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

蔡和森（1895—1931），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著名政治活動家。

【原文】

此次回湘所見所聞，較三年以前之湖南不同，現在的湖南已注意到社會革命基礎，這是各位同志努力所致。兄弟對于各位革命領袖，非常表示敬禮。現在革命發(fā)展，第一當注重的是農運問題；農運是整個革命根本問題。就歷史言，中國歷代政變，無不是由農民問題發(fā)生，如秦，如元，如明之滅亡，均是農民問題之影響。前清如太平天國，如義和團，均是農民運動之表現。誰能解決農民問題，誰即可以得天下。現在農民問題，較秦以來尤為重要。國民革命如不將此根本問題解決，證之歷史，可斷定不能成功。貴黨中央執(zhí)委會及湖南省政府省黨部對于農民問題已經制定出許多政策，不過實行起來，在貴黨及整個革命運動中將起分化，因右派分子、資產階級、地主，懼怕農運，心存破壞，此時若恐分化，即停止農運進行，與右派妥協。相信左派的革命領袖決不犧牲農民利益，而與右派妥協；因妥協即無異宣布全部政治的死刑。第二當注重者，革命的社會基礎。全民革命是一種理論，革命必于全社會中找到一個基礎，對于各方，自不能面面俱到。現在革命的社會基礎有兩方面：（一）農民；（二）資產者。國民黨保護資產者抑或保護農民，這個路的分歧，關系革命的成敗。孫總理、廖仲愷、汪精衛(wèi)各領袖均重農運；右派分子如蔣介石輩注重資產階級。農民階級與資產階級時有斗爭，革命愈進展，斗爭愈劇烈。貴黨左派領袖，應當注意這革命基礎。惟有占全國人民百分八十以上的農民是革命的中心軍隊。第三當注意同盟軍。革命基礎改建筑在農民上面，究以何種力量為同盟軍隊，此亦有二：一為資產階級，一為工人階級。右派代表資產階級，左派應選擇工人階級；因工人方是真正的同盟軍，資產階級是壓迫工農的，不能領導革命。第四注重者為革命武裝問題。現在受國民政府指揮之軍隊在四十軍以上，目下軍事雖然勝利，但軍隊非完全的武裝基礎，因軍事領袖隨時有向后轉之可能，彼可攜帶武裝加入，也可攜帶武裝遁逃，辛亥往事，可為殷鑒。根本問題在武裝農民起來。武漢政治會議與湖南省政府省黨部已籌備農民武裝，希望中央委員會與湖南省黨部在總理主張下充分使農民得到武裝，革命基礎方不致動搖。第五應注重的是革命中的經濟問題。革命不僅使政治變化，且要使經濟變化；不僅俄國社會革命須使經濟變化，即民主政治亦須注重此問題。法國革命，除改革政治后，亦推翻大地主與沒收反革命財產，民主革命方能成功。現在革命不僅在打倒軍閥與土豪劣紳，起政治上之變化，經濟方面，如第一點所說之農民問題，即土地問題，亦即吃飯問題，生活不能解決，革命斷難成功。解決經濟問題，即是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二十世紀為世界革命時期，即蘇俄社會革命時期。我們的民生主義，當然不能采私人資本方法，這無須多說。又財政問題亦為革命根本問題之一，現在財政成為最普遍、最困難問題，財政問題不是僅言整理可以解決。廣東財政整理后每月收入增至一千余萬，不過開源節(jié)流潔除積弊之技術問題。財政為革命基礎，法國革命，國家沒收僧侶及外人財產并收殷戶捐與發(fā)公債，因此法國革命全國農民均踴躍參加，因財有來源，非取于苛捐雜稅之故。此次中央會議及湖南新政綱雖有決定，尚屬萌芽，希望全國領袖對于財政政策具體規(guī)定，不僅積極的清源節(jié)流，并須籌備大宗的收入，又不加重一般人民的負擔，以為革命基礎。又理論問題，亦當注重。左派分子認為中國革命或湖南已經成功，其實尚在開始時期，左派分子要達到三民主義，發(fā)展工農運動，右派即謂為破壞革命，不知農民要求減租，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是無辦法中之辦法。右派理論謂國民革命不是社會革命，是三民主義的革命；工農運動是共產黨做的，非三民主義之所應做的。如此立論，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分而為二，以為要三民主義成功，即須打倒共產主義；打倒共產主義，即須破壞農工運動；不知要國民革命成功，須扶助農工，基礎方能鞏固。要扶助農工，即須與共產黨合作。且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其結果即是共產主義。如須包括資本主義，應為四民主義。如謂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同，則須除去民生主義，應為二民主義。希望各同志擁護總理遺下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以糾正右派理論。觀于總理與列寧可以合作，可以斷定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僅現在即將來亦可合作。

（選自《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賞析】

蔡和森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和政治家，他在《革命的根本問題》的演講中，對革命形勢和革命對策的分析是非常具有現實和歷史意義的，到了今天，對于我國的建設發(fā)展仍然具有借鑒價值。在這次演講中，蔡和森指出革命的根本問題即農民問題，在論述這一觀點時，他列舉了我國歷史上因為忽略和沒有解決好農民問題而丟了江山的王朝的例子。接下來的論述中，他又指出革命要注意社會基礎問題，社會基礎一為農民，二為資產者，三為同盟軍，通過分析得出了中國革命要想取得勝利一定要以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作為基礎，以工人為同盟軍的結論；此外，蔡和森還論述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和財政問題的重要性，最后，告誡國民黨要與共產黨合作，要注重總理囑托的民生問題，并作出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僅現在而且將來亦可合作的論斷。

蔡和森的演講所表現出來的革命思想和策略恰是與國民黨所奉行的策略大相徑庭的，國民黨也并未聽取蔡和森的忠告，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上的合作也并未長久。蔡和森的這番演講具有非常強的理論意義和警示意味，體現了其敏銳的政治眼光和高瞻遠矚的預見能力。該演講語言通俗易懂，條理分明，內涵豐富，思想深刻，主題鮮明，今天讀來依然使人深深為其理論和論辯的力量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