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論古代和現代悲劇》

法國批評家圣·艾弗蒙的代表作，作于1672年。

這部論著以尊重現實，追隨時代的文藝觀加入當時的“古今之爭”，與布瓦洛的唯理主義相抗衡，顯示了具有進步意義的文藝主張。

首先，它強調要描寫常人、常事、常情、常理，這是衡量作品的一條準則。古代的男女諸神，雖然使舞臺上出現了一系列偉大而不尋常的事跡，在當時人的眼中也許并不感到驚訝， “但在今天，所有這些神奇事跡對于我們完全只是一種虛偽的故事而已。對我們說來，神是不存在了，對神說來，我們也是不存在了;”如果作家只是摹仿古人，在舞臺上引進天使和圣者，對那些虔誠的善男信女將是一種冒犯，對神明將是一種褻瀆，人們也不會從中獲取教益。因此， “我們需要的是偉大而又合乎人情的行動”， “我們應該使劇中主人公的行動既不超越人類行動的可能，又能以其不同尋常和高尚的品質而引起人們的贊賞。”在對常人的描寫過程中， “必須小心避免平庸，而在描寫偉大的事物時小心避免神話化”。艾弗蒙的這種主張顯然比布瓦洛那種崇尚理性、恪守永恒的法則要進步得多。

其次，書中批評了古代悲劇在舞臺上所造成的迷信和恐懼的氣氛， “這種恐懼曾大大挫傷人的勇氣”，使人們在恐懼面前坐而待斃。亞里士多德很明智，他看出了古代悲劇對雅典人的危害，企圖用一種“凈化”說去避免，但他自己也沒真正理解這種“凈化”辦法的

實質。作者認為，我們從舞臺上所感到的恐懼、憐憫， 應該是由懸慮、不安而產生的一種心理狀態，應該是對人物的關切所致，這樣就應該側重表現那些偉大人物經歷災難后所進行的哀悼，側重表現親切的人情，即使他引起了我們極大的同情，甚至為之掉下眼淚，然而卻使觀眾感到衷心的滿足。因此， “我希望伴隨這種憂郁的憐憫心情而來的是熱烈的贊賞，它在我們的靈魂中激起一種愛慕的渴望，要去仿效他。”艾弗蒙豐富了悲劇美學理論，對傳統的悲劇理論和創作思想，也是一個發展。

再次，書中強調要用描寫現實的“今”去對抗摹仿前人的“古”，勸說大家用常識去代替永恒的理性法則，顯示了作者積極進取的革新精神。艾弗蒙在他《論對古代作家的摹仿》一書中有一句名言：“荷馬的詩永遠會是杰作，但不能永遠是模范。”這話說得很深刻，既不能簡單否定前人，也不能把古人視為亙古不變的唯一的典范。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我們既不過分推崇古人，也不過份歧視當代”，因為每一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殊性，社會內容在發生變革，人的文化心理在變化，藝術創作只有反映時代的精神，才具有生命力。為了從古代的悲劇法則下解放出來，艾弗蒙重申了賀拉斯“寓教于樂”的審美主張，大膽地提出了他對悲劇任務的理解：“在悲劇中，我們追求的目標首先應該是完善地表現人類靈魂的偉大，這種偉大在我們內心激起一種溫情的贊賞。通過這種溫情的贊賞，我們的心智感到喜悅，我們的勇氣得到鼓舞，我們的靈魂受到了深深的感動。”書中對這種理論雖然未得展開論述，但不難看出，作者確是從審美對象和欣賞主體兩個方面去考察悲劇的創作和實現審美效應的途徑，使這種理論具有一定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