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書中的形式律則

李長之

司馬遷不止是一個歷史家，而且是文學家（而且他之文學家的成分實多于歷史家處）；《史記》也不止是歷史書，而且是文學書；這是盡人皆知的。但現在我們要強調一下，司馬遷實在是有意識地要把《史記》寫成一部藝術品的，他說：“所以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實在是想盡量表現他的文采或者藝術天才的。講藝術不能不講形式，我認為《史記》一書里自有它的藝術形式律則。照我們所探研的結果，大抵是這樣的：

第一、統一律

他竭力維持一篇作品的審美意味上的統一性。在這種地方，他有時不惜犧牲歷史上的真。可是他未嘗沒有補救的法子，那就是把一個歷史人物的性格分散在不同的篇章里，而在同一篇章里則極力維持他那所要表現的某種突出的個性。例如《信陵君列傳》里的主人公是仁厚而愛士的，幾乎成了一個一無瑕疵的人物；而他之畏秦，不敢收留魏齊，不能欣賞虞卿之為了友道而拋棄相印，卻寫在《范睢蔡澤列傳》里。又如在《汲鄭列傳》里的汲黯是多么鯁直、硬朗，又是一個一點缺陷也沒有的人物；但在《酷吏列傳》中卻露出了他之和周陽由“俱為忮”了。原來司馬遷對于他所塑造的人物，也以藝術品視之，不能讓他有任何雜質！

每一篇傳——寫得成功的傳（這樣的文字約占全書之半），司馬遷寫來都有一個中心的主題。他仿佛曉得每一篇文章就是一個獨立的生命，他盡量去創造這一個生命，去維護這一個生命，去發揚這一個生命。他寫的舜，是要寫他是一個如何孝謹的人物；他寫的秦始皇，是要寫他是一個如何剛毅戾深的人物；他寫的項羽，是寫他如何代表一種狂飆突起的精神；他寫的劉邦，是寫他如何有著大度和豪氣，但又不免帶流氓的意味；他寫的《封禪書》，是要在飄飄欲仙之中而有著諷刺；他寫的《平準書》，是要在借寫經濟之便，而掘發著當時的吏制和刑法；《越世家》在寫范蠡的堅忍；《孔子世家》在寫孔子之學禮，問禮，好禮，習禮，講禮；《陳涉世家》是講的草莽英雄的粗枝大葉；《外戚世家》是講的人生命運之渺茫；《蕭相國世家》是在寫高祖的忌刻；《留侯世家》是在寫張良之道家人格之完整；《管晏列傳》等于論友道；《孟荀列傳》無異于論阿世茍合與特立獨行的對立；《孟嘗君列傳》是在寫一個無賴子弟的領袖；《平原君列傳》卻在寫一個托大的公子哥兒生活；《信陵君列傳》是寫一個真正禮賢下士的榜樣；《春申君列傳》卻在寫一個政客的宦海升沉；《范睢列傳》是在寫一個由私人利害出發的人物的成和敗；《藺相如列傳》是在寫一個智勇雙全的人物之應變處世的技巧；《屈原列傳》純然是在抒情的氛圍里；《李斯列傳》卻像是寫一個人的人格演化的小說；《張耳陳余列傳》寫人結怨之漸；《淮陰侯列傳》寫決斷為一人成敗之機；《叔孫通列傳》寫希世度務的人物之得意；《李將軍列傳》寫才氣無雙的將軍之坎坷；《平津侯列傳》寫老官僚的臉譜；《汲黯列傳》寫憨直人的心腸；《酷吏列傳》在寫慘酷之中仍注意著人才的高下；《大宛列傳》則感慨之中又透露著風趣；《貨殖列傳》寫趨富避貧是人類的自然欲望；《太史公自序》寫善承父志和輔翼《六經》是自己的志事——幾乎每一篇都有他不放松的主題，為他緊緊抓牢，一意到底。

最有趣的是，同是一件事，他可以寫好幾次，但因為場合的不同，他可以有好幾種寫法。如鴻門之宴，就有下面這樣的差別：

（一）《項羽本紀》：

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于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于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于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于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余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于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請以劍舞，請以劍舞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發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啖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于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二）《高祖本紀》：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余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

（三）《留侯世家》：

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后解。

（四）《樊酈滕灌列傳》：

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余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座，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郤，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

