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無心酈學本身，他的酈學興趣主要在戴震趙一清案的重勘，嚴格說來他不是一個純粹意義的酈學家，著名地理學家陳橋驛先生將胡適歸為酈學考據(jù)學派的一個“特殊類型”，這是很有見地的。臺灣著名學者費海璣對胡適的《水經(jīng)注》研究曾花過巨大的功夫，成績喜人，啟示良多。但他將胡適研究《水經(jīng)注》的過人智慧與熱心地理水利，所謂“百里之官開萬世之利”聯(lián)系起來，似又有發(fā)揮臆斷之嫌。也有學者猜測，胡適父親鐵花（胡傳）重視邊疆地理，胡適得其遺傳并陰有秉承父志的意思。這些看法不無道理，因為許多人都不能理解胡適究竟為什么要在晚年花如此大氣力研究《水經(jīng)注》。本文的最后部分便來談談這個問題。

不錯，胡適確實說過，他審這個案子“實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鄉(xiāng)戴震（東原）申冤”，出于“為人辯冤白謗”的俠義目的。學術界也有學者認為胡適擁戴是他的“素志”，故而能挺身而出，為戴震的人格辯護。——其實我們前面已說了，胡適在1937年1月11日日記中也明白罵過戴震：“其作偽實可惡”，也動了“正誼的火氣”。他在給魏建功的那封信中除肯定了“東原作偽似無可疑”，還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東原是絕頂聰明的人，其治學成績確有甚可佩服之處，其思想之透辟也是三百年中數(shù)一數(shù)二的巨人。但聰明人濫用其聰明，取巧而諱其所自出，以為天下后世皆可欺，而不料世人可欺于一時，終不可欺于永久也。”——可見胡適并無擁戴的“素志”，他對戴氏的品質(zhì)也提出過嚴厲的指責。從這一點來考察，似乎胡適研究《水經(jīng)注》并非完全是為戴震白謗辯冤的。1954年11月13日胡適致洪業(yè)的信中說：

十年來我重審《水經(jīng)注》一案，雖然有幾分“為人辯冤白謗”的動機，其實是為了要給自己一點嚴格的方法上的訓練。

這段話里的著重號是胡適自己加上的。著重號恐怕更應加在“其實是為了”五個字上。——這段話再明白不過了：“其實是為了要給自己一點嚴格的方法上的訓練。”信中又強調(diào)了他的《水經(jīng)注》研究結論“實系跟著證據(jù)走”——這便又回到胡適的治學方法問題上來了。胡適在1959年1月27日又說：“我做大使的五年沒有寫過一篇文章。下來后要訓練自己，找一個很小的題目弄《水經(jīng)注》，這樣又弄了十七年。”這里又是提到“訓練自己”，為要“訓練自己”，才找了《水經(jīng)注》這個題目來做文章——胡適還稱“弄《水經(jīng)注》”為“很小的題目”，但一并就弄了十七年，就是說訓練了十七年。胡適實際上將“弄《水經(jīng)注》”看做是他方法論訓練的一個實驗品。

