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文理說

清代章學誠的文藝美學觀點之一。他認為文章“立言之要，在于有物”，不能空談義理。而“有物”的關鍵又是“中有所見”： “古人著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見，初非好為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夸彩色已也”。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閎中，指作者的學識淵厚;肆外，則是文章的豐滿和充實。但是要真正達到“中有所得”， “理不虛立”，不但要“閎中”、 “學資博覽”，而且更要求“須兼閱歷”，即作文須有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依據(jù)。

他還進一步主張“文貴發(fā)明”，而且學習、發(fā)明等尤須是心有所得，不然， “不求心得而形跡取之，皆偽體矣”。因此，他論文或自己作文就頗重內容、 “志識”等，有敢于擺脫世俗陳見的意向。但是，文章在注重“理”， “志識”等內容時，形式仍然是不可偏廢的， “志識”和“辭色”猶如“乘者”和“舟車”的關系， “志識”是靈魂， “辭色”為形式和手段。而“志識”是“奮摩不已”地積累起來的，表現(xiàn)在文章中即成“氣”，成為打動讀者的一種內在力量。因此， “志識”又與真情實感有密切的關系。他指出： “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文章既然是要有自己的“心之所得”，要“發(fā)明”，就要“貴世用”，即有為而發(fā)，且有益于世。章氏文理說對作文者和文章內容及其功用的內在關系的認識，顯然是比那種學好古人就是一切、輕視經驗閱歷的觀點要辯證得多。而且，文理說是在清代煩瑣考證之風盛極一時的情勢下提出，就更其可貴，對糾正桐城派的因襲和空疏也不無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