我們分析這四個片段，就可見出在《項羽本紀》里所寫的場面最全，因為這是項羽成敗的關鍵。在這里，把范增的決斷和項羽的淳樸坦率都寫出來了，而高祖的窘迫和張良的從容也刻劃出來了。到了《高祖本紀》中，因重在寫高祖的成功，所以這事已減了重要，他的窘迫之態也就只淡淡地寫出而已。同時在這兩篇中都寫出曹無傷之挑撥和被誅，因為他是關系這事的首尾的。《留侯世家》和《樊噲列傳》便都把曹無傷卸去，因為這時已不重在這事的原委，卻重在兩人的貢獻了。在《留侯世家》中，根本沒有提到樊噲，只說“及見項羽后解”，這是因為《留侯世家》重在寫一個策士的從容策劃的生活，加入一個武將，便不調和了。在《樊噲列傳》中卻也不把樊噲寫得十分生龍活虎，這是因為樊噲根本并非那樣有聲有色的人物。至于在《項羽本紀》中所以寫得那樣生氣勃勃者，乃是為了襯托項羽的原故而已。在《項羽本紀》中，沒有一個人物是松懈的，沒有一個片段是微弱的，因為否則就不能構成那個叱咤風云的氛圍，不能表現那“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的霸王之狂飆突起的精神了。

司馬遷像一個出色的攝影師一樣，他會選取最好的鏡頭。在同一個景色里，他會挑選最適宜的角落。在一群人之中，他會為他們拍合影，卻也會為他們拍獨照。他曉得任何一個藝術品一定有一個重心，由于這重心而構成完整。在這種意味上，他是一個優異的肖像畫家，也是一個優異的雕刻家。同時，他也像一個大音樂家一樣，他要在他每一個杰作里奏著獨有的旋律。因此，我們在讀過他所寫的傳后，總覺得余音繞梁，時刻回旋在我們的心靈深處。

這種緊緊抓牢的主題，就是他的每一篇具有生命的傳記的靈魂。由于這種各自獨具的靈魂，所以每一篇傳記都是像奇花異草樣地、生氣勃勃地呈現在人的眼前了。

第二、內外諧和律

司馬遷盡量求他的文章之風格和他的文章中之人物性格相符合。卜封（Buffon）所謂的“文如其人”，我們已不足以拿來批評司馬遷了，我們卻應該說是，“文如其所寫之人”。司馬遷的風格之豐富簡直是一個奇跡，而每一種風格的變換都以內容為轉移。現在只舉幾個最顯著的例子。像他寫戰功，便多半用短句：

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夷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于是乃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后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于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從攻陽武，下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峣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曹相國世家》）

這些短句就宛如短兵相接的光景。在他寫纏綿的情調時，那文字就入于潺湲悠揚：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賈生列傳》）

在我們讀到這里的時候，簡直忘了它是傳記，卻是辭賦了！

再如他寫封禪，便多半用惝恍之筆，仿佛讓人也到了煙云飄渺的蓬萊：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封禪書》）

事情本在有無之間，文筆也便在若即若離之中。和這差不多的是他寫老子。因為孔子見老子，有“猶龍”之嘆，所以司馬遷寫老子時便也采了畫龍的辦法，讓他鱗爪時隱時現：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余歲，或言二百余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這樣就更增加了那幽深的人格的老子之神秘性了。反之，他寫信陵君，則是筆端十分仁厚：

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于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

語氣都多么安詳、和緩，而有著無限的暖意！

至于他寫酷吏，那就是另一副技術了，酷吏是慘酷無情的，他便也出之以鐵面無私：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余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減百余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余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于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余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余人。周中廢，后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征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杜周可以說是一個集大成的酷吏，因為在他之前的那些酷吏的一切本領他都學來了，他會逢迎，他會枉法，他會貪贓，他會用刑。司馬遷寫他時所用的方法，卻也是近于拷打的方法。這樣拷打的結果，審問出那個最可惡的創始的張湯來了，而且又審問出一個更大的獎勵酷吏的罪魁來了，那就是漢武帝。杜周論殺甚重，便中上意；杜周枉法，詔獄也便益多；杜周捕治得兇，天子便以為盡力無私。司馬遷這時乃是像一個法官一樣，而讓漢武帝立在了堂下。酷吏的行為是慘酷的，酷吏所操持的世界是森森然有著鬼氣的，可是司馬遷在鞭打著他們的靈魂時卻也同樣無情，筆下嚴厲到極點，一點寬貸也沒有的。