說到胡適的方法論訓練，其旨要我們似不必重復多說了，“注重事實，服從證驗”“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搜求證據(jù)”“尊重證據(jù)”“讓證據(jù)做向?qū)?rdquo;“拿證據(jù)來”一類實驗主義方法論的教條，從二十年代初以來就成了他的口頭禪。但胡適晚年弄《水經(jīng)注》案的時候，他的這些個提倡證據(jù)、訓練思想的綱目除了為校勘學、考證學指出“正路”之外，實際上已落實在他的所謂“勤謹和緩”的治學方法和“敬慎不茍且”“有疑必復訊”的治學態(tài)度兩點上。胡適批評道：“罵戴東原這一班人，又沒有下多的功夫，做到勤，又不仔細的校勘，做到謹，同時動了正誼的火氣，沒有做到和，稍為查一下，就發(fā)表文章，也沒有做到緩。”（《水經(jīng)注考》）胡適晚年時常以這“勤謹和緩”四字經(jīng)教訓人、啟導人，并往往現(xiàn)身說法。如說“勤”：《治學方法》（中）說他自己“為審《水經(jīng)注》的案子，上天下地去找材料，花了五年多的功夫，這都是不敢躲懶的意思。”另一個方法論訓練即是所謂“敬慎不茍且”“有疑必復訊”的認真負責的考據(jù)精神和治學態(tài)度。他在《考據(jù)學的責任與方法》一文中著重談了這個問題，他說：“做考證的人，至少要明白他的任務有法官斷獄同樣的嚴重，他的方法也必須有法官斷獄同樣的謹嚴，同樣的審慎。”并在技術上提出兩個“駁問”說：即嚴格審查證據(jù)的真實性，嚴密扣緊證據(jù)（對論題）的相干性。胡適最后說：“有疑必復訊，不敢憚煩。我們做歷史考證的人，必須學這種敬慎不茍且的精神，才配擔負為千秋百世考定史實的是非真?zhèn)蔚拇筘熑巍?rdquo;

胡適曾舉了兩個實例。一個是反駁楊守敬在他的《水經(jīng)注疏要刪》里舉出的“戴襲趙”的證詞，其中有一條：朱謀瑋《水經(jīng)注箋》卷七，“濟水”篇注文引《穆天子傳》曰：甲辰天于浮于滎水。趙一清《水經(jīng)注釋》各本都將“甲辰”改作“甲寅”，《刊誤》說：“甲辰”，依《穆天子傳》應是“甲寅”。戴震各本也都改作“甲寅”。楊守敬指責道：“原書本是甲辰，趙氏所據(jù)何本誤以為甲寅，戴氏竟據(jù)改之。”楊氏所謂原書即《穆天子傳》，據(jù)胡適考查，天一閣本、漢魏叢書本，與今日通行本的《穆天子傳》此句都作“甲辰”，趙一清改作“甲寅”顯是錯的，楊守敬說“原書本作甲辰”是對的。但楊氏用此一條證據(jù)來斷定戴震跟等趙氏錯，便是“襲趙”的證據(jù)，則失之于“謹”了。考查一下那兩個字的版本沿革史可知，殘宋本、《永樂大典》本、黃省曾刻本均作“甲寅”，即古本都作“甲寅”，第一個改正過來為“甲辰”的是吳管刻本，（他查對了《穆天子傳》）以后朱謀瑋本也作“甲辰”。趙一清依了古本將朱箋原來對的“甲辰”改回去了，戴震改回去作“甲寅”則是依據(jù)了大典本，與趙一清一樣犯了沒有查對而輕信古本、善本的錯誤。但絕不是襲趙的結果。胡適批評說：“楊守敬所見《水經(jīng)注》的版本太少了，他沒有看見朱謀瑋本以前各種古本均作‘甲寅’，頭腦里先存了‘戴襲趙’的成見。”——這個小例子顯示了胡適“有疑必復訊，不敢憚煩”的“敬慎不茍且”的精神，正是這種訓練使胡適在這個問題上立于不敗之地。

