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自傳

自傳有寫成數千字或數萬字者，亦有寫成數十萬字或一百萬字——不論長短，總以自己為題，簡述或詳述自己的往事，一生的經歷，一生的言行。我以為寫自傳的目的，當在教導后人，不在“表揚”自己。我的私見，閱眾以為然否？

倘然寫自傳的目的，必在教導后人，那末，年輕無經驗可言者，不必寫自傳；年老而言不正，行不端者，亦不必寫自傳。他們當然也有“教導”后人的權力，但是，他們的著作，不可采用自傳的形式。除了自傳之外，小說，劇本，詩歌，論說，……都能用以啟發閱讀者的心思——指導閱讀者脫離迷途，或引導閱讀者走入正途。

行世的自傳，甚多甚多；例如，美洲人樊克令的《自傳》，黑種人華盛頓的《從奴隸而上展》。這兩種自傳，學校常常用作教本。他們受得這種榮譽，小半是因為文字的簡潔，大半是因為內容的有益。樊克令由學徒而大使，由粗識文字而“著作等身”，由“腰無半文”而生活優裕——他的言行，還不配做后人的榜樣么？那個黑人，那位黑偉人，幼時連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后來著名的大學，也肯贈送他博士學位。他的努力，他的耐勞忍苦，——件件是大眾的模范，件件事情大眾都喜歡知道。他的姓——華盛頓，他的名字——仆克，是進學校時隨便瞎說的，隨便杜撰的。

除了樊克令的《自傳》及《從奴隸而上展》，另外還有兩本極著名的自傳：（一）盧騷的《懺悔》,（二）赫里斯的《我的生活與我的戀愛》。這兩本雖極著名，然而沒有人當教科書用。盧氏的書是半禁的，赫氏的書是全禁的。兩書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細講著者的婚外行為——玩弄對性。它們還沒有消滅的緣故，因為人皆好奇，想要看看著者怎樣老臉，不怕羞恥，并不希望效學著者的行為。盧氏赫氏，固然也提到學問，提到游歷等等，并且兩人的文字也極暢達。但是優雅被惡濁遮著了。閱讀盧赫兩氏書者，斷然注意不到他們的道德。閱讀盧赫兩氏書者，總是搖頭，總是暗笑。

我用盡心思寫成一本很忠實的自傳，別人看的時候，不是搖頭，就是暗笑——我何必做這種工作呢？倘然我有閑暇，倘然我愿意做文字工作，我可以編一本劇本，或者寫一本小說，或者做幾首歪詩。我雖然是一個“諸惡畢備”的人，倒可以不受人譏；因為我用筆名，閱者不能知道我的真姓真名。

上文所謂“我”者，不是真的我呀！那“我”字指過去及未來的諸惡必備者，即精于文字而缺乏道德的人，亦即吾國所稱無行的文人。

無行的文人，還有不道德的故事可講，還有無行的事實可以引人注意。倘然有文而文不雅，有行而行不高——這種平凡的人，更不必寫自傳。為什么呢？因為你的經歷，你的學問，你的一切，與我的相差不多。除了出生的年月，父母的姓氏，所居的地點，你的自傳與我的自傳，有何分別呢？這一類的自傳，大圖書館的書柜中，常常可以發見。

所以，我們于寫自傳之前，非先問自己幾個問題不可：（一）我是不是聲譽卓著，大眾欽佩的人？（二）我一生所作所為，對于國家，對于人民，有何實益？（三）除了我的至親好友及子孫之外，我所作所為者，別人是否不可不知？別人是否急于求知？（四）我所要寫的事，是否確切可靠？可否不欺閱者？

倘然自己的回答，全屬肯定，那末自傳可以開始了。那本自傳告成之后，決然可以傳世，或者采作教材用，亦未可知。普普通通的自傳，決然不能感人，決然不能傳世；至多甲等圖書館購藏而已，“置之高閣”而已。

街上的行人，來來往往的，竟日不停，真是不少。然而他們非獨彼此不招呼，即閑蕩而專倚柜臺的店員亦不注意。大官吏出來的時候，雖然緊密地戒嚴，仍有竊看之人——或在窗角，或在門縫。借此可喻一切自傳。行路人是無關緊要的自傳，大官吏是有益于世的自傳。

或者問道：“像盧赫兩氏的自傳，我們拿什么來比呀？”

我答道：“他們可比紅妓。倘然行人或者店員知道在馬路中經過的是一個紅妓，我想行人一定駐足，店員一定注目。”

最末，讓我來做一首歪詩，以為結束：

確有天才者，

應該寫自傳。

平凡無特識，

何必丟顏面。

原載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文友》第三卷第七期