難道司馬遷沒有輕松之筆么？有，那就是在《滑稽列傳》里：

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在幽默的場合，他便還它一副笑臉。其他如寫漢高祖時筆下便豁然有大度，寫李廣時乃使用一種疏疏朗朗的筆觸，寫孔子時是那樣溫良爾雅，寫伍子胥時又是那樣有著怨毒報復。總之，他的筆墨是在有意識地使它和所寫的內容相符合著。司馬遷在這里乃是像一個熟練的名演員一樣，他能夠扮演老少男女的一切角色，演什么像什么。歌德說文藝的皮和核是分不開的，外就是內，內就是外，司馬遷是充分做到了。每一篇作品，他曉得那靈魂和軀殼如何相一致著。

第三、對照律

司馬遷往往用兩種突出的性格或兩種不同的情勢，亦或兩種不同的結果，作為對照，以增加作品的生動性。

我們具體地看罷，像在《項羽本記》中，司馬遷先為了項羽，項羽是一個純然少年精神的代表，他初起事是才二十四歲，拔劍自刎時也才三十一歲。“年少氣盛”，“血氣方剛”，“好勇斗狠”，正是這樣的人物所表現的。同時司馬遷卻為了一個比項羽大二十五歲的“世故老人”，那就是漢高祖。在項羽自殺時，高祖五十六歲了。因為年齡的懸殊，當然一個要斗力，一個要斗智。一個純任熱情、才氣和本能的憤怒，一個卻常常經過理智的考慮而以退為進，以柔克剛。結果那狂風暴雨式的素樸青年是失敗了，而老有世故的滑頭流氓成功了。這樣的對照，司馬遷覺得還不足，于是在項羽一邊，又有項羽和范增的對照，這里同樣有年齡的懸殊。范增大概大項羽四十多歲，而性格上則是天生的參謀人才，參謀人才要有男性的堅忍和意志；而項羽則是一個天生的元帥，元帥是要有母性的仁慈的（這一點，蔣百里在《全民族戰爭論》的序上提起過）。在漢高祖那邊，則對照的是漢高祖和張良。高祖時刻受著窘迫，而張良永遠能夠從容。

同樣有著這樣的對照的，是信陵君和侯贏。信陵君又是一個多情而仁厚的青年，而侯贏則是取險鷙的老謀士，也七十多歲了。《越世家》中的范蠡和范蠡的長男也是一個對照。范蠡也是典型的軍事參謀，他看得定，拿得牢，非常堅忍。可是他的長男不行，他沒有聽他父親的話，他不忍得把錢輕輕丟給莊生，結果莊生為他救弟之死，卻又依然把他弟弟送了命。這長男帶弟尸回來的時候，親友都為之悲痛，范蠡卻笑道：“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因為他堅忍，所以可以幫勾踐復仇，所以可以自己全命，所以可以自己致富。沒有那個不能忍的長男之對照，范蠡的性格是不會這樣明晰的。

在《封禪書》里，司馬遷也是以對照律作為那一篇妙文的指導原則。這對照是漢武帝和方士。在漢武帝方面是愚，“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之，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真被愚弄得可笑。而在方士方面是詐。例如騙了許多酒食賞賜的五利將軍，最后卻是“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治裝里邊，就不知是囊括了多少財物了。后來所謂“仙人好樓居”的公孫卿，也不過在大興土木之中，剋扣一些私錢而已。就是這種對照著的愚和詐的交織，構成了這一篇飄逸而又辛辣的杰作。

在《平準書》里則是官僚資本和農民意識的對照，一邊是事析秋毫的興利之臣的桑弘羊等，一邊是上輸助邊的農民卜式。二者最后的沖突尖銳化了，卜式直然道：“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一邊在犧牲，一邊在榨取，這憤恨是無怪的。

此外，在《孔子世家》里是拿熱心救世的孔子和個人主義的出世者老子、長沮、桀溺、接輿等相對照；在這里，我們一邊看見有著對人世戀戀的溫情，另一邊看見那些聰明者之冷冷的諷嘲。在《孟子·荀卿列傳》里，則是只顧主張不顧成敗的思想家和一般阿世茍合的說客之對照，一邊是寂寞，一邊是受到處處的逢迎。在《刺客列傳》中，就有著智深勇深的荊軻和天真躁急的太子丹之對照；在《汲黯列傳》里，就有好直諫面折人過的汲黯和專阿主意的張湯之對照；在《衛將軍驃騎列傳》里，就有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于上的衛青，和不省士卒、有氣敢任的霍去病之對照；在《劉敬·叔孫通列傳》里，就有出自內心的主張的劉敬與希世度務的叔孫通之對照；前者見了高祖，不肯改自己的破衣服，后者則脫掉自己的儒服，而換上漢高祖最愛的楚裝了。