另一個更有說服力的例子是戴震三大冤案之一的“無禮江永案”（另一案是所謂“直隸《河渠書》案”）。胡適為戴震翻案第一件事便是先攻克這個“前沿灘頭”。——他的辯護詞即是《戴震對江永的始終敬禮》。（作于1943年12月7日）戴震“背師”，無禮江永（慎修），是否定戴震道德人品的第一個口實，攻戴派們咬住不放。如魏源說，戴震“凡六書、三禮、九教之學，無一不受諸江氏”，盛名后對他老師“但稱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稱師說，亦不稱先生”。王國維也說，戴震平生學說出于江永（慎修），但未篤“在三”之誼，“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胡適遍檢了現(xiàn)存的戴東原遺著（微波榭刻本與安徽叢書本），查出戴震敬禮先生——“引江永的話必稱江先生”——大量事實的證據(jù)：《經(jīng)考》引江說五次，四次稱江慎齋先生，一次稱江先生；《經(jīng)考附錄》引一次，稱江慎齋先生；《屈原賦注》引四次，稱江先生；《考工記圖》引三次，稱江先生；《顧氏音論跋》引一次，稱江先生；《答段若膺論韻》稱江慎修先生一次，稱江先生凡八次。——總計戴震引江永語，凡稱“先生”二十二次，從少年時到晚年都是“凡稱引師說，必稱先生”。反過來，胡適又認真查找原告狀詞中“老儒江慎修”一句話的出典。原來戴震在兩篇古韻分部的小史里——一篇是《聲韻考》的“古音”一卷，一篇是《六書音韻表序》——敘述鄭庠以下三人的大貢獻時，有這樣說法：“鄭庠分六部，近昆山顧炎武……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列十有三部。”胡適說：“這兩篇古音小史里，鄭庠、顧炎武都直稱姓名，而江永則特別稱：‘吾郡老儒江慎修永’，這是表示敬重老師，不敢稱名之意。”——因此胡適判決：“魏源、王國維提出的證據(jù)，一經(jīng)審查都是無根據(jù)的謠言，都沒有做證據(jù)的資格。”當然，這里胡適談的“一經(jīng)審查”，其實是“不敢憚煩”耗費了相當繁冗的考索功夫。所謂“上天下地去找材料”，只是堅持了這種方法的訓練、功力的訓練、思想的訓練，胡適才在這個問題上獲得發(fā)言權！

經(jīng)過嚴謹審慎的反復查證，光明一面的成績顯露出來了，而以前階段的錯誤的、不成熟的觀點見解也不可避免地要隨之揚棄否定。胡適從不把那些已經(jīng)證明是錯的、不成熟的舊稿深藏起來或焚毀滅跡，而是全都保留下來，維持原貌，并明白批注：“錯的”“有錯的”。所謂“以志吾過，以儆后人”。這不僅顯示了少年立志就“自勝者強”并取名“期自勝生”的胡適作為學者一生的風范與胸次，而且從《水經(jīng)注》研究史來說，也展示了其艱難探索過程中的一段彎路，記錄下挫折、失敗的教訓，讓后人能面對前車，避開覆轍，徑直向前，節(jié)約才力精力。同時，也現(xiàn)身說法地介紹了這一門研究循序漸進的門徑與坦途。所謂“鴛鴦繡取從君看，要把金針度與人”。胡適后半生因為名重一時，學問態(tài)度上更是謹慎十分，生怕給后世留下不正確的結論和謬誤的成果，貽害無窮。當然害怕自己千秋形象的損壞也是他處處嚴于律己、不憚改錯的重要原因。

最后，我們也應看到胡適晚年——尤其是離開祖國大陸后——他多少也有把《水經(jīng)注》研究當做一種心理平衡、穩(wěn)定情緒的依托，我們可以從他贊美馮舒（已蒼）在明末的天下大亂時屏心靜志地埋頭弄《水經(jīng)注》柳僉校本的言詞中發(fā)現(xiàn)他的心態(tài)與衷曲。胡適整理趙一清的學術成果時特意抄錄出趙一清的一首自嘲意味很重的小詩：

流年磨蝎坐宮中，甲乙丹鉛枉費功。

一卷水經(jīng)翻復勘，濁河清濟笑冬烘。

胡適自己的心情又何嘗不有這種自嘲“冬烘”的感覺。他在1948年11月28日給顧廷龍（起潛）的一封信中便流露過這種情緒，他說：“在天翻地覆中，作此種故紙堆生活，可笑之至。”——胡適的學術遠離中國的現(xiàn)實生活也可見一斑。不過我們似也沒有理由認為胡適做這些《水經(jīng)注》學問時一味是訓練與吃苦，相反他倒是懷有一種由衷的快活感與享受的樂趣。他不總是“為學術而學術”，有時也為興趣而學術，為樂趣而學術。他曾說：“學問是要給我們一生一點無上的愉快享受”（1943年2月13日日記），——這“一點無上的愉快享受”或許也是他后半生如此埋頭弄《水經(jīng)注》的一個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