實行全面領導。1929年9月，發出《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總結我黨初期領導武裝斗爭的經驗，正確解決了加強紅軍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對維護毛澤東、朱德對紅四軍的領導，對指導古田會議的召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他為保證中共中央的安全，為聯系和指導各地區的武裝斗爭，為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工作，爭取群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重要貢獻。1931年12月，他離開上海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后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總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指揮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反“圍剿”戰役，一舉殲敵三個師，取得勝利。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他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并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成員，和毛澤東、王稼祥以及紅軍總司令朱德一起，指揮紅軍繼續長征。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任中共全權代表去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和張學良、楊虎城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抗日戰爭期間，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做統一戰線工作。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45年8月為制止內戰和毛澤東一起參加同國民黨的重慶談判，雙十協定簽字后，繼續留在重慶、南京、上海等地領導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1946年夏，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他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了解放戰爭。

建國后，周恩來一直擔任政府總理，曾兼任外交部長，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二、第三屆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他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務。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幾個五年計劃，都是他主持制定和組織實施的。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積極穩妥、綜合平衡，這種主張對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和后來經濟調整工作的迅速收效，起了重要作用。他對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和科學文化工作給予特殊的關注，指導這些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績。他參與制定和親自執行重大的外交決策。1954年參加日內瓦會議，會上，代表中國政府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解決國與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在國際上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1955年，出席有亞非二十九個國家參加的萬隆會議，提出亞非國家應采取“求同存異”的方針，得到各國代表的贊同。他先后訪問過歐亞、非幾十個國家，接待過大量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和友好人士，增進了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

“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他在非常困難的處境中使黨和國家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他為實現中美、中日關系正常化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貢獻。詳見《黨史通訊》198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