在許多對照之中，最常見的是因為一人性格行為不同，而得到善終與否對照：有才能的蘇秦，因大夫與之爭寵之故，而被刺死；他的弟弟蘇代、蘇厲，因較平庸，即皆以壽終（見《蘇秦列傳》）扁鵲因為勇于為人治病，為同行所妒，結果被刺殺；倉公不敢為人治病了，卻也被人怨恨，幾乎受刑，然而終于解脫（見《扁鵲·倉公列傳》）。主父偃鋒芒太露，結果是族死；公孫弘善于自藏，貌為忠誠，便活了八十歲，“竟以丞相終”（《平津侯主父偃列傳》）。好出奇計，然而不免有些狂放的酈食其，到底為齊王所烹；而有些柔術的陸賈，卻安車駟馬，得到不少酒食，也“竟以壽終”；（見《酈生·陸賈列傳》）——這里邊有司馬遷對于中國這個民族的弱點的了解，也有著處這個滑頭社會的生存哲學，但不能不叫人感喟系之！

在許多對照中，寫得最復雜的，是《魏其·武安列傳》。這里有著武安侯田蚡在未貴時對于魏其侯竇嬰之跪起如子侄與后來說拜訪而不想去拜訪的對照；有著同為竇太后所不喜，因而家居；然而一個是真正失勢，一個是慢慢更能握樞的對照。又有著對于梁孝王、準南王的關系的對照，竇嬰主持家法，說：“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而田蚡卻會經受準南王財物，說：“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宴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更有著在同是好客之中，而竇嬰好客是在進賢，是發自真心，田蚡好客則只是做作，為和竇嬰競爭，“欲以傾魏其諸將相”的對照。

在許多對照之中，寫來最帶有司馬遷自己的感慨的，則是《張耳·陳余列傳》和《李將軍列傳》。張耳、陳余是刎頸交，但后來因為利害摩擦，陳余竟以殺張耳為投降漢高祖的條件。在這一年之后，司馬遷緊接著寫張耳的兒子張敖得到部下的愛戴的壯烈故事。他們部下想反叛漢高祖，準備成功后即歸功張敖，失敗后則自己任咎。結果失敗了，便有十余人爭著尋死，更有貫高等甘受苦刑，以明張敖無罪，到張敖被赦，便認為使命已畢，終于絕骯自殺。這種義俠的行為和張耳、陳余那種因利背德的結局，是多么大的對照呢！至于才氣無雙的名將李廣，司馬遷是在用按部就班的程不識與之對照之外，卻又寫出他一個從弟李蔡，李蔡是中下人物，“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李廣處處坎坷，李蔡竟直上青云，這對照實在更叫人難以為懷了！

對照的方法是像畫家用了鮮明的色彩一樣，是像戲劇家創造出對立的性格一樣，于是讓所描繪表現的對象更清晰了。

第四、對稱律

大抵司馬遷在寫合傳的時候，如果不用對照律，便往往用對稱律，當然也有時二律并用。這是中國人的一種特有的審美意識，這是像大建筑物前一定擺兩個大石獅，或者堂屋里一定掛一副對聯似的。司馬遷也是意識地要求這種安排的。例如《絳侯周勃世家》，事實是周勃、周亞夫父子二人的合傳。在周勃傳中寫的是文帝之忌刻，文帝把他的丞相免了，叫他就國，后來逼得這樣一個老實的人每見河東守尉來巡查時，便常被甲，合家人持兵以見之，終于入獄。在周亞夫傳中，則寫的是景帝的忌刻，因為他不贊成封皇后兄王信為侯，他說“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當時雖無話可說，以后就故意給他難堪，吃飯的時候不給他筷子，大塊肉也不切開，終于借故把他抓入獄中，在他死后，就把王信封為侯了。周勃和周亞夫的遭遇是對稱著的。

在《管晏列傳》中，是以論友情為中心的。在管仲方面就有鮑叔的知己之感，在晏嬰方面就有著石父的“君子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的論調，這也是對稱著的。

