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無理而妙

藝術審美的特殊規律。語出清詞論家賀裳《皺水軒詞筌》： “唐李益詩曰：‘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子野《一叢花》末句云： ‘沉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此皆無理而妙”。

藝術反映生活要遵循事物客觀規律與客觀形態，這在中國古典美學中就體現為藝術之“理”。劉勰最早提出“精理為文”的主張。唐宋以后， “理”在藝術表現中被提到相當高的地位，這是因為藝術被當作了“文以載道”的工具。宋曾鞏就提出“道法事理”說，反對專務辭章。但到南宋，葉適在同理學和心學的斗爭中，提出物的“理、情”說，認為藝術不僅有“理”，還須有情。這對恢復先秦，魏晉時期的主“情”論傳統是有歷史功績的。清葉燮繼承了葉適的思想，提出“理、事、情”這一組范疇來規定藝術表現的對象，這是對傳統的“唯理”論的有力反撥。清賀裳進一步認為藝術表現“理”，可以為藝術;表現的“無理”也可以為藝術，而且可以達到“妙”的境地。“妙”是中國古典美學獨有的范疇。從某種意義上說， “妙”在中國美學史上的影響要超過“美”字。 “妙”首見《老子》，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雖然老子、莊子以及《易傳》都談及“妙”字，但并不完全具有審美的意義。“妙”真正成為審美范疇，是魏晉時期的事。南朝畫家謝赫說： “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厭膏腴，可謂微妙也。”宋姜夔說： “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朱自清說： “魏、晉以來，老莊之學大盛，特別是莊學;士大夫對于生活和藝術的欣賞與批評也在長足的發展。清談家也就是雅人，要求的正是那‘妙’。后來又加上佛教哲學，更強調了那‘虛無’的風氣。于是乎眾妙層出不窮。”“妙”在老子那里是與“徼” (邊也，即有界線)相對應的。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妙”生于“道”。它體現著“道”的無限性。莊子說：“道法自然”。所以“妙”也出于自然，又超越自然。在藝術中，“妙”體現為超然物象，達意傳神的境界。

在藝術審美過程中，人們對藝術的希望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嚴密的推理、合理的判斷，用邏輯思維的方式訴諸人的理智，對客觀世界作以說明，而要求審美主體用獨特的藝術感受，飽含著激情，不能為生活事實和科學常識所限制、有些人恰恰不懂這一點，而對一些“無理而妙”的藝術品進行無端的指摘。唐代詩人李白在《秋浦歌》(十五)中寫道： “白發三十丈，緣愁似個長。不知明鏡里，何處得秋霜”。宋嚴有翼在《詩人玉屑》中對此批評說： “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魯迅恰恰看到了藝術自身的特點，認為：“詩歌不能憑仗了哲學和智力來認識，所以感情已經冰結的思想家，即對于詩人往往有謬誤的判斷和隔膜的揶揄。”

肯定藝術審美的“無理而妙”，并不是說所有的藝術品愈是“無理”則愈“妙”，實際上，進入藝術表現領域，更多的還是既合情又合理的“有理而妙。”所以“無理”的藝術品不一定全“妙”，“妙”的藝術品不一定完全“無理”。在審美實踐中，無論“有理”還是“無理”，只要合于藝術規律，就能達到藝術審美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