以上二例是稍微不太明顯的，至于明顯的例子那就太多了：《孫子·吳起列傳》中，孫臏和吳起都同樣招忌。《白起·王翦傳》中，一個因坑降作為賜死的理由，一個因三世為將作為必敗的原因，這統統是以不成其為理由的理由作說詞，而且又都隱指著李廣、李陵的遭遇。《魯仲連·鄒陽列傳》則同為齊人，同擅長函札；《魏豹·彭越列傳》則同為魏王，同曾被囚，被殺；《季布·欒布列傳》則同曾為奴，同曾為人救助，意氣也有些類似；《袁盎·晁錯列傳》則二人都是峭直刻深，不得善終。而《張釋之·馮唐列傳》，在張釋之方面，中間稱道周勃，末尾以他的兒子張摯“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為余波；在馮唐方面，則中間稱道魏尚，末尾也以他的兒子馮遂“亦奇士”為余波。《汲鄭列傳》吧，在汲黯方面，先說“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最后說“以黯故，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在鄭當時方面，則也是先說“其先鄭君”，最后也同樣說“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這更是意識地尋求對稱形式了。

我們再看《汲黯傳》中：“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南失火，延燒千余家，上使黯往視之，不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這兩事明明是表現對稱的美。又如《匈奴傳》中：

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后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界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于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后者斬。遂東襲擊東胡。

這前后殺父自立和東敗東胡固然有對稱之美，而中間射馬、射妻也是對稱，求馬、求女也是對稱。

司馬遷語句上很避免駢偶，但對稱的美感卻仍是很強烈的。

第五、上升律

凡是司馬遷敘一個情節或一種心理狀態的進展時，往往使用這個逐漸加強或加濃的原理。例如《平準書》中：“……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然無益于俗，稍騖于功利矣。……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自是之后，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興利和嚴法是這時經濟政策的兩翼，司馬遷寫這現象，便是用著上升律的。

又如《留侯世家》中；寫留侯為太子設計，招了四個鬢眉皓白的老人來，叫高祖看見了，先是“怪之”，后來知道了這四人就是高祖要尋訪的名人，“上乃大驚”，到這四人臨去時，高祖便“目送之”。在心理的過程上，便也是遞進的。

再如《信陵君列傳》中，“公子于是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贊賓客，賓客皆驚。”從這“公子執轡愈恭”，“公子顏色愈和”，“公子色終不變”看，司馬遷是在故意使用著上升律，以增加他作品之戲劇性的。

再如《張耳·陳余列傳》中，二人之結怨，先是誤會，張耳怨陳余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茍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次是責問，于是陳余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陳余把印綬交出了，不想張耳果然受下，于是陳余“亦望張耳不讓”，“由此陳余、張耳遂有郤”，最后雙方以兵戎相見，而且陳余投降漢王的條件是“漢殺張耳乃從”了。這也是一種上升律，到了“漢殺張耳乃從”便是頂點。

其他如《扁鵲列傳》中，扁鵲見蔡桓公，先謂“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次謂“君有疾，在血脈”；又次謂“君有疾，在腸胃間”；最后則望見而逃，因為“已在骨髓”了。《魏其·武安列傳》中，魏其因失勢客稀，先是“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以后“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同時武安的驕橫，由“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到惹得武帝說：“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到坐在他哥哥的上座，“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衛將軍·驃騎列傳》中，二人一進一退，先是“由此立驃騎日以親貴一比大將軍”，后來“自是以后，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這統統是應用上升律，作為全傳的結構的原理的。

第六、奇兵律

司馬遷在行文時，是像行軍一樣，有時往往用一支奇兵，使他的行程得到更愉快的效果。最明顯的是《平準書》中的卜式。“平淮”是攻擊當時的利興之臣和嚴刑峻法的，卜式就是司馬遷所設的奇兵。卜式在篇中時出時沒，司馬遷用他，以求殺敵致果。我們試看他先寫那些富商大賈，“財或累數萬，而不佐國家之急”，又寫“征發之士益鮮”，這里都已經把卜式埋伏下了。后來卜式正式出現，要“輸其家半助邊”，又要“父子死之”，以從軍越南；他主張治民如牧羊，把惡羊斥去，勿令敗群；他拜為齊王太傅時，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他被尊時，而天子下緡錢令；他相齊，而楊可告緡遍天下；此后，是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最后是借卜式的話，“烹弘羊，天乃雨，”而文字也就立刻收場。

同樣情形的是《魏其·武安列傳》中的籍福。叫武安讓魏其為丞相的是他，勸魏其兼容的也是他，代武安向魏其要田地的又是他，在灌夫使酒罵座時強按著灌夫的脖頸向武安謝罪的還是他，這也是司馬遷在行文時的一支奇兵呀。不過這回不是用他來攻擊了，卻是用他來點綴魏其、武安的結怨，仿佛是一個傳令兵一樣，讓全文的消息更靈通些。

在《伯夷列傳》中，是用孔子攜帶著顏淵，當了司馬遷的一支奇兵。其中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論詳矣。”如：“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如：“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這都是。但這回奇兵的用處又不是傳令了，卻是像哨探一樣，站在了幾個山頭上。”

第七、減輕律

這就是司馬遷在敘述很嚴重的事情的時候，卻有時會忽然出現輕松之筆，讓人的精神得到剎那間的解放，對他所說的故事會更集中注意的聽下去，同時也別有一種新鮮的趣味。例如《孔子世家》，本來先敘孔子的譜系，又敘他下生的年代，儼然是一個教主的降世似的，卻忽然說“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這輕松的筆調恰恰給那太嚴肅的空氣一種補償。又如《蕭相國世家》，本寫他處在忌主漢高祖的手下，時時提心吊膽，已經很緊張了，而在他被拜為相國時，一般人來賀，召平卻來吊，我們以為下面應該緊接召平的警告了吧，然而不，司馬遷卻寫道：“諸君皆賀，召平獨吊。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下面才寫“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這樣便像驚濤海浪之中，忽然出現了馴良的白鷗似的，叫人有一種暫時解放的快感。再如《淮南·衡山列傳》，淮南王要造反，伍被竭力諫阻，這也是十分緊張的局面，而伍被在諫詞中卻忽然講到徐福告訴秦始皇在海上遇仙的故事，說他“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李將軍列傳》，在寫他的命運蹭蹬之中，忽然敘到他“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都有這種作用。

同時我們可以注意的，就是司馬遷凡寫一個人的面貌性情時，決不在篇首，而是在敘過許多事情之后，揀一個適合的場合透露出來，可說毫無例外。我們略舉數例吧：

《項羽本紀》“籍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氣過人”，敘在項梁帶他偷看秦始皇渡浙江以后，而在他拔劍殺會稽守之前。

《孔子世家》“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敘在他當季氏史和司職吏之后，而在適周問禮之前。

《留侯世家》“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劃策臣，時時從漢王”，敘在他為高祖籠絡黥布、彭越、韓信之后，而在勸高祖不能聽酈食其立六國之前。

《絳侯·周勃世家》“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向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敘在他的許多軍功之后，而在誅諸呂之前。

《刺客列傳》：“荊軻雖游于酒人乎，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敘在漫游各地之后，而在會燕太子丹之前。

《魏其·武安列傳》“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于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敘在他當過太尉、拜過丞相之后，而在權移主上之前。

《李將軍列傳》“廣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陣，射闊狹以飲”，這也敘在他贖為庶人、拜為右北平太守之后，而在以郎中令攻匈奴之前。

《平津侯主父偃列傳》“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敘在公孫弘被汲黯數度庭詰之后，而在畏責請退之前。

《司馬相如列傳》“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敘在他使蜀之后，而在諫獵之前。

其他像《大宛列傳》中之敘張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汲鄭列傳》中之敘“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游俠列傳》中之敘郭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都是敘在中間的。

這種在文章的中間忽然敘出一個人的面貌性情的方法，也可以說是減輕律的一種應用，它有著一種調劑的效果，這固不特敘在適合的地位使人印象格外深，并恰滿足了讀者之要知其為人的興味而已。

這七種形式律則：統一律、內外諧和律、對照律、對稱律、上升律、奇兵律、減輕律，統統是司馬遷在他的藝術制作過程中的指導原理。其中除了對稱律是中國人的美感所特有，奇兵律和減輕律是司馬遷的藝術所獨具外，也可說是世界上任何藝術作品所共遵的律則。我們并不是說一個藝術家曉得了這些律則而后去制作，我們也無意要求任何藝術上的學徒來探尋方法于此，我們只是在客觀的事實之中而歸納出他——司馬遷或其他藝術天才——所無意間而采取的途徑而已。這像研究生物的行為一樣，生物未嘗為律則所支配，但生物學家卻可以發現那些可以統攝事實的律則而已。

（原載《國文月刊》第